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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振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
2019年08月20日 08:28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京)2018年第1期 作者:陈峰 字号

内容摘要:吕振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早期构建者之一。他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实践性的统一,致力于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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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吕振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早期构建者之一。他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实践性的统一,致力于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结合。吕振羽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实验主义、机械论等倾向进行了深刻批判。在此基础上,他立意“建设科学的中国史的体系”,倡导加强与世界史的比较研究,“树立新史学的考据学”,以开展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吕振羽与翦伯赞共同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形成和完善。

    关键词:吕振羽/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方法论/ 辩证法/

    作者:陈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现代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注重方法论的探究,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流派莫不如此。方法论甚至成为区分不同流派的界标。胡适是宣扬所谓科学方法最力的学者,被推为“方法学派”的领袖。①但胡适同样重视材料,认为方法的核心是证据、材料,材料能够限制方法。实则,稍后异军突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比胡适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派代表翦伯赞申言:“没有正确的方法,不但不能进行历史之科学的研究,即从事于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亦不可能。”②吴泽也说:研究古史“方法论的正确更为重要;目前中国史研究方法问题实重于史料问题”。③显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方法具有优先性、至上性,方法论建设乃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众所周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方面,翦伯赞的建树最为卓著。④但与翦伯赞同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元老的吕振羽同样不可忽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过程中,吕振羽略晚于郭沫若而早于翦伯赞。吕振羽不但对史前史、殷周史、思想史、民族史、通史都有开拓性贡献,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也有创始之功。被时人誉为“青年史学家中的一颗巨星,新史学体系建设的领导者”的吕氏,⑤素重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他指出:“不能应用正确的方法论的人们,即使其对所谓国学有较深的素养,也无法对史料达到正确的选择、搜集与认识的。像章太炎先生、黄季刚先生以至顾颉刚先生等,便是一些显例。”⑥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开篇即讨论“关于历史方法论上的几个问题”,《中国政治思想史》以“研究的方法”为先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首列“研究方法”15条。1936年的《史学新论》和1940年的《本国史研究提纲》两篇文章,一“破”一“立”,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史研究奠定方法论基础。或许是没有一部像李大钊《史学要论》、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那样的标志性著作,也或许是在史前史等领域的声光过于显赫造成对其他方面的遮蔽,吕振羽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建设上的作为一直没有得到细致的梳理和应有的评价。⑦本文即尝试稍稍弥补这一缺憾。

  一、新史学的科学方法——史的唯物论

  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于以往任何史学形态而自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其创制的史学方法论也是独一无二的。史学方法论的构建首先面临的是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民国学界对于历史是否成为一种科学存在较大争议,而马克思主义学者毫不犹豫地将历史学视为科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历史学科学性的认识处于特定的话语系统之内,与学院派的论证逻辑大相径庭。学院派主张的科学性是与“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客观冷静、超然中立的态度立场联系在一起的。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实践性的统一,不执迷于学术的纯粹性、独立性。吕振羽说:“历史研究的任务,在究明历史自身的运动和发展过程的规律性,把握其现实的动向以及构成历史动力的诸契机与其主导从属的关系,去指导人类社会生活之现实斗争的方向,提高对历史创造的作用——加强指导原则和实践动力,同时,适应现实的要求,科学的批判的继承过去人类文化的优良成果——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的承袭,世界文化的优良成果的吸取。所以历史是科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是人类生活斗争的机器。”⑧历史学的使命就是发现规律并依据规律指导现实、规划未来。

  与主张科学的史学应远离现实截然相反,吕振羽特别强调历史学的实践性。“历史是人类生活的实践过程。历史科学的研究,也是充满着实践的内容的。”⑨历史学家不是只依靠正确的史学方法就能认识现社会的客观动向,而是要“通过历史创造任务的实践工作,把自己的生活溶化于群团的实践生活,使方法与实践相互渗透,才不致曲解历史和历史的动向。从而对人类实践的创造的路线、方向和目标,才能尽着指导的作用”。⑩“历史并不是一种学究的工作,而是一种和实践不能分离的理论的探究。我们在严重的当前情势下,为着解决现实,不能不彻底的正确无误的把握现实,所以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追究上来把握现阶段,确证现阶段之唯一的动向。”(11)实践成为历史科学性必不可少的条件。史学不再是无补于当世的名山事业,而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抗战时期,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这种与现实、实践高度相关的历史学被赋予空前的意义。吕振羽说:“抗战建国中的民族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都要根据历史作决定,依靠历史作指南;当前一切实际问题,只有历史给予正确的解答,能指示我们实践的方向。”(12)中国社会史研究尤其重要:“中国社会之史的发展形势,对民族解放最现实的政治要求,有着基本的决定作用。从而对中国史之歪曲的乃至欠严谨的解释与论断,便能给现实的民族解放运动以最恶劣之影响。因此,一部较系统而正确的中国社会通史的建设,愈成了最迫切、最现实的要求。”(13)这意味着,学术工作的必要性、合理性导源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学术发展不只遵从自身的逻辑,更要听命于时代的召唤。

