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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经济人“理性” ——历史理性的构建及其解释力
2019年10月19日 09: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作者:邓宏图 宋高燕 字号
关键词:类与异化;理性;非理性;历史理性;制度变迁

内容摘要:

关键词:类与异化;理性;非理性;历史理性;制度变迁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新古典的理性和有限理性在逻辑上是同构的,均指个体寻利的心理动机,都无法解释人的行为选择的道德伦理基础。习俗、惯例、承诺、同情、异化、道德伦理谱系内生于历史长河中,“浓缩”了人类选择所依照的、许多不假思索即可方便实施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外化成了道德律令,更多内化在人的心智结构、情绪、思维过程和潜意识的自发作用机制中,与寻利的“理性”动机一起决定着人的行为,并扩展为“历史理性”。它在历史中形成,由历史检验和解释,合于历史演进的自然秩序。

  关 键 词:类与异化;理性;非理性;历史理性;制度变迁

  作者简介:邓宏图,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宋高燕,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前提即理性假设,其含义几乎不言自明,不仅约定俗成,甚至成了人人都要顶礼膜拜的图腾。它表示个人经济活动的行为动机,是以一己私利的成本收益计算为逻辑(基础)的心理动机,人的行为动机与动物的行为动机(即动物本能)都可以在同一层次得到解释,甚至“刺激—反应”的行动方程中所内蕴的逻辑结构,对两者来说也毫无二致。在此基础上,它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生产说成是非社会的、超历史的“一般财富生产”,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成是固定不变、永恒的范畴。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他们只是“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①其实,经济范畴是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针对新古典理性假定,本文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表述,即关于“历史理性”的概念,作为分析经济问题的前提。历史理性之理性二字,系指不仅习俗、道德、规范、信念或意识形态内化在个体选择时的心理动机中,更内生在人类历史的演化过程中。以下分三部分阐述:(一)新古典经济学理性假设的沿革及反思;(二)马克思的洞见: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三)“历史理性”之探讨。

  一、新古典经济学理性假设的沿革及反思

  斯密“看不见的手”确立了人的本能作用下,心理动机(即自利性)与人的行为之间逻辑自洽的内在一致关系。借助这种先验关系,②斯密界定了国家(或政府)功能所应覆盖的范围,同时也证明,只要制度能满足个人的自利心并刺激这种自利心,通过市场自发调节就能增进国民财富。经济分析者所尊崇的基本假设,实由边沁的功利主义而起,③经过奥地利学派的发扬光大(如米塞斯在《人的行动》④中所探究的),再至新古典经济学的数理学家如阿罗和德布鲁的形式化,已从理性假设下的经济分析中衍生出一套逻辑严密的公理化体系。⑤

  边沁有关快乐与痛苦的议论开创了经济学理性分析的先河,形成了人们判断事物正确与否的标准,并成为道德与立法的“逻辑依据”。⑥他把主观感受和判断作为个人行动选择的原发点,个人之所以行动,是因为行动能带来快乐和规避痛苦,以最小的痛苦(成本)获得尽可能多的快乐(收益)。于是,作为选择的行动被赋予资源配置的“效率”或“福利”含义。既然资源是稀缺的,就要做出权衡、取舍和选择,尽可能地激起潜能,以发挥最大的可能效果。边沁的功利主义有两个基本原则:最大程度的幸福原则;自我偏好原则。这两个原则都是“理性主义”的。前者从宏观角度界定了立法者的“理性”,立法者在制订法律时,需要考虑或利用人类如何行动的本性;后者从微观角度界定了个人的“理性”,他们都是趋利避害、自私自利的;这样就可以通过法律惩罚,迫使某些人的利益关心点向相反方向变化,以保证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边沁功利主义的“理性”,已经是一种纯利害的“算计”,而不是更为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认识真理的“理性活动”了。它一头规定了个人的“心理动机”,⑦一头描述了个人的行为选择,形成了“因果关系链”。在边沁看来,快乐和痛苦的心理算计本身就是社会伦理的一部分,到了哈耶克那里,伦理与政治一样,是人类在追求自利目标时所演化出来的秩序中的核心内容,而所谓自由主义的秩序,则是所有社会秩序的逻辑内核。在哈耶克那里,自利动机或者寻利逻辑决定下的心理动机,才真正是原发状态的,是人类在不断进化中内生出来的。人类的道德伦理谱系只是给定了人类理性之后行为选择的产物,已远非“原发状态”,而是原发状态给定下的衍生物。⑧奥地利学派在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上,发现了主观效用价值的功用,以分析行为人的选择,把选择过程细分成可以推断其边际效用的过程,在诸多的细分中找到供求各方对于交易品的价值,于是价格也就被决定了。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还有奥地利的门格尔和庞巴维克,几乎同时从边沁的道德立法原理中找到了灵感,把主观效用、边际递减律与供求双方的竞价结合起来,开创了经济学上的边际主义,其分析的前提,就是行为人(交易参与者)的“理性假定”。

