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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我改造到相互改造:对外开放40年再审视
2019年12月08日 08:10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08期 作者:杨雪冬 字号
关键词:对外开放;自我改变;相互改变;再审视

内容摘要:对外开放40年,既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深刻变革的40年,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40年。

关键词:对外开放;自我改变;相互改变;再审视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杨雪冬,博士,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关键词:对外开放;40年;自我改变;相互改变;再审视

    内容提要:对外开放40年,既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深刻变革的40年,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40年。对外开放的内容不断拓展丰富,对外开放、对内开放和开放的世界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执政党的主导下,对外开放围绕国内改革发展重点的转移不断升级转型,经历了从“引进来”的单向开放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对内对外开放并举的双向开放,从重点促进国内改革的单一目标向促进国内改革与推进国际制度变革并重的双重目标双重转型。执政党也经历了从改变观念到提升能力的转变。改变自我与相互改变是开放的基本主题。尽管对外开放深受国内因素和国际环境的制约,但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已经不可能关闭。在新的时代起点上,要用更长远的世界眼光和更全面的大局观来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寻找在相互开放中共同改变的合理路径和可行选择。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理论研究”(18VSJ002)的中间成果。

  

  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不断有改革出现,但只是近代以来,改革才具有了开放的外向维度。在国际交往不断发展的条件下,任何一项改革都不是封闭、孤立展开的,既要解决内部问题,也要协调外部关系,适应国际环境。对外开放既是改革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具有改变自己适应国际环境和营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的双重功能。

  1978年以来的改革尤其如此。对外开放成为推动改革事业的价值理念、目标愿景、策略手段以及动力机制,贯穿于国内改革的始终。并且在国内改革遭遇低谷挫折的关节点上,开放发挥了增强动力、稳定方向、升级层次以及营造有利国际环境等多重作用。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实力快速提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与国际社会相互间有了新的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要有助于巩固和深化国内改革,也要满足国际社会的期待,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

  本文将放宽视野,以近代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为背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探索和经验教训为前提,重点分析改革开放40年中对外开放主题的转变,讨论不同时期主题转化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短暂的40年里出现过三次主题转变。第一次是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后通过改变态度来主动融入世界;第二次是21世纪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之后,通过提高能力来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第三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之后,通过更加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开启的自我与国际社会的共同改变。文章最后将简要总结对外开放40年的成就,并展望下一步开放面临的挑战。

  一、开放:未竟的事业

  开放式的改革是近代以来的现象。1840年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逼迫下中国开始被动开放。由此,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对外开放成为整个民族的心结、整个国家的历史使命、整个社会的期待,被赋予了“开启民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等明确的目标。不同时期的执政者也尝试采取了兴办现代工厂、举办现代学校,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以及各种形式和内容的现代制度改革尝试,以应对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些探索和尝试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已经表明中国开始有意识地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之中。因此,著名历史学家胡绳曾经说,“近代中国是不是一个对世界开放的国家?这也许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①

  遗憾的是,清末制度壅塞,民心涣散,国力凋敝,主权破碎,尽管西学东渐成为社会的普遍心态,以西方为师、以外国为师成为少数先进分子的优先选项,但是,各种尝试都难以持久,受挫中断,陷入毛泽东所说的“很奇怪,先生为什么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②

  尽管中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但是对外开放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一方面开放是近代以来才在中国社会逐渐兴起的价值理念,带有强烈的对外指向和主体间性,是社会进步、国家现代化、个人发展等现代性构建的表现特征和衡量标尺;另一方面通过开放,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基本方位被确定下来,中国既不是孤立于世界,也不是天下的中心。进而在与世界的交往过程中,通过剧烈的内部变革,中国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为双方重新认识彼此,审视自我提供了新的坐标。

