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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拉丁美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发展
2020年01月25日 10:48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江时学 刘建华 字号

内容摘要: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我国拉美研究学科日臻完善,对拉美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新的高度,对国际政治学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江时学教授长期从事拉丁美洲研究,著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拉美发展前景预测》《拉美发展模式研究》和《金融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等。一、中国拉美研究的缘起与发展刘建华(以下简称“刘”):作为国际问题研究或区域和国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拉美研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三、中国拉美研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刘:我国学者在研究拉美时主要关注哪些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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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我国拉美研究学科日臻完善,对拉美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新的高度,对国际政治学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与国际学术界相比,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需求相比,我国拉美研究还有大力改进的余地。那么,我国拉美研究的发展进程如何,取得了哪些成就,国外的拉美研究的现状如何?中国的拉美研究面临哪些挑战?发展前景如何?为此,《国际政治研究》特邀澳门城市大学葡萄牙语国家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刘建华对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江时学就上述问题进行采访。江时学教授长期从事拉丁美洲研究,著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拉美发展前景预测》《拉美发展模式研究》和《金融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等。

  一、中国拉美研究的缘起与发展

  刘建华(以下简称“刘”):作为国际问题研究或区域和国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拉美研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江时学(以下简称“江”):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报纸和大众刊物有时也发表一些关于拉美的文章,但那些文章很难说是学术研究成果。

  1959年古巴革命的成功使世界上的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欢欣鼓舞。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一些老同志回忆,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指着世界地图上的拉美和非洲两个地区,对周恩来说,我们对这两个地区所知甚少,应该加强研究。于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于1961年7月4日成立拉丁美洲研究所。1964年,该研究所纳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下简称“中联部”),成为党中央下属部门的一个智库。此外,古巴革命后,我国高校也开始重视拉美研究。例如,一些高校招收了拉美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编写了拉美史方面的教材。时至今日,中国人民大学李春辉教授在1983年出版的《拉丁美洲史稿》(上下册)依然在中国学术界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文革期间,中国的学术研究基本中断,拉美研究也难逃厄运。1964年成立的南开大学拉丁美洲史研究室随南开大学“关门”而停止运转。中联部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大多数研究人员去了“五七干校”,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直到1976年4月,该研究所才开始全面恢复工作。

  1979年,中联部拉丁美洲研究所开始出版季刊《拉丁美洲丛刊》(1982年改名为双月刊《拉丁美洲研究》)。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研究拉美的学术刊物,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用中文出版的拉美研究期刊,为推动中国的拉美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4年8月25-29日,在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新时代和新阶段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即“六个要”),其中之一就是“要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在国际事务中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正义要求和合理主张”。自那时起,中拉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政治上,中国与拉美国家的高层往来开始增多,政党外交全面展开。在经济上,双边贸易快速增长,中国在拉美的投资也不断扩大。此外,人文交流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中国甚至在2008年和2016年发表了两个《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随着中拉关系的发展,中国学者对拉美的研究也在稳步推进。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高校的拉美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6月,中国的高校已建立了约60个拉美研究中心。

  刘:我国的拉美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

  江:拉美研究是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将20世纪60年代当作我国拉美研究学科的起端,那么,迄今为止,这一学科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就此而言,我国的拉美研究不能被说成是一门新兴学科。

  我认为,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拉美研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拉美研究学科仅仅关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广义的拉美研究包括与拉美有关的所有领域,如政治、经济、外交、历史、社会、文化、文学、民族、教育、地理、音乐和舞蹈的研究,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拉美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和进步:

  一是紧跟拉美形势的发展。这一特点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需要。众所周知,我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不断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对拉美形势的变化做出快速反应;二是获取信息的手段越来越便捷。如在二三十年前,即电脑和互联网进入学术领域之前,资料来源主要是新华社出版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从国外进口的学术期刊、专著为数不多,而且在时间上经常滞后。现在,互联网资料唾手可得,从国外进口的外文文献(包括纸质书籍和纸质杂志以及电子书和电子杂志)越来越多,而且很快。

  二是为中国外交政策提供学术支撑的主观能动性和能力在增强。一方面,我国外交部门对学术界(包括研究机构和智库)的研究成果需求强烈;另一方面,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为了向国家建言献策,同时也为了在激烈的学术竞争中胜出,绝大多数学者很愿意撰写直接为外交决策服务的研究报告。

  三是学术机构与企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中拉关系的动力是经贸关系。中国企业在进入拉美市场以前,很希望了解那里的投资环境和市场条件,以规避多种多样的“国家风险”。这就为学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和用武之地。