  吕振羽的认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这种认识与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观念、实用理性特质相契合。历史学不是只专注于过去,而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统一。先驱者李大钊曾将史学的功用定位于造就个人“脚踏实地的人生观”、“乐天努进的人生观”,(14)还处在20世纪20年代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启蒙语境之下。吕振羽的认识则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革命救亡语境中的认识,更能凸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因和特质。

  具体而言,现时代的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归功于辩证唯物论的注入。唯物史观是科学的方法论。吕振羽指出:“史的唯物辩证法,不啻是我们解剖人类社会的唯一武器,史的唯物论,是唯一的历史学方法论。”(15)“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不是实验主义或经济史观等所能胜任;但也不是广泛的应用一般方法论的辩证唯物论,而是史的唯物论——虽然,史的唯物论,并不是外在于辩证唯物论的东西,而正是辩证唯物论应用到历史研究上的独特的方法。”(16)“我们握住这付工具来解剖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一切问题都不难迎刃而解”。史的唯物论亦可指导史料考辨,“不惟搀杂在真史中的伪的成分能够分别出去,即伪史中的真的成分,也不难分别出来,供正确的引用”。(17)

  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来源于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洞察,正如李大钊所说:“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18)吕振羽指出:“如果人类社会发展法则的一般性不能得到确立,便可使我们对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甚至各种史的研究不能前进一步。”从人类早期社会的研究来看,“莫尔甘,恩格思,卢森堡,以及其他伟大的社会学者,考古学者,古生物学者,人种学者,土俗学者,语言学者们各方面的努力,根据事实研究的结果,指示出史前期人类活动的一幅轮廓画,并求得其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特征。再加其他历史唯物论的历史家们,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无论从全人类之总括的或从各民族之各别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不惟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法则的共同性,在其过程中各个阶段上所表现的特征的一般性,而且证实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则,完全符合了辩证法的发展法则。”(19)这就是说,科学的历史研究必须依据已发现的社会历史规律,否则只能处于前科学、非科学的阶段。历史运动过程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研究主体认识历史的方法,方法论由本体论转化而来,这就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历史观与方法论的高度整合。

  社会史论战以来,随着唯物论的风行,从经济角度分析社会历史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往往流于形式主义和机械论,从而在方法论上误入歧途。吕振羽的超越时流之处,正在于重视辩证法的运用,致力于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结合。他说:“我们要想正确的认识一个时代的社会的本质,必须从其运动的发展的全过程以及当时反映的各种现象作辩证的考察;易言之,只有从现象之全体的联结上,从其发展的运动的根基上,去阐明其独特的形态和法则。”(20)吕振羽特别强调社会下层基础和其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从下层基础的正确把握,便能正确的把握那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诸形态,反之,能正确的理解上层建筑诸形态,也能正确的反证那作为其根基的下层基础”。(21)“历史自身有着妥适性,社会下层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政治形态、意识形态,都是相互妥适着的。后二者受决定于前者,但又作用于前者;同时,政治形态,也对意识形态起着相对的支配作用,意识形态也相对的作用于政治形态。把后二者与前者孤立起来,就是唯心史观,把前者从后二者孤立起来,就是经济史观。”(22)这种辩证的认识体现出一种系统的、动态的思想,较之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无疑是一种成熟和进步。(23)

  在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上,吕振羽也秉持辩证观点,并将“对历史发展之一般性和特殊性之矛盾统一的法则的把握”视为“新史学研究法的基本任务。”(24)他说:“世界史的各部分,都有其共同的一般的发展法则;各别国家,各别民族的历史,又都有其独立的特殊性。一般被决于生产方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矛盾斗争的统一;特殊性,则由各别不同的地理环境等条件所给予的。但若过分夸张地理环境的作用,就要陷入地理史观的错误。一般性是主要的,特殊性是从属的。”(25)特殊性的存在并不能导致历史发展法则的一元性变为多元性。吕振羽曾批评陶希圣“企图重新创造一历史发展法则之各别性——多元性的理论”,最终却“辗转于历史循环论的泥沼中,在儒家所画定的圈圈中徜来徜去”。(26)基于对历史发展普遍性高于特殊性的认识,吕振羽采取了由一般到特殊的研究路径。其《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首先依据摩尔根和恩格斯、库斯聂的描述,确立“古代社会特征的一般”,包括“工具演进和生产方法的一般”、“家系制度和社会制度之演进的诸形态”,再分析中国的“野蛮时代”、“母系氏族社会”、“男系本位的氏族社会”以及“由氏族到市区之转变”。