  经米塞斯的系统阐释,自利动机下的个人行动成为经济分析的一般性“因果原则”,⑨进而演变成了新古典经济分析方法的“理性选择原则”。经济学者们把个人收入、企业利润、政府税收都看作是可以通约的“同质量”,能够各自加总并彼此比较,纳入个人效用函数、企业利润函数和政府税收函数。个人、企业和政府都成为“经济人”,在一般性因果原则的作用下寻求自利目标的最大化。亚当·斯密认为,社会单个成员追求各自私利,会造成整个社会实现并增进“公利”。斯密的这个结论,经过瓦尔拉的精密化,变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经过阿罗、德布鲁的数学化,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得到证明。根据一般均衡理论,在理性假定下,企业和个人“等同”,于是,历史消失了。我们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企业的起源,企业是一个黑箱。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必要知道制度的起源与演化,“制度仅仅是背景”,历史同样不必给予特别关注。结果,以历史为背景的社会权利的初始配置(即社会成员到底有无可供交易的实质性权利),也被弃之一旁。马歇尔是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他认为有两个主要因素影响人类的选择性行为。一是经济的力量,即以成本收益核算为逻辑的个体寻利的心理动机,二是宗教的力量,就是信念。只不过,早期经济学的分析难以从理论上描述和刻画“信念”一词,“信念”或“意识形态”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因而为几乎所有学者弃之不顾。⑩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也以“理性”为其所有分析的前提。例如,华盛顿共识的分析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分析前提无疑是经济人理性,华盛顿共识所提供的制度变迁与经济社会改革方案看起来是逻辑自洽的,包括快速地建立起独立而自由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尽可能快地把国有企业改造成私人企业,并尽量在同一时刻实现汇率和利率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政府只须充当守夜人角色,不必制订实施产业政策。在理性假设的分析前提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激进学者们虚拟出消费者函数、生产者函数、货币金融当局的目标函数等,构造出经济社会改革联立方程的“均衡解”。这个联立方程缺乏理性的道德伦理和社会信用之维,不能把行为人(包括改革者)多元的、复合的目标联系起来考察,华盛顿共识因而成为缺乏历史与现实依据的改革方案。以此为改革逻辑的经济转型如在苏联、东欧,无不以失败告终。相反,未遵循华盛顿共识的中国改革,却持续实现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

  从生物进化论的社会观看,达尔文曾指出,道德水准较高,多数人奉行道德规范的部落,在竞争中绝对比其他部落更有利。(11)然而,达尔文的判断引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分析思路和理论判断。英国学者道金斯认为,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是基因这种遗传单位。利己行为的生存适应性大于利他行为,故在长期进化中,利己心将优胜于利他心,从而在代际中呈现出进化稳定的特性。这就有必要通过构建外在的强制性“道德律令”,调节人类的社会生活或公共生活,以确立社会生活所必要的秩序。布坎南坚守上述理性假设,将人的社会偏好排斥在外,构建了公共选择理论。他把道德伦理与制度外生为选择者(如政治投票人或政策决策者)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人们只是在这些约束条件下,按成本收益的核算结果进行选择,却把影响公共选择的伦理因素、道德判断,以及历史因素所产生的持续影响抛弃了。

