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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学术分野
2019年09月21日 07:27 来源:《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7期 作者:那艺 贺京同 字号

内容摘要: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及其对新古典理论的内涵拓展是西方经济学近几十年来的重要演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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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及其对新古典理论的内涵拓展是西方经济学近几十年来的重要演进特征。二者由于具有相似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经常被相提并论甚至混同。但回顾二者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们尽管在研究起点上相似,但在理论与政策归宿上各异。其中,实验经济学主要在市场层面上检验交易结果与新古典理性模型是否一致,以及如何渐趋一致,所以理论上仍接受理性模型对市场均衡的表述方式,政策上提倡围绕交易机制进行市场设计以促进有效均衡的实现;与之相对,行为经济学主要在个体层面上检验选择行为与新古典理性模型是否一致,以及为何不一致,所以理论上强调基于心理学等自然科学证据来构建更符合现实的个体描述性模型,政策上提出应针对个体决策情境实施“助推技术”以提升市场设计的有效性。这些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西方经济学近几十年的演进趋势与分野,为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研究及经济理论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实验经济学 经济心理学

  作者:那艺、贺京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演进趋势是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与快速发展。尤其是近20多年来,无论是从顶级期刊的论文发表、教研机构的职位授予还是学术会议的举办频次看,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都已受到主流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吸纳,如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分别被这两门学科的开创性人物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所分享,而2012年该奖项又被授予实验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者阿尔文·罗思(Alvin Roth),2017年则被授予著名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足见这两门学科在西方经济学主流体系中的地位已经确立。

  由于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均以检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模型的预测作为研究起点,都强调以受控实验方法为重要依托,因此,二者经常被同时提起或并列出现。一个典型例证是1972年创刊于美国的《行为经济学期刊》,该刊曾于1991年更名为《社会经济学期刊》,后又于2014年被改称为《行为与实验经济学期刊》,并明确以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经济心理学为刊文取向,充分反映了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在过去数十年间已被逐渐接受为具有类似理论基础和相近方法论的两门学科。但随之也导致学界对二者关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混淆与误解,甚至在某些领域如博弈论或宏观经济学范畴下,不再严格区分二者各自的研究议题与结论,还可参阅科林·凯莫勒:《行为博弈:对策略互动的实验研究》,贺京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在该书中,许多议题下的研究结论在形式上被同时归属于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又或是轻率地将实验经济学直接归属为行为经济学的实证方法之一。

  然而,回顾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早期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们是不相统属的两门经济学学科,各自具有完整而鲜明的理论观点与方法论体系,在不同的路径取向上推进着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一方面,它们最初对新古典理论的检验出自非常不同的目的,由此衍生出了差别化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它们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显著不同的理论态度,导致它们在核心论点与政策内涵上存有区别。有鉴于此,很有必要对二者的学科差异进行深入思考,通过客观辨析这两门学科的相对关系与各自的适用范围,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西方经济学近几十年的演进与分野,从而为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研究及经济理论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第一部分探讨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不同研究目的;第二部分转入对二者理论观点差异的评论;第三部分将论述的重点引申到二者的不同政策内涵。为了在逻辑上便于叙述,本文在每个议题下都是先围绕实验经济学展开探讨,随后再转入对行为经济学的评论。

  一、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不同研究目的

  从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看,一般均以检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作为起点。然而,如果追溯这两门学科的发展缘起,却发现它们对理论实施检验的初始目的是极为不同的,由此导致二者所依托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差异。

  (一)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不同研究缘起

  从时间上看,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具有久远的历史根源,可追溯至爱德华·张伯伦于美国哈佛大学组织的课堂实验。在张伯伦看来,其所提出的垄断竞争模型是对当时流行的新古典竞争性市场模型的潜在替代,但现实统计数据却很难为此提供确切支撑,这促使他尝试借鉴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来对竞争性市场模型的预测进行检验。尽管张伯伦宣称实验结果与竞争性均衡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但由于其实验缺乏先行的研究支撑,且由于新古典竞争性均衡理论逐步占据了主流地位,张伯伦的研究并未得到学界的关注与认可,然而却给参加其实验的学生、后来的实验经济学开创者弗农·史密斯带来了重要启发。