  历史学的科学性又与阶级性密切相关。在民国学界许多人将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作为世界最先进的科学的同时,也有人对其历史理论提出质疑。一些从英美归国的学者宣称,“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莫尔甘的《古代社会》,在欧美已经丧失其科学的价值,而成了历史的神秘小说了”。(27)中央大学社会系主任黄文山说,“这种在欧美已不为人们注意的东西,在中国则自郭沫若,吕振羽以至某某等诸先生,却奉为经典”。(28)对于马克思历史学说已然落伍的指责,吕振羽的回应是:这些“布尔乔亚的学者”“所看见的欧美,只是欧美的布尔乔亚”。(29)这就是说,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落后是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学者,资产阶级学者是不可能认识到作为无产阶级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先进性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历史学科学性的前提和保障。

  二、中国社会史研究方法论批判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崛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即以对论战的总结反思为基础和出发点。何干之说,“各位参战的朋友,对于历史方法的了解,大多数是在水平线之下,结果,问题往往不能好好地提出来,问题提了出来,又不能好好的讨论下去,常常陷入混乱的状态中”。(30)吕振羽是社会史论战的重要参与者,在其投身论战之初、1934年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已经透露从事方法论检讨的意图。他指出:“在中国,在历史研究这一范畴里,问题最纠纷的,莫过于‘亚细亚的生产制’、‘奴隶制’、‘商业资本制’这三个问题。”吕振羽认为,“就这些‘别开生面’的议论一一加以分析,简直可以写成一部《历史方法论批判》的书来”。(31)吕振羽对关于上述三个问题的观点作了简要剖析,又在1942年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中进行了集中检讨。他这里所说的历史方法论主要指“历史运动法则”、特定的社会形态论,实则属于历史本体论的一部分。而下面所要重点展示的是吕振羽在另一层次的史学方法论方面的认识和思考。

  对1927年后以唯物史观探究中国社会史的工作,吕振羽评价道:“对中国社会史之重新检讨,而引起对史学研究的一度革命。这,在史学上曾获得其重要的进步。同时在这期间,在考古学,以至人类学,土俗学,语言学等诸方面,也均显示其研究的新动向。凡此在适应于中国社会史之现实的过程上,在学术史,获得其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在另一方面,作为和现实斗争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之此一时期的史学论争,却未曾达到其可能获得的成绩。”“这时期的史学,还只能算是有辩证唯物论的倾向,并不能说就产生了辩证唯物论的史学体系”。(32)吕振羽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进行了全面反思,其方法论构建主要是通过唯物史观派内部的清理整治而完成。

  吕振羽观察到,“一般的历史研究者=自认为辩证论的所谓‘历史家’们,大抵不是在如实的履行着实验主义的方法论,便又走入机械论的歧途”。(33)“就方法论方面说,虽然大家都披上一件史的唯物论的袈裟,一若标示出史的唯物论,即能证明其正确与前进似的。而其实,不是属于机械论的经济唯物论,便是属于观念论的实验主义”。(34)唯物史观必须同时克服实验主义和机械论才能成为正确的方法论。因此,实验主义和机械论成为吕振羽的两大批判对象。

  在吕振羽看来,历史研究不可依赖实验的方法,因为“历史是关于社会科学的范畴,我们不能应用实验室里的方法去研究,而是要应用抽象的、思维的科学方法。但历史又是最具体最现实的东西,所以历史家不应凭他的头脑,去虚构图表,而要运用抽象的、思维的科学方法,根据历史的事象去把握其规律性”。(35)不过,吕振羽的主要矛头所向不是标榜实验主义的胡适派,而主要是唯物史观派阵营内部的实验主义倾向。吕振羽深感实验主义流传之广:“我们的那班自号辩证唯物论的中国史研究者(自然,那不过是一些冒牌的半截的货色),却都在如实的履行着十足的实验主义的方法。”(36)实验主义本是胡适派的学术招牌,此时却成为陶希圣等社会史研究者的标签。陶希圣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驱和主将,当时北大、清华、燕京、师大、中大的中国社会史课程全由他一人包办,(37)俨然成为社会史领域的头号人物。吕振羽却批评陶氏“反对把前驱者所发现之历史运动法则、历史学方法论,应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上;只允许从中国社会的本身零星探求”。(38)这就接近于胡适派重事实、重求证的实验主义。