  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与所有上述学者不同。他从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那里得到启发,更因面对市场化社会中穷人的无助地位,而痛感经济学的理性分析缺乏伦理之维。阿玛蒂亚·森极力主张拓展理性分析的基础。通过对互惠、承诺、同情,以及可实施、可实现的自由权利的剖析,他得出了伦理的社会性动机(或社会性的伦理动机),与以成本收益计算为核心的个体寻利逻辑的心理动机,同时决定着人类行为的结论。(12)阿玛蒂亚·森对新古典经济学中假设为公理而运用的人类行为(心理)动机,如此单纯、简单、固执,一直保持着深深的疑虑和戒意。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保持其模型不被友善或道德情操等因素所干扰。他指出,最早的经济学源于伦理学,但现在却变得越来越像工程学。只要给定一系列条件,理性人的行动总是可以预测的。然而,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分离造成了经济学的不幸,它使纯粹的经济理性中未能容纳进“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成就观”。(13)他认为,同情与承诺是社会成员的基本情感和价值取向。当看见别人处在困苦中,多数人总会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涌现悲其不幸的心境,甚至还要伸出援手,安慰处在困难中的陌生人,以消除内心的不安。这是一种基于同情的行动,若能进一步超越狭隘的悲悯(情绪),采取实际行动改变导致贫困根源的非正义制度,这便是一种以承诺为基础的行动。“承诺”意味着自利的个体承认其他人的目标或规则,甚至把别人的目标或规则纳入其目标函数,成为“自利目标”的内容甚至是重要内容之一。承诺在许多类型行为(如购买私人消费品)中,也许不会发挥什么作用,但在外部性和公共性极强的领域,“承诺”是一个有效的分析视角,而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市场机制常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这已被无数事实和文献所证明。(14)在森看来,承诺是行为的构成因素,在其背后起作用的经常是道德和文化。承诺与责任、担当相关,承诺的类型、强度及其内容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习俗、惯例、道德与文化类型共同决定的。(15)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不同的寻利者所以能合作共事,乃因他们具有同情共感能力,由于能感同身受,便会把别人的处境和反应移植过来,仿佛自己也面临同样处境,于是在寻利的同时不仅要避免伤害别人,甚至还会对无关乎自己利益的他人施出援手,直至合作共事。(16)

  与道金斯的自私遗传基因论相对立,金迪斯、鲍尔斯等学者则通过实验方法,观察到人的行为的偏社会性,强互惠者会不惜代价地惩罚团队内的违规者,从而有效地提高团队成员的合作水平,增加团队的整体绩效。(17)他们所能实现的福利水平也随之提高,此类团队相比其他团队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道金斯的逻辑缺陷在于,未观察到某种自私基因与另一种自私基因在个体层面的“互害竞争”,所导致的总体层面的绩效损失。(18)不管在最原始的部落,还是在最发达的地区,人类行为动机仍不完全是纯自利性的“算计”,人类的各类选择性行为实质上受到文化、信念或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实验方法发现,这种影响是从内部而不仅从外部来影响人类行为的。(19)新近发展起来的脑神经经济学更从生理解剖的角度,证实了在人脑的某些区域的确存在利他偏向的神经元,它们与利己偏向的神经元相互联结,构成了人类大脑的神经中枢,共同指挥着人类的选择性行为。(20)这些研究成果意味着,利他偏好和社会道德不仅是历史演化的产物,甚至是决定历史演化方向的内生性的支配力量之一。

  制度分析学者诺思、青木昌彦在分析制度变迁与经济社会转型时,亦发现人类行为并非总是效率取向的,许多人或者利益集团甚至为了利益而不惜维护、巩固、强化非效率的制度,哪怕由此导致更多的交易成本。(21)

  在诺思看来,理性假设没错,但是在面对自己创造的世界的不确定性时,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个假设,就会妨碍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决策过程。(22)他进一步认为,如果没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清晰理论,或更广泛意义上的关于知识社会学的理论,那么,新古典经济学解释现行资源配置或历史变革的能力会有很大缺口。(23)在诺思看来,新古典模型将一个不对称的难题纳入了个人行为函数,既假定理性会诱致个人自利目标的最大化;又假定国家是在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中,由于人与人之间的高频率和高强度的冲突所造成的巨大成本压力衍生出来的政治制度;它反过来又要约束人的选择集,使个人在遵循秩序、社会规范和实现自利目标最大化之间,进行权衡并做出最终选择。这意味着,理性的个体寻利动机并不是决定行为选择的唯一因素。与社会规范、信念或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理性共同作用下的个人效用函数相比,新古典个人效用函数要简单得多,但没有一个扩展的理性假设,经济学便不能说明大规模和长时段的制度变迁与经济社会的结构转型。(24)然而,诺思并没有将意识形态或社会信念内生化地纳入个人的行为动机中,这就易被新古典经济学者们找到逻辑破绽。他们仍然坚持,个人理性在外界约束下进行选择,以最大化地实现自利目标,只不过此时的外在文化约束包括规范、信念、习俗、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后来,诺思的意识形态研究进一步拓展。他认为,人的心智结构或认知模式会与新古典的理性动机一起作用,它会按照认知模式所体现的价值而过滤许多信息,只利用对他有利或有用的信息进行决策。心智结构或认知模式融进了社会信念或意识形态,有效地把习俗、规范、惯例、道德伦理的文化内涵整合起来,形成了人所共知、人所共信的价值体系和思考方式。它不仅帮助社会成员形成了对他人和社会日常生活的稳健预期,而且能够节省社会成员做决策时所需要的信息,从而有效节约了交易成本。(25)但由于社会生活变动不居,而社会成员的认知模式却可能恒定不变,因此,意识形态的存在不仅使社会成员减少了他们的选择集,甚至在技术冲击导致资源禀赋或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后,仍不能及时地发现新的机会,而沿用原有的认知结构处理相关信息。意识形态也可能使人类在选择时陷入棘轮效应,进入制度锁定状态。(26)诺思的研究表明,决定人类行为的,不仅有寻利逻辑结构决定下的心理动机,亦有心智结构或认知模式决定下的信念或意识形态体系,人类进行选择是上述双重因素决定下的产物。(27)