  四是拉美研究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往日益频繁。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既有市场开放,也有学术领域的开放。除邀请拉美学者和其他国家的拉美研究者来访外,出国进修、参加国际会议或实地考察的中国学者也越来越多。这种双向交流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此外,大量外国专著被译成中文。据有学者统计,除十卷本《剑桥拉丁美洲史》以外,还有约100多本关于拉美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历史和文化等专著被译成中文。毫无疑问,这些译著对推动中国的拉美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是学者为公众提供了大量关于拉美的知识。公众获得国际知识的途径大多来自媒体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前者是时事新闻,后者则凝聚了学者的思考和分析,因而能使公众获得更多的信息和知识。毫无疑问,每当大洋彼岸的拉美发生重大事件,中国的拉美研究学者都会在第一时间进行解读或做出评论。 

  刘:21世纪以来,中国的拉美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

  江:如同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其他学者,我国拉美研究领域的学者在确定其研究课题时,常常考虑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各种类型的课题指南;二是个人的学术兴趣。这两个因素决定了选题的广泛性、多样性、时效性和实用性。研究重点涵盖拉美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领域。

  以1999年查韦斯就任委内瑞拉总统为标志,拉美左派东山再起,成为拉美政治舞台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我国学术界对拉美左翼及其推崇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大量成果问世。在这些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澄主编的《拉美左翼和社会主义理论》。该书介绍了拉美左翼和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及其发展进程,探讨了圣保罗论坛、世界社会论坛、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厄瓜多尔的“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的“社群社会主义”和巴西的“劳工社会主义”产生的背景、内涵及实践的效果,以及近年来拉美政治生态的新趋势。

  在拉美政治研究方面,代表性成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张凡的《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一书。该书选择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近30年间拉美政治生活中最为突出的若干问题,以民主化进程的启动、进展、挫折和困境分析为主线,深入探讨政治发展(从现代化到民主化)、民主质量(民主化的进展与难题)、政治权力分配模式(法团主义与新民众主义)、可治理性(非正式制度与政治文化)、政治结构(国家、政党与其他政治行为体)、政治制度(总统制安排)、左派(政治钟摆与左派崛起)和经济改革(改革的政治分析)等问题。

  中国与拉美相距遥远,但中国学者不忘从拉美的发展中总结其经验教训。例如,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应对的重大问题。拉美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痛苦的教训。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袁东振主编的《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问题研究》,以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拉美国家在治理国家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形成这一问题的历史条件、表现形式及其危害性。该书认为,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可治理性”问题。这一问题不仅表现在体制方面,而且还与制度设计、政策的制定、执政能力、公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等因素息息相关。

  拉美经济研究是我国拉美研究学者感兴趣的一个重要领域。国家图书馆的“问津”搜索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共出版了十多本论述拉美经济的专著。在这些专著中,有的论述拉美经济概况,有的分析拉美经济中的某一领域;有的是各类课题的最终成果,有的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和增加内容后形成的专著。毫无疑问,这些研究代表了中国学者研究拉美经济的水平。

  中国学者对拉美社会问题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为数不少的成果中,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苏振兴主编的《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该书考察了20世纪中叶至21世纪初期拉美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一系列问题,如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发展模式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教育事业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劳动力市场与就业政策的演变、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来龙去脉以及社会治安不断恶化的根源。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4年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以后,随着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研究中拉关系的学者越来越多。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中拉关系以外,许多学者还对中拉经贸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应该注意到,我国对中拉关系的研究正在从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而谈向精细化的部门合作过渡。例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郭洁的《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农业合作》一书从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出发,分析了中拉农业贸易关系、中国在拉美的农业投资、中拉农业科技合作等领域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进一步推动中拉农业合作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政策建议。

  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贺双荣主编的《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以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为背景,以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和拉美国家内政外交的变化为断代标志,将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关系的发展历程分成七个阶段,并归纳了各阶段的特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沙丁等学者合著的《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相比,本书使用了更多的档案资料,并将时间段延长到2014年。

  历史是永恒的,历史研究也是永恒的。一方面,中国的拉美研究是从拉美史研究起步的;另一方面,李春辉的《拉丁美洲史稿》在1983年再版后,由于大量史料被发现,重新修正了一些内容。因此,中国学者有必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撰写一本体现国内外拉美史学界最新学术成就的专著,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林被甸、董经胜的《拉丁美洲史》。该书将拉美史分为五个时期:古代时期、殖民统治时期、早期发展时期、探索自主性发展道路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的调整和改革时期。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曾昭耀所说的那样,这一划分将现代化视为拉美独立后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外史学界单纯以独立运动和五大革命为拉美近现代史的主线的做法。 