  吕振羽曾撰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与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唱对台戏,自然对陶著甚为不满,斥其“自始只从政治原因上去解说其所谓政治思想,并没有半点唯物辩证法的气味,只是半实验主义化身的绝对唯心主义”,(39)“最大的错误在玩弄形式逻辑,把社会的性质在政权的表层形式下隐蔽起来,把人类的意识形态和其社会生活实践的矛盾统一性,拿所谓政权的形式去隔断起来,从而把它们孤立起来。结果也便只有流于‘奇迹’夸张之一途”。(40)吕振羽指出:“若是把各种现象从其当时社会存在的一联的象征中孤立起来去考察,甚而把各种动的因素,均一一作为静止的僵化的东西去排列,或则故意把某一方面特别去加以夸张,那便无可避免的要陷入如次的一种实验主义的泥沼中去:是=是、非=非、甲即是甲(同一律)、甲不是非甲(矛盾律);甲不是乙,或甲是非乙(排中律)。实验主义之无法接近问题的本质,便在这里。”(41)这里的实验主义均指形式逻辑。

  在其他场合,吕振羽将非辩证的观点都划为实验主义。他说:“自号‘辩证唯物论’的‘历史家’的血液中的实验主义的成份,最根本的,便是他们不了解因历史的连续发展的中断而引起向前飞跃的形式,以及‘突变’和历史的质的变化的联系=旧质的死灭和新质的代起的辩证法,以及阶级的实践的历史作用;反之,他们却认为在‘渐变’的连续过程中能完成历史的质的变革作用。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了解在历史的渐变的过程中,亦曾在引起部分的突变;同时,在新质的代起之后,依旧有部分的旧质保持其连续的发展。”(42)“以残余作为主要,以局部概括全部”,也是一种实验主义的错误。(43)

  可以发现,吕振羽所批评的实验主义的概念颇为宽泛,似乎不符合辩证唯物论者一概归入其中。他认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应用实验主义研究方法的著作。(44)甚至郭沫若也一度被归于实验主义一途。吕振羽认为郭氏由殷代兄终弟及的事实遂断定商代为母系社会,完全在追随着实验主义者而不自知。(45)

  另外是关于机械论的批判。“热心去批判实验主义”的李季被吕振羽作为机械论的代表。李季、叶青“虽然也自认在应用史的唯物论,但在其实际应用上,却纯属机械论的,只肯看见一些经济现象,完全忽视了政治,从而意识形态所给予下层基础以及其相互上的反作用,从而他们完全不懂得阶级和其领导者对于历史的创造作用。易言之,他们完全不懂得社会下层基础和其上层建筑之辩证的统一,而是如实看作死的化石的外在对立的东西。从而对于他们所注视的经济构造,也便成了化石般的东西而无法说明了”。(46)李季还被吕振羽冠以“经师”之名。李季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和神话传说的本身,都一律当作历史的事实看,主观构造出一个亚细亚生产方法和奴隶制混血儿的殷代奴隶社会制度,是“经师式的理论”。(47)其他学者更将李季视为中国社会史研究方法论的代表,指其论作为“洋八股”。(48)

  除实验主义和机械论外,公式主义也是吕振羽所反对的一种倾向。他认为,“‘公式主义’与‘历史原理论’之不能解决问题,由于其拿公式和原理去概括具体的活的历史,而不是从活生生的历史本身的具体性去映证进步的正确的理论”。(49)社会史论战中的一个活跃角色王宜昌甚至公开标举“公式主义”,坚称“研究中国社会史,永远是要从‘搬家主义’和‘公式主义’出发的。”(50)吕振羽则力矫其偏:在王君脑子里的历史发展的公式,是单一的西欧希腊罗马日耳曼的历史的形式,王君所知道的也只是西欧的古代和中古史的现象形式,并不曾懂得其活的内容。他进而提出,“我们研究中国史,拿它和世界史作比较的研究是重要的;但在从这方面去了解历史的活的规律,并不是从这方面去‘搬家’和套死‘公式’。从正确的历史方法论出发,才能够正确的去运用一切史料;只注重‘公式’而不去注重史料,那么写出的仍不外是自己的脑筋,而不是活的具体的历史本身”。(51)研究中“应力避抽象的原理式的叙述,而要尽可能去发现活的历史的具体面貌”。(52)在当时应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中,公式主义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几成一种痼疾。吕振羽的反省批判可谓切中要害。

  三、“建设科学的中国史的体系”