  格雷夫在比较中世纪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商人的不同缔约模式时,发现热那亚的个人主义文化和马格里布的集体主义文化,诱使它们建立起不同的贸易组织,在外来的政治或其他冲击下,两种组织出现了迥异的命运。格雷夫指出,文化和信念影响自利的个体或组织的选择,影响社会成员的交往方式,并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28)

  从诺思到阿玛蒂亚·森,他们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单一寻利动机中,合理地融进了道德、信念(意识形态)和利他性等要素,勾勒出其背后的哲学和社会伦理学要义,使这些行为凝合成一个解释整体,逐渐而有力地审察它们和个人行为动机的关系,解释它们对资源配置效率、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有效地拓宽了理性范围,深化了理性作为人的行为动机的结构,丰富了理性(动机)的内涵。诺思的分析方法颇具演进主义色彩,更能解释人类所面临的复杂世界。他认为,意识形态或社会信念形成于长期的社会演化中,人类有强烈的意向,认识周围自然环境与社会未知世界的不确定性,不断沉淀出关于环境和社会运动表现的规律性知识,成为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惯例、习俗、规范和信念,进而抽象出更一般的、更简洁的对周边世界的“认知体系”,这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它们内化为诱导行为人做出决策的“心理动机”。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尽管意识形态具有稳定性,但人的个体竞争和族群竞争会打破制度演化中的僵局,使制度变迁最终沿着可以给社会成员带来更大绩效的方向逼进。分别考证同情、承诺、权利、权能(利用权利的能力)、道德与伦理等在决定人类决策行为中的功用,以及由此诱导出来的福利后果,阿玛蒂亚·森对新古典理性分析的矫正是“功能主义”的。

  无疑地,决定人类行为动机的信念、意识形态等因素均不可忽略,否则无法解释经济社会演变的历史与制度诱因,这就意味着人的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或者多元性,也证明了新古典经济学人的行为动机“假设黑箱”实在有打开的必要。阿玛蒂亚·森在探讨贫穷国何以致贫的历史原因时发现,经济学个体主义的分析缺乏道德伦理维度,从而无法从纯粹理性人的世界,推断出权利差异性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乃至更为具体的道德伦理属性,因而一切社会差异或贫穷与富裕的差异,都被新古典经济学归结为仅仅是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然而,历史事实表明,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只是配置的结果,影响这个结果的配置本身,不单纯是寻利个人如何配置其所拥有的资源,更与其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关,他们是否有获得相关资源的权利,以及是否有能力实现这些权利显然更为重要。因此,有必要扩展经济学理性分析的视野。(29)以成本收益核算为基础的自利心理动机的理性,并没有穷尽寻利动机之外的其他同样不可忽略的“心理动机”,以致以个人理性为基本分析前提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法详尽而精准地解释制度变迁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诸多“特征化事实”,亦无法把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非理性因素”甄别出来,以提供一个能够实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

