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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现代国际体系的演化
2020年01月24日 09:53 来源:《国际政治》2019年08期 作者:尚会鹏 字号
关键词:国际政治理论;国际体系;和平;战争演化

内容摘要:“国际”是人类相互作用的一个层次,国际体系也像社会体系一样有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近代条约体系带有西方文明的烙印,可视为以保障个人权利、限制国家权力为特点的西欧国内民主政治制度在国际层面的延伸。该体系体现的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原则是人类在国际层次出现的类似生物基因突变性质的重要变化。基于这一原则产生的民族国家平等、国家间战争规则的制定及对破坏条约的国家实行集体制裁等,不仅对战争产生了深刻影响,也规定了现代国际体系的基本性质。现代国际体系中限制战争的理念和制度设计是人类在国际层次演化出的文明成就。这一基本演化方向被逆转的可能性不大,相反,由技术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等证据表明,当今国际体系已演化到一个新阶段,即大规模战争受到更多限制,其发生的可能性更小。

关键词:国际政治理论;国际体系;和平;战争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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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70余年间人类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这是从条约体系演化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在制约战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一个最有力证明。“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军事大国之间再未交战,而之前600年间西欧国家每年爆发两次新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每10万人中就有300人死亡,朝鲜战争战中是每10万人中有将近30人死亡,越战中是每10万人中10多人死亡,20世纪70-80年代,这个数字下降到个位数,而21世纪则不到1人。”(16)尽管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但战后国际体系仍不完善。这个体系仍是实力和利益原则起作用的体系,国际体系很多深层次问题仍没有解决。联合国虽然建立了集体安全制度,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大国出于自身利益,难以做出一致决议,大国为了争夺霸权仍常常牺牲小国的利益,以至于该机制常常几近丧失功能。此外,仍存在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对国家行为体的规范力量不强等问题。所以在战后国际体系下,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但地区性、小规模的战争仍频繁发生,如50-70年代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五次中东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三次战争、80年代初的苏联、阿富汗战争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标志,国际体系出现了一些新特点。(17)经济全球化受经济规律的支配,贸易活动和资本的流动促进了世界范围的分工,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卷入到分工体制中。这本身是条约体系下政治经济制度的逻辑结果。同时,经济全球化受到技术的强劲推动,而技术的巨大进步将人类三大类游戏(权力游戏、财富游戏和心智游戏)全部卷入到国际层次,形成了三大类网络,即以地区性国家集团的大量出现和国际组织的大量增加为特点的国家间关系网络,以贸易的巨大增长和国家间资本、(18)技术的频繁流动为特点的世界贸易网络,以及以互联网和移动设备所带来的海量信息在行为体之间的快速即时流动为特点的信息网络。(19)这三大网络系统正在把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改变着现代国际体系赖以存在的政治经济结构,构成人类在国际层次一种新的演化环境。新环境的最明显特点是:国际层次的“社会性”更强了,国外与国内的界限已趋于模糊,世界出现了以行为体的广泛联结、深度互动和某种“共同体意识”为特点的“共同体化”倾向。所谓“全球化”“命运共同体”“全球家园”“地球村”等都是对这一特点的描述。应当说国际层次出现的新演化环境还没有诱发类似现代国际体系出现的那样带有“基因”突变性质的变化,国际体系的新特点仍可视为该体系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但是,世界体系在向一个新阶段演化,这个新阶段更有利于避免大规模战争,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不安全和不确定因素,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国家行为体之间“强联结”特点使行为体“他助”和“互助”的可能性增大,这进一步降低了国际体系的自助性质和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流动使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置于强相互依赖的体系中,使国际成为一个“强联结”互动系统。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国家行为体,其互动模式也发生了改变:行为体的自组织性提高。在“弱联结”时代,社会之所以需要政府,是因为社会需要通过组织机构(包括政府)获得大众自身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如法律、秩序、公共服务等),而当行为体处在“强联结”结构时,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增强,公共产品的获得更容易,政府等社会组织的一些功能便会减弱或消解。例如,网络中的“群”无须通过传统市场或社会组织,而仅通过互联网本身就能实现行为体互动和提供某些公共产品。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国际社会。由于政府和组织的功能可由提高了自组织性的系统所替代,因此,世界结构在变得更加“无政府”的同时,行为体的“他助”和“互助”的可能性反倒会增大,世界的有序性反而会提高。此外,当公共产品变得较容易获取时,国家生存安全的途径和方法会增多,国家行为体对冲突和战争的态度会更趋谨慎。虽然“强联结”结构并不一定减少行为体之间的冲突(有证据表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反而会增加摩擦),但一定会使大规模战争的成本增加,因为当行为体处在相互投资、贸易额巨大、经济和人员来往密切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状态时,任何战争都不可能有绝对的赢家,发动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和代价都会大大高于其可能的收益。“强联结”状态还使行为体的选择增多,使国家之间由较大幅度的动作转向繁复的“微协调”的可能性增加。相互了解的增加有助于在潜在冲突国家之间普遍建立危机预防和危机管控机制。这些都能减弱“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的作用。