  史密斯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即开始反思如何改进张伯伦的实验,以进一步考察市场结果是否符合竞争性均衡理论的预测。史密斯发现,张伯伦的先驱性实验未能充分反映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设定,所以有必要进行修改。具体来说,史密斯(Smith, 1962)从两个方面对张伯伦的实验设计做了重要改变:其一,对交易规则做了调整,即不再使用原来只涉及部分价格信息的两两谈判机制,而是改用一种公开所有出价和要价的双向拍卖机制,以便更符合竞争性市场对信息的要求;其二,遵循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关于市场均衡的观点认为,仅当供求条件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不变时,市场才能逐步实现均衡,所以应当让被试者在固定的供求条件下重复多个轮次的实验,以使被试者有充裕的时间去理解市场。研究发现,通过这种实验设计上的调整,也即在实验室内对完全竞争市场模型进行更接近的再现时,市场的成交价和最终交易量与竞争性均衡的预测非常接近。

  张伯伦与史密斯的这些早期实验为后续的实验经济学发展奠定了一个重要的研究传统,即实验的目的主要在于考察市场选择结果与新古典理论预测是否一致,以及哪些市场因素是影响这种不一致的关键变量。其潜在的假设是,只要市场条件适当,个体可以实现与理性假定相一致的行为。所以,实验经济学非常重视怎样在实验室内对理论中涉及的市场要素进行构造,比如交易主体的偏好、资源禀赋和生产技术,以及交易的规则、交易物的品类特性等。在实验经济学家看来,仅当这些市场要素在实验室条件下被较好地再现时,我们才能可控地检验理论预测。

  相较而言,行为经济学在最初就表现出与实验经济学截然不同的研究目的。早期的行为经济学主要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以乔治·卡托纳和赫伯特·西蒙等为代表,前者创立和编制了美国战后的著名消费者信心指数,后者则是组织行为和管理科学两大学术领域的开拓者,主要探讨现代公司的组织基础和管理依据。尽管他们的研究问题各不相同,但均涉及对个体决策的实际心理过程的考察,而当时盛行的新古典理性决策模型无法满足这一需要,这促使他们开始思考借鉴当时新兴的认知心理学方法来“对经济行为的心理原因进行测量和分析,包括动机、态度和预期等”,需指出的是,行为经济学虽冠以“行为”一词,但其本身是以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认知心理学作为实证基础。埃里克·华纳曾直言,“对这一领域的命名是错误的——它应被称作‘认知经济学’,对此我们还不够勇敢”。或是基于计算机算法来模拟个体经济行为背后的认知过程与机制,以试图重构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决策理论。

  在卡托纳与西蒙的影响下,行为经济学在其发展之初主要以个体行为及其心理原因作为研究起点。在行为经济学看来,新古典理论假定的个体行为理性是使市场实现竞争性均衡的必要条件,因而对理论的检验与修正应以个体理性假定为起点,这在随后的丹尼尔·卡尼曼与阿莫斯·特沃斯基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强调。身为认知心理学家,卡尼曼与特沃斯基从同为心理学家的沃德·爱德华兹的“行为决策实验”中获得启发,认为可通过设置一些简单的涉及决策或判断的实验任务来检验被试者的行为是否符合理性假定,并考察何时、怎样以及为何会偏离理性行为假定,进而再基于这些偏差构建一个更符合实际的关于个体行为的描述性模型。在这一思路指引下,卡尼曼与特沃斯基自20世纪70年代起合作发表了多项研究成果,逐步形成了多个具有奠基意义的行为经济学理论。

  以上是对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研究缘起差异的简要回顾。统而言之,实验经济学强调在市场交易情形下对经济理论的预测结果进行验证,不以决策者的行为动机为考察目的,而是以何种市场因素会影响理性均衡结果为考察目的;相较而言,行为经济学更侧重对微观个体的决策做直接考察,注重于检验个体行为是否符合理性假定,以及如何构建更为符实的个体决策模型。这些研究缘起上的重要差异引发了二者对研究方法的不同侧重。

