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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阐释学高端论坛会议综述
2019年12月24日 19:40 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公众号 作者:张蕾 孙冠豪 字号

内容摘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再次共同主办“当代阐释学高端论坛”,于2019年12月11日在上海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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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阐释学相关理论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为进一步凝结阐释学研究的理论共识,加快中国阐释学话语体系的建构,继2019年10月在上海研究院召开阐释学高端论坛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再次共同主办“当代阐释学高端论坛”,于2019年12月11日在上海召开。来自复旦大学、山东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上海大学朱承教授主持,上海研究院合作处处长张恒龙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上海研究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张江教授分别致辞。

  张恒龙教授代表主办方对与会专家的到来表示欢迎。他介绍到,上海研究院是院市共建的新型智库,是中国社科院在京外建立的首家高水平、高标准、高规格的研究型智库,也是中国社科院探索省院合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战略性举措。他诚挚邀请大家今后继续关心和支持上海研究院的建设。

  张江教授在致辞中坦言,自己非常关注学者们对于阐释学名称问题的讨论,每个人的想法都有各自的道理,有必要通过讨论来讲清楚这个问题。深入研究和讨论有关阐释学的诸多基本概念和范畴,推动当代阐释学的重新构建和发展,这是举办“当代阐释学高端论坛”的目的之一。张教授还指出,自己在《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发表的文章《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有很大的商榷空间:阐释和诠释的概念区别问题非常重要,有限和无限的关系问题也有待继续争鸣。他希望学界能够畅所欲言,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的阐释学事业发展。

第一场主旨发言

  第一场主旨发言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孙麾编审主持。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洪汉鼎先生,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教授,同济大学孙周兴教授围绕“阐、诠、解”的译名与概念进行了系统辨析。

  洪汉鼎先生发言的主题是“诠释、阐释、解释”。洪教授从西方概念史的角度介绍了古希腊词Hermeneutik(诠释学)与Interpretation(解释)的同义关系,进而又从Interpretation(解释)一词在西方近代时期所发展出来的两种涵义、即Erklrung(说明)和Auslegung(阐释)中详尽辨析了Hermeneutik在当代的本质和功能意义,从而指出,Auslegung(阐释)是当代哲学诠释学的最本质概念,也就是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关于Hermeneutik(诠释学)的最关键概念。

  张隆溪教授在发言中同样强调了翻译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人非常看重“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名和实要做到相符合。但现实中很多语言却是含混的。张教授对Hermeneutik一词进行了词源挖掘。关于中文的翻译问题,张教授认为Hermeneutik这个词在应用到具体场合的时候,可以用解释学、解经学、诠释学等,但是用于指整个学科的时候,应该用“阐释学”,“阐释”比较“雅”地表达了Hermeneutik的完整词义。

  孙周兴教授的发言围绕五个方面展开。第一,译名之争更显这门学问的重要性,从词根上说Hermeneutik应该翻译为“传话学”,它意味着“带来消息和音信”。第二,如何在解释学内部平衡作为哲学的解释学和作为方法的解释学。第三,如何调解自然科学的“说明”与人文科学的“阐释”。第四,如何持守“解构-建构”、“艺术-哲学”的二重差异化运动,并推动“解构-建构”的二重差异化运动,开辟“艺术-哲学”或者“诗-思”“二重性”创造之道。第五,创造性地综合哲学与方法,科学与人文,艺术与哲学,实现一种总体解释学的可能性。

第二场主旨发言

  第二场主旨发言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部主任李潇潇主持。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山东大学傅永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文喜教授分别围绕“作为方法论的阐释学”“汉语学界中国诠释学建构实践检省”“读《资本论》的阐释学方法”等主题做了发言。

  吴晓明教授重点谈到了阐释学的有限与无限问题。他指出,解释或阐释活动,如果能够通过实存而进展到本质的一度,那它就是在有限当中达到了无限;如果它能在展开过程中把握住所谓的必然性,它也就占有了所谓无限的方面。在阐释过程中有一种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因此张江教授提出探讨的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在内容方面能够有进一步拓展,阐释学在未来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会对我们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产生非常积极的推动和重大的影响。

  傅永军教授认为,阐释是诠释学的核心命题,然而他更倾向于将这门学问称为“诠释学”。这不仅因为“Hermeneutics”这个词翻译成“诠释学”能够得到词源学上的支持,也因为翻译为“诠释学”更符合西方“Hermeneutics”发展的历史。另外,在汉语语境下,称其为“诠释学”,还有着一种基于“实用主义”立场的效用考量。一方面,在汉语语境中,“诠释”概念的丰富内涵可以满足“阐释学”这个术语的多义性。另一方面,它能够满足与西方诠释学对接之需要。我们知道,西方诠释学东传,激发出汉语学界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进行研究的热情,这种热情突出地表现为汉语学者将中国经典注疏传统置于现代学术范式中进行考辩探究,反思重构,通过挖掘、整理隐含在浩瀚中国经典注疏实践及其历史中的理论与方法,探究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致力于构建一门有中国理论气派的中国阐释学。必须指出的是,汉语学界所致力建构的中国阐释学绝非仅是一种中国的学问,它应当属于世界。当中国阐释学走向世界的时候,“诠释学”是一个更容易与西方思想传统接轨、为西方学者所理解的概念。

