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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中庸”的“时中”境域 ——兼评当代新儒家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条路径
2020年01月25日 10:04 来源:《哲学研究》2019年第9期 作者:何光顺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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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代新儒家存在着心性儒学重良知本体与政治儒学重王道仁政的分歧,但都较少关注孔子“中庸”的“时中”维度。实际上,孔子“中庸”的“时中”思想正是中国先秦儒家本原文化对世界思想史的独特贡献,它所蕴含的从“慎独”到“群治”的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平衡,构成了对于当代西方个人主义和党派政治所存弊端的纠偏。孔子“中庸”之“时中”至少具有这样几个维度:一是“时”与“位”相称的“正名”;二是“时”与“学”相契的“好学”;三是“时”与“教”相合的“教化”;四是“时”与“权”结合的“权变”。从这几个角度切入,可望打通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路,解决当代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分歧,并令孔子的“中庸”思想在当代思想世界重新焕发光彩。

  关键词:孔子;中庸;时中;心性儒学;政治儒学

 

  20世纪以来,当代新儒家对于孔子“中庸”思想的理解,有着看重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条不同路径的分歧,“中庸”究竟只能成为致良知的心体和性体哲学,还是可以成为落脚于当前中国现实政治并推动政治改革的政治儒学?在笔者看来,这种分歧的产生,主要在于当代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都有各落一偏的“过”或“不及”的弊端,都未能充分揭显孔子“中庸”之“时中”打通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贯通性维度。从现存儒家文献来看,孔子的“中庸”思想最早见诸《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礼记·中庸》则明确提出了孔子“中庸”思想的“时中”维度:“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放肆而无忌惮也”。何谓“时中”?何谓“中庸”?为何《中庸》会以“时中”释“中庸”?皇侃《论语》疏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都将“庸”解释为“用”,郑玄注又释“庸”为“常”:“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意为恒常之道寓于生活日用之中。故“中庸”所寓的“恒”“常”义就不是指先验静态的绝对本体,而是动态变化的百姓日用和天地四时常态,而这就需要把握“时”,“时”有“时变”义,“变”是“时”之义的核心。此“庸常-时变”思想也有为先秦道家所把握。(参见何光顺,第67-76页)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注重庸常之恒体与时用之变易结合的思想还有着易学的渊源,此即《易传》学者阐释《易经》时所论述的“常”与“变”的关联:“《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中”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zhōng)”之义,又有“发而皆中节”情感所发合乎道义和礼节的“中”(zhòng)义,这发而合节的“中”也是“和”。故“中庸”之“时中”就是指君子知仁道寓于时变之理,故其所言所行皆合于仁道,因顺时变,能在日用伦常与政治事功中践行仁道而用之为常,故能最终实现和谐。这样,从“时中”角度阐发“中庸”,孔子中庸之道的内在学理和现实价值便得到重新发现。依此,也有助于解决当代新儒家关于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分歧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当代新儒家对“中庸”之“时中”的遮蔽

  近代以来,孔子“中庸”思想常常被批评为一种庸人的和事佬哲学,而遮蔽了其“时中”精神内含的尊德性又尚时变的双重品质。20世纪,以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的新儒家也是从尊德性的“建本立极”(熊十力,第275页)或“本心仁体”(牟宗三,第320页)角度重建心性儒学,强调以心体、性体、良知为基础来建构现代政治的本原性文化根基,却忽略了“中庸”之“时中”重变革的政治实践维度。20世纪末叶以来,以蒋庆等为代表的新儒家政治儒学,开始强调从“内圣”到“新外王”的政治实践,他们批评海外儒家心性学派只注重内圣的路径,提出要重建儒教政权,重振政治儒学。(参见蒋庆,第80-90页)但政治儒学派的“用”只是“执”于“道体”而未知“时变”,他们多否定现代政治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概念,强调儒学礼乐政治的等级与圣王路线,这同样遮蔽了“中庸”之“时中”的变革精神,因此,难于将现代政治的自由民主精神纳入孔子中庸哲学,从而被看作政治保守派,造成本原儒学精神的窄陋化。

  对于“中庸”之“时中”的集体遗忘,就成为新儒家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两派学者难以走出困境的根源所在。要打破新儒家“不及”或“过”的偏弊,我们有必要从“时中”的角度重新发现“中庸”,方可为孔子儒学做出辩护。对此,也有学者从两希、华夏、印度能觉悟到“绝对”和普遍性而自觉承担普遍性使命的世界四大本原文化角度,肯定了孔子儒学的历史贡献。(参见黄裕生,2016年,第22页)这种自觉,可具体化为孔子儒学尊德性的内圣向度,此已为世人所熟悉。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从“内圣”的德性本体向“外王”的政治实践发展的道路,是否也同样契合现代政治理念或实践?在笔者看来,儒家外王政治实践最重要的是“群”的政治哲学,就是能以道义(恒、常)协和人际关系(中、正、和),在当代政治学中,“群”可被看作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强调自组织的结社政治,君子必“群居切磋”“共与适道”。这样,我们就看到,“群”政治哲学既有当代政党政治哲学的集体性和组织性力量,又避免其体制化和僵硬化弊端。“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表明君子同样要结社合众;君子之群,就是既要捍卫民众权益和公共利益,又要避免立场和利益固化,这无疑为避免现代政党政治的弊端以为当代中国政治实践找到新途,提供了可能。

  当然,也必须承认,秦汉以后,儒家礼法被动地沦为皇权的工具,但孔子致力于恢复以分封制为基础、以权力制衡为原则的西周贵族礼乐制度,这毕竟不同于以郡县官僚制为基础、以权力集中为原则的秦汉以后的皇权专制制度。在当代政治中,先秦儒家伦理哲学强调君子“慎独”的内圣修身路线不但应得到重视,而且其强调君子“群治”的外王政治实践,同样应得到贯彻。慎独与群治结合,就是“中庸”思想因时制宜以开启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介入公共空间的现代政治之维,它将有助于中国现代从政者承担伦理责任和保障政治良性运作。在孔子等先秦儒者看来,君子具有内在觉悟和独立思考并承担行动后果的能力,他的道德涵养与实际政治才干相辅相成,重视内在自律(道)与外在他律(法)的平衡,而这就构成君子为政的三重要素:君子(主体承担者)、仁道(人生信仰和政治信仰)、礼仪(法则规范)。这三重规定既有助于阻止后世君主政治因缺乏法则约束所导致的暴政的危险,也能最大限度避免当代民主政治因缺乏主体资格保证而被狂热大众所绑架的弊端。

  因此,儒家“中庸”思想的“礼治”外王路线,固然承认现实人伦秩序的等级结构,但在“仁道”的内圣路线中却先在地肯定人的精神自主性、独立性与平等性。人具有内在觉悟的自由独立平等人格,与外在礼的实际等级结构并不构成矛盾。现代法治并不保障人的事实平等,而是保障人在不同位置(等级)上的权利和义务对等,这与儒家“中庸”思想注重“用中得时”的“仁道”寓于“时变”的思想是相通的。儒家这种从伦理哲学到政治哲学的内圣外王路线,不但不排斥现代民主政治和自由人格,反而需要借助现代政治的充分实践来发展中庸思想中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的存在论和方法论维度,从而让儒家开显出其现代意义与世界价值。下面将依次展开“中庸”所蕴含的诸种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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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何光顺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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