  (二)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差异

  具体而言,我们可从四个方面来讨论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首先,对于实验经济学而言,它较为强调对特定市场环境和机制下的交易结果进行考察以检验新古典理论的预测。然而,现实世界中的市场结构往往较为复杂,很难提供一个现成的符合理论描述的市场以供观察,即便在现实中可得到所需的市场观测数据,研究者也很难对其中与市场特征或交易机制有关的因素进行独立控制,为此,研究者不得不尝试借助实验室来“创造”一个符合要求的市场,以“生成”可用于检验的观测数据,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实验经济学以实验室实验作为主要方法依托。相对而言,行为经济学则更强调从个体层面的决策结果来考察和修正新古典理论的行为假设,以构建更拟实的描述性理论,这意味着任何揭示个体行为特征的可观测数据都能用于行为经济学研究,并不限于以实验室方法取得的数据。所以,行为经济学家有时自称为“方法论上的折中主义者”,他们仅把实验室方法作为重要的实证手段之一,但却不是唯一的手段,尤其是近年来新兴的认知神经科学、计算经济学等领域的方法与证据,可以进一步弥补传统实验室数据的不足,从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采用,以图为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供更稳健的实证基础。

  其次,正如前文所言,实验经济学侧重于根据不同市场条件下的交易结果来探讨何种市场机制更易于达到理性均衡,这意味着实验经济学虽然使用真人被试者来完成实验,但被试者的行为特征却并非实验的重点研究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验经济学视角下的被试者更类似于一种实验“材料”或“媒介”,实验的目的在于将他们置于某种受控条件下去生成一个待检验的现象,这恰如生物学家通过考察细菌对实验小鼠的影响来研究细菌,实验经济学家也是通过考察市场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而研究市场本身。因此,大部分实验经济学研究都尤为重视在实验中引入特定的市场交易机制。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验经济学也愈发重视基于博弈论框架来开展实验研究,但实际上博弈论中所涉及的各类互动规则仍可视为广义下的市场交易机制,相关的博弈实验可视为对市场关键方面的模拟。与之相对的是,行为经济学强调对个体行为特征的考察,因而在其实验中被试者本身即为研究对象,所以并不刻意要求依托市场交易机制来达成其实验目的。无论是涉及群体交易的互动式实验,还是仅需个人面对虚拟选项做出取舍的实验,只要有助于对个体行为特征与心理原因进行揭示,均可成为行为经济学可接受的实验形式。

  再次,为了能够严格区分出市场机制对被试者交易结果的“纯粹”影响,实验经济学还着重强调所谓的“情境中性”,即在实验中应“移除”掉与现实生活氛围相似的情境因素,比如在经典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将现实讨价还价的最后阶段抽象成“个体A”与“个体B”对一定资源的分配问题。这一处理传统在近年来的研究中仍得到采用,如在关于货币政策的实验中,被试者的任务是把水从一个容器移到另一个容器中去,而被试者并不知情他实则扮演中央银行,两个容器分别代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他在不同容器间转移水的能力受一条隐含的菲利普斯曲线的约束。反观行为经济学,由于它的研究更偏于考察个体进行经济决策时的行为特征,而据认知心理学观点,个体决策背后的推理与认知过程具有强烈的情境依赖性,因此如果在实验中完全抽象掉情境因素,将使得被试者的许多重要行为特征无从甄别和检验,故而行为经济学特别强调在实验中引入社会因素,或是构造可反映真实决策活动的情境,比如关于某种真实商品的交易或某类真实经济变量的预期等,并且在研究中重视采取实地实验等形式,以探讨不同情境下的个体认知差异对选择结果的影响以及对理性选择模型的背离。

  最后,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对实验中的时间因素持有不同看法。一方面,实验经济学强调基于市场交易的实验,且认为市场推动经济走向均衡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因此,实验经济学非常关心被试者在同一市场交易机制下重复多次实验后会出现怎样的结果,有时需将相同的实验任务重复10~20个轮次。实验经济学家认为,多次的固定重复是帮助被试者获得更多市场交易经验的好方法,且仅当被试者充分熟悉市场交易机制后,其所形成的交易结果才能真正反映该种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另一方面,行为经济学却认为基于个体决策层面的实验研究无须过于强调轮次的重复,因为最具现实意义的个体行为特征往往出现于实验的最初几轮,随着轮次增加,个体决策可能会因学习效应而逐渐接近于理性模型的预测,这对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来说相当于观测数据“已被污染”,反而不便于考察个体在常态下的真实认知模式,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诸如高速公路收费这样的高度重复式的交易行为并不多见,故而过多轮次的实验不符合行为经济学对构造真实情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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