  刘:您如何评价我国拉美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江:拉美始终被美国视为其“后院”。因此,美国的拉美研究起步早,研究人员多,研究成果也很多,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很大。但是,我国拉美研究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打破美国学者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利于丰富全球范围内拉美研究的多样性,当然也是有利于国际学术界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尤其在中拉关系等研究领域,中国学者的观点和成果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甚至美国学者也在关注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例如,许多中国学者曾应邀赴美参加有关中拉关系的研讨会或在国外发表论文和文章,以中国视角诠释中国对拉美的政策,驳斥美国学者的一些错误观点。我自己做的一件事情或许能说明这一点。

  2004年11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巴西国会发表了题为?携手共创中拉友好新局面?的重要演讲。他说,通过中拉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拉关系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实现三个目标:政治上相互支持,成为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经济上优势互补,成为在新的起点上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文化上密切交流,成为不同文明积极对话的典范。在谈到经贸合作这一目标时,胡锦涛主席说:“双方采取积极行动,争取双边贸易额在现有基础上到2010年再翻一番半,突破1000亿美元,同时力争在投资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实现总量翻番,相互成为更重要的投资对象。”胡锦涛主席的这一讲话在中国外交部的网站、新华网和人民网等网站上都能找到。然而,就在他演讲结束后不久,一些国际媒体就错误地做出这样报道:至2010年,中国在拉美的投资要达到1000亿美元。也就是说,这些记者错误地把10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说成是中国在拉美的投资额。

  我无法查证哪个外国记者在何时发出这个错误报道,但这个错误报道的传播范围很广,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很大。为了避免讹传讹,我利用在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或为国外写文章的机会,纠正这一错误。2007年冬,我应邀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采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的两位学者里奥登·罗伊特和瓜达鲁佩·帕斯主编的《中国进入西半球;对拉美和美国的影响》一书撰写一章。我在文章中写道,“胡锦涛主席在巴西国会的演讲中没有承诺要在2010年以前向拉美投资1000亿美元。他说的1000亿美元是指中拉双边贸易额,不是投资额。”

  该书是在2008年4月出版的,是国际上较早论述中拉关系的一本专著,因而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力。该书出版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2008年4月30日为该书举办讨论会。该智库的东北亚研究项目主任卜睿哲在评论该书时说:“我们能从本书中学到一些知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胡锦涛主席在2004年访问巴西时许诺的在拉美投资1000亿美元这一令人好奇的数据。一些严肃的学者也多次重复地引用胡锦涛主席说的这个数字。有些观察家甚至据此而把中国描绘成掠夺者的形象。其他一些分析人士(包括本书的一些作者)指出,中国在拉美的投资步履缓慢,因此中国可能会食言。但江时学在本书中明确地写道,这个1000亿美元不是投资额,而是预计要在2010年达到的双边贸易额,即增长2.5倍。就投资而言,仅仅是总量翻番。所以说,我们要感谢江时学纠正了这一巨大的误解。”

  2009年初,我应邀为美国的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撰写一篇关于中国与巴西关系的文章。我在这一文章中说:“有些巴西人对中国在拉美的投资感到失望。他们认为,北京的许诺是‘烟多火少’,因为他们认为胡锦涛主席在2004年11月访问巴西时曾表示要在拉美投资1000亿美元。其实,胡锦涛主席说的1000亿美元是中拉贸易额,而非投资额。”

  詹姆斯敦基金会在国际上也是有一定声望的,因此,我的文章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例如,一个名叫“中非关系的真实故事”的网站在2010年1月18日发表了网民戴勃拉·布劳蒂盖姆的一个帖子。这个网民说:“本周我发现,网上有一个关于中国接触拉美的不正确的消息: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在巴西国会发表演说时表示,中国要在未来几年中向拉美投资1000亿美元。天哪,这一数字太大了,我心里在想。于是我在谷歌上搜索了一下,发现有数十个关于这一所谓许诺的条目。然后,我在中国的英文网站上进行了核实。《中国日报》刊载了胡锦涛讲话的全文。从中可以看到,胡锦涛承诺的是把中拉贸易扩大到1000亿美元,而非投资额。甚至美国国会的研究服务部也在其一个报告中引用了这一投资1000亿美元的数据。美国国会山上居然也流传着这样的‘事实’,难怪美国(担心中国)的警铃会出声。”在这个帖子的评论栏目中,我看到了一个名叫凯瑟琳的网民在2010年5月21日发表的评论:“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你会高兴地看到江时学发表在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的文章,题为‘大熊猫拥抱大嘴鸟:中国与巴西的关系’。他在这篇文章中纠正了这一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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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江时学 刘建华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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