  第二,各国实质性互动的增加使国际的“社会性”进一步提高,各种国际组织和条约对规范国家行为体和限制战争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今日国际体系已演化出包括联合国、国际经济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评级机构)、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从欧盟到东盟的各种区域性组织,(20)制定了密如蛛网的国际条约、规范和价值系统,使得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家之间权力行使受到较大程度的限制。在世界各大国协调下建立的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机制、联合国维和机制、核军备控制机制等在更有效地发挥着抑制大规模战争的作用,以至于在国家间开始形成某种不同于传统政治经济结构的“国际治理结构”。这种新的结构对于遏止国际冲突或降低其烈度乃至制止某些国家的内战都将发挥更大作用。不过仍应看到,多数国际组织对国家的规范力还不像社会组织对人的规范力那样强,国际规则也不像社会规范那样约束行为体的行为,国际制度和规则仍可能随时被破坏。美国最近连续退出国际性合约和组织,以及其贸易保护主义的单边行为,(21)似乎要改变长期形成的、很大程度上由美国主导并对国际领域的“丛林法则”起到抑制作用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但国际体系演化的经验表明,挑战人类好不容易在国际层次积累起来的文明成就将使世界付出增大战争风险的代价。

  第三,世界出现了“共同体意识”增强的趋势。所谓“社会共同体”是指其成员之间具有共同的价值认同和生活方式,共同的利益和需求。“共同体意识”是指“相互同情与忠诚;我们感(we-feeling)、信任和体谅、在自我形象(selfimage)和利益方面至少存在部分认同;能够相互预测对方的行为并能够根据这种预测采取相应的行动。”(22)国际层次中行为体的强联结和深度互动,使世界也像家庭、村落等社会组织那样出现了某种共同体特征和某种共同体意识。这主要表现为世界出现的两种意义上的共同体和共同体意识。

  第一种是西方发达工业大国的共同体及共同体意识。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构成今日国际体系结构的基础,这些国家在经济利益和安全方面事实上构成了某种共同体关系。这些国家的共同体意识源自现代国际体系建立之初出现的“集体安全”意识,经过不断演变而趋于完善并有制度基础,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这些国家的“安全共同体”意识增强了。(23)除了集体安全意识,这些国家共享其他一些价值理念。“由自由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组成的安全共同体包含了当今的大多数大国,其某些基本价值观念与规范在当代国际秩序中具有了或多或少的霸权特征,它们中包括对国家主权形成约束的人权规范,也包括维持国际经济开放性的规则。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遵守规则的成员,意味着接受人权规范与开放的世界经济制度。”(24)这个意义上的共同体及共同体意识源自西方个人社会的文化“基因”,是与现代国际体系相联系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及其价值观扩散的结果。(25)接受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国家(尤其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普遍有一种实行保障个人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不高的预期,这种预期起着制约国家间战争的作用。(26)

  当今世界出现的另一种意义的共同体意识是,人类在面对诸如环境、核战、恐怖主义、毒品、网络犯罪等可能威胁全人类安全的共同问题时达成了某种共识,产生了对超越国家政治制度、超越意识形态的更高目标的效忠和采取全球治理措施的需要。这种意义上的“共同体意识”还仅仅是对某些问题大体相似的模糊看法,尚缺乏共同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基础,但是,这种共同或相似的看法也同样有助于让和平作为一种价值观深入人心,从而起到降低大规模战争概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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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尚会鹏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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