  有必要指出达尔文进化论社会演绎的根本错误。人构成的社会与动物种群有本质区别,虽然动物种群在进化中也发展出一种“类社会性”的东西,但它终究不是由人的主体间性所发展出来的那种具有高度文明、高度创造意义上的社会。(30)它甚至算不上社会,只能是动物在演化中发展出来的一套习惯性的“反应机制”,以及固定而又整齐划一的“行为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种群。这种动物种群“模式”和人类社会本质性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不能如后者那样具有不断学习和质疑的能力,从而不断地在进化中自觉自愿地积极扩大其知识体系、观念体系,拓展他们的活动空间,在与自然和他人的不断互动中,产生出越来越多的对于世界的“认知”并将这些“认知”结构化、系统化、意识形态化。这样一来,人类社会在历史中的演化就变成了持续不断的实践活动,从无意识的、无计划的、偶然不确定的活动,变成了有意图的、体验性的、可设计的或至少是部分可设计的实践活动。这是人类世界的质的飞跃,也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种群的一个显著标志。人类在长期的演化中发展出了知觉、意识和文字,在物种竞争中不断扩展他们的活动范围,并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他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世界。这样一来,社会出现了,规则、规范、习俗或同时或随后也陆续出现了。

  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一词把所有这些环节“弃之不顾”,而专门关注人与动物均存在的“趋利避害”本能或行为动机,把人类行为所内蕴的人的主体间性和社会性舍去,变得与动物一样。人类社会在历史进化中所发展出来的道德伦理谱系,被彻底逐出“理性的世界”,即使发挥作用,也只被当成约定俗成的外生约束,它与自然界的天然屏障所造成的对人类行为的客观限制一样,无非是减少了人类选择的“集合”,决定人类选择的心理动机仍旧是个体成本收益的计算逻辑。于是,无论动物还是人类,它们/他们的行动都获得了“效率性”,都能运用它们/他们所能获得的资源,最优地实现各自预设的目标。人和动物在经济学个体主义的分析逻辑中获得了“统一”,“动物精神”一般地讲,就是以成本收益核算为基石的个体寻利逻辑决定下的“心理动机”。经济学个体主义的分析框架由于把“理性人”作为基本的前提,便能很好地利用边际效用原理,架构起层次分明、结构牢固的经济分析体系,既能刻画出局部供求均衡的实现条件,也能提供一般均衡存在的严谨数理证明,在此基础上,极为简洁地阐释了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福利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

  我们发现,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概括,远比新古典理性假定更准确,内涵也更丰富,给了我们极为重要的启示。为使人们认识到新古典理性假定的局限及其分析的片面性,作为分析经济问题的前提,本文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表述,用“历史理性”的概念替代新古典理性假定。它不仅以习俗、道德、规范、信念或意识形态的形式,内化在个体选择时的心理动机中,更内生在人类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它在新古典理性之内“加进”或“嵌进”了“历史之维”。这绝非简单的“加减法”,也决不是简单地以拓展新古典理性的“分析基础”为唯一目标,对新古典理性的逻辑缺陷进行修修补补,而是基于经验事实和历史演化过程的“新发现”。即在长期的历史进化中,习俗、规范、信念(意识形态)、伦理都是人类在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内生出来的,又经由人与人在长期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不断地衍生成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情绪情感与认知模式,越到后来,它们越作为外在约束影响人类行为。但本质上,它们内化在人的行为动机中,成为人类心理活动诱发机制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内容,往往与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寻利的心理动机一起,决定着人类的各种选择行为。为简化起见,本文把习俗、规范与信念定义成“非理性因素”、“非理性偏好”或“非寻利偏好”,但“非理性”并非“反理性”。这意味着,观察人类行为或选择时,应具备更加宽阔的视野,在社会信念或文化类型下考察人类及其个体的选择行为。唯其如此,才能更加深刻精准地理解制度变迁与经济社会转型的本质。基于此,我们把理性偏好与非理性偏好相互渗透、缔造而成的人类行为动机,定义为“历史理性”,与理性偏好有别的习俗、规范、信念(意识形态)是在人类的历史演化中内生出来的,因而它们是“历史的”。尽管神经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在生理层面和人类更微观的行为层面,揭示了行为动机的多元性,但无论自私基因还是利他基因,仅仅是生理结构的构成要素,它们不能代替对人的行为动机包括情绪、情感、习俗、惯例和信念之“历史演变”的深入考察。人类不仅面对自然,还面对由人所塑造的世界,个体的社会性受生理基因的制约,但长期的演变使其更为“社会基因”所决定。由习俗、信念、规范等组成的“社会基因”,是人与人在长期的互动中所衍生出来的。考察理性的“偏社会性”或者理性的“历史维度与动因”,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理论的分析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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