  张文喜教授认为阐释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说和听的问题,还同时包含着读和写,说、听、读、写是一种生存行为。中国阐释学派的建立不仅仅是一个文论范畴的问题,更是一个针对理论著述阐释的问题。围绕《资本论》的阅读方法以及阐释《资本论》的可信度、有效边界、确定性等问题,张教授进行了细致分析。

  下午会议的两场主旨发言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培杰研究员和《探索与争鸣》杂志主编叶祝弟主持。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孙国东教授、上海大学孙伟平教授、复旦大学吴猛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潘德荣教授分别就“中国政治哲学阐释学转向”“事实的阐释与价值的阐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认识论变革”“诠释学的基本精神”等论题做了系统阐述。

  孙国东教授主要论述了以阐释学推进政治哲学公共阐释的问题。他以韦伯的“解释社会学”为例,讨论了阐释学在社会科学的运用;同时,他借用乔治娅·沃恩克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之“阐释学转向”的解读,把“阐释学转向”界定为将政治共同体的文化传统视为“类文本”,进而将其纳入政治哲学理论阐释的参照性情境中。他还以哈贝马斯的“伦理性商谈”和罗尔斯政治哲学的情境主义取向为例,阐明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这种“阐释学转向”。在他看来,中国政治哲学的公共阐释,就是要秉持情境主义—普遍主义取向,将制约中国现代政治秩序建构的结构化情境纳入中国现代政治哲学原理的阐释之中。这包括两个方面的理论工作:现代性价值的中国化和中国性价值的现代化。孙教授近年来所主张的“公共法哲学”理论模式主要做了前一方面工作。关于后一方面的工作,他建议,可以从维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两个独特价值(政治统一和贤能政治)入手,围绕它们在现代条件下的“转进新生”进行政治哲学的公共阐释。

  孙伟平教授区分了关于事实阐释与价值阐释的几个问题。第一,阐释应该明确阐释的对象,事实阐释的对象是客体的事实,价值阐释是对于一定的对象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意义的阐释;第二,事实阐释和价值阐释的提问与表达方式是不同的;第三,事实阐释和价值阐释的方向不同,也就是思维方式指向的目标是不一样的;第四,判定事实阐释和价值阐释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不一样的;第五,关于事实的阐释和关于价值的阐释的基本特点是不一样的;第六,事实阐释和价值阐释的功能或精神境界也存在一定的区别。

  吴猛副教授讨论了马克思思想中的“理解”问题。马克思的辩证法与理解问题密不可分,正是这种联系使得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是从作为进入人的头脑并被改变了的“物质的东西”的“观念的东西”出发,“理解”这种“物质的东西”的否定性。这种“理解”的具体表现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通过对给定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和抽象概念的历史性前提不断进行分析,呈现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运动。这种“理解”的可能性前提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形式的整体性塑形作用赋予政治经济学范畴以独特的全称功能。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阐释学维度并不是不是外在于现实运动的抽象层面,而是马克思在历史性的现实运动出发追问和把握这种历史性的现实运动本身的结果。

  潘德荣教授认为,“诠释”和“阐释”不同,“诠释”是对文本和作者原意的客观理解,“阐释”则有一些主观性的成分。传统的诠释学是方法路线哲学或本体路线哲学,在此基础上应该推动一些新的研究方向,比如推动诠释学的伦理学转向,具体落实在德行诠释学。另一个方面,今天关于诠释学的争论蛮大的,不仅是对学问,而且对它的译名都有诸多争论。对于诠释学研究的基本精神,应坚持“宽容”的态度,要尊重对方才能够进行有效的对话与交流。

  会议经过自由研讨后,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李红岩进行总结发言,他指出,2019年在张江先生和诸多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对于阐释学的研究正有序推进。目前研究的主要趋向在于,以阐释学为媒介理解中国理论与中国实践,适应国家发展的大形势。另一方面,阐释学应该适应话语体系建设、学科体系建设以及学术体系建设等三大体系建设的现实需求,推进三大体系建设的具体化。今天的会议实际上是把“阐释“作为一个单位概念,在中西不同的学术史演进过程中进行梳理,我们对其概念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鼓励不同声音的争鸣,推动阐释学研究的不断创新。

    (撰稿人:张蕾、孙冠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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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蕾 孙冠豪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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