  显然,对外开放要从一种理念价值转变为普遍的制度性实践,从少数群体的特权转变为全社会的惯习,必须获得国家制度的有力保障,以国家的独立自主行为实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是国家成功发展战略的两面,缺一不可。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没有主权的独立,决策的自主,就不会有国家主导的对外开放;后者是前者的有效延展,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孤立存在,更无法只靠一己之力实现发展,对外开放实际上是将国家主权和自主性在国际社会中更有效地应用,易言之,成功的对外开放必然是保持国家自主性的开放。

  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总结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将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等成功经验,从而克服了近代以来主权破碎,国家软弱,组织涣散、主体缺位的积弊。在取得成功的同时,并没有走向自我封闭,在思想认识上放弃近代以来植根于社会的对外开放意识,并且将争取更多国际支持和资源作为重要的战略策略选项。例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明确指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制度层面上和观念层面上实现了独立自主。在开放条件下,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国家主权独立和完整是保证国家自主性,避免外部干预的制度性前提;从本国国情出发,建立一套自己的观念体系,是保持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主体性,避免整个社会陷入盲目崇外的思想前提。制度和观念的独立自主,既是对近代以来对外开放中深刻教训的有效回应,也为1978年后对外开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前提和支撑。

  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国内政策总是优先于对外政策,并且决定着对外政策的走向。而对于一个刚成立就面临着冷战环境的国家来说,政权稳定、确保执政地位更是各项决策中的优先选项。因此,建国后,主要决策者在国家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判断上,更多时候是从政治上考虑,误判,甚至夸大了内外部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放弃了曾经坚持的经济建设优先的判断,不断发动各种形式的政治运动,展开阶级斗争。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不断强化这种判断,国内的“斗资批修”扩展到国际上的“反帝反修”。敌我矛盾始终是分析和解决国内和国际问题时要抓的主要矛盾。“对外封闭”和“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互为表里,相互强化,导致了一系列决策失误,对外开放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历史》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说,历史经验表明,国内政治与国际形势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很容易用国内政治判断来扩大国际形势,也会用国际形势来激化国内政治。“对国际形势的过于严重的估计和过度的反应,就使得党内容易接受当前国内的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错误论点,容易接受国内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是同国际阶级斗争紧密联系的错误论点。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迷误日益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④

  尽管在美苏对立的国际冷战格局下,中国选择了“一边倒”战略,将开放限定在前苏东集团,但是决策者始终关注着国际环境的变化,没有停止对如何创造更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部资源实现自身发展的思考和探索。在50年代,中国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探索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毛泽东在审阅八大政治报告时强调指出:“为了和平与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⑤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趋于紧张后,毛泽东曾考虑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他甚至提出: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⑥为了争取对自己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6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以争取美苏两大国之外更多的国家支持。这个思想在70年代初发展为“三个世界理论”。中国将自己明确定位为第三世界,为国际关系中淡化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

  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1970年10月和11月,中国先后同加拿大和意大利建交,1971年5月又同奥地利建交。1971年10月,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中美关系也开始解冻。中国又先后同比利时、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一批国家建交,中英和中荷外交关系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至1973年底,中国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交的过程。

  在与发达国家关系改善的背景下,1973年启动了被称为“四三方案”的大规模设备引进、经济交流活动。这是“文革”期间最大的引进工程,也是继“一五”计划后第二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解决设备引进产生的技术、管理上的问题,更需要应对当时政治环境下盛行的“里通外国”“洋奴哲学”等政治攻击。尽管如此,这些举措蕴含着对外开放的理念,可以被视为对外开放战略的先声。曾经直接参与这项工作的陈锦华评价说,这个工作“使我们较早地从苏联、东欧国家转向西方发达国家,转向积极全方位地参与经济全球化”。⑦

  新中国的对外关系深受冷战的国际背景和阶级斗争的国内环境制约。尽管曾经在不同时期决策者在对外开放方面进行了尝试和探索,但是开放始终是有限的、局部的、片面的和单向的。因此总体而言,中国的发展建设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在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⑧

作者简介

姓名:杨雪冬 工作单位:中央编译局

职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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