  在吕振羽那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检讨批判只是一种手段,“建设科学的中国史的体系”才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目的。吕振羽对“建设科学的中国史的体系”的方法和途径作了重要提示。总体而言,“不但需要对‘史的唯物论’有高深的素养,而且需要对中国的所谓国学,有较深的素养,才能正确的去运用全部史料”。关于“史的唯物论”即理论的素养,“从纯研究的方面来说,也至少要同时对一般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和世界史有相当的素养,才能进行去认识‘史的唯物论’;若说到认识的正确程度,那而且不是单单坐在研究室里的人们所能达到的,必须要从实践上去寻求,即从理论与实践之统一性上去寻求,才有可能”。(53)

  吕振羽一再强调与世界史做比较研究的必要性。“研究中国史,最好先从世界史作一比较地研究;从世界史的比较研究上,去把握历史的一般合法则性;从一般的合法则性的基础上,同时去把握中国史的特殊性。”(54)在吕氏看来,论战学者存在一个共同错误是“大家多在有意或无意的没有把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个部分去研究”。(55)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只看见历史自身构成的内在的矛盾,而完全无视由地理环境诸条件所造成的外在矛盾诸关系,只注意到一般性而无视其特殊性,不知这两种矛盾关系对于每个民族的历史有其辩证法的统一的作用。从而把中国史公式化,以致丧失活的中国史的本来面目。二是只看见由地理环境诸条件所造成的外在矛盾诸关系,即由此所给予每个民族历史的特殊性,而无视作为其历史发展之决定的根基的内在矛盾诸关系,而陷入地理史观的迷途,走入史的多元论的歧路。甚而公然提倡史的多元性,否认历史的规律性,把中国史置于一般世界史的规律之外,作为“谜”一样的东西。(56)可见,吕振羽倡议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比较研究,并非平等的对比,而是从世界史中发现一般性,再由这种一般性出发去认识中国史的特殊性。

  可贵的是,此时吕振羽已经萌生对西欧中心论的反思。他批评道:以往研究者把古代希腊罗马社会构成的全部面貌,当作奴隶制的一般面貌;把中世纪日耳曼社会构成的全部面貌,当作封建制的一般面貌。依据这种标本或典型,到世界其他各国历史中去寻找奴隶制或封建制阶段。应当从一般性的基础上认识特殊,把握一般性和特殊性之矛盾的统一。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在世界史一般发展的基础上,渗透了独有的特殊性,特别是封建制时期比较长。(57)有感于《读书杂志》上许多论文将世界史上的一般问题作为中国史的特殊形态去夸张,暴露出世界史知识的匮乏,吕振羽曾致信建议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开辟“世界史料”栏目。(58)

  涉及世界史研究就不能回避外国学者尤其是苏联等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据时人观察,“最近欧洲学者之以唯物辩证法的见地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者极多,尤以苏联学界为盛”。(59)这些域外作品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建设本土史学的主要资源。起初,吕振羽对国外学者的成果颇为推重。在其《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曾援引沙发诺夫、波特卡诺夫、波克罗夫斯基、山川均、伊豆公夫等人的作品。及至抗战中后期,在“学术中国化”的潮流的影响下,吕振羽认识到,苏联、日本的史学家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结论未必都正确,而且由于文字和生活传统的隔膜,有时还不及中国新历史家的结论正确;而中国学术界的一部分人却宁肯相信波克罗夫斯基、波特卡诺夫、约尔科、森谷克己、早川二郎、佐野袈裟美等人,甚至误信马扎亚尔、沙发洛夫、波格丹诺夫、秋泽修二、威特福格等人的说法,而不肯相信中国新历史学家的意见。(60)这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最初的依傍外人到追求自主的转变。

  1936年吕振羽一度认为:“在中国的社会史论战上所形成的一切错误,大皆渊源于波格达诺夫主义,以及渗入波克罗夫司矶学派中的波格达诺夫主义的血液的流毒”,论战时期史学研究未能获得应有的成绩,“不能不归咎于那作为其时史学理论之指导的波克罗夫司矶理论的错误,未能发生正确的领导作用”。苏联方面在彻底清算波克罗夫司矶学派之后确立了更高阶段的史学原理,具有“最高的决定的指导的作用”。目前应该根据这种原理来“建设科学的中国史的体系”。(61)1940年,吕振羽又指出:在1935年前的史学论争中,即使进步的历史学者,“也多少都受着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影响,从而在论争中不能充分发挥科学的力量”,“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对新的历史科学自亦有其不少的成就,然同时也有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其经济史观与大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对历史之抽象性的叙述和了解,无力把活生生的历史的具体性复现出来。自从对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实行过清算后,历史科学才重新整备了全副武装。”(62)中国史研究应当建立在批判波克罗夫斯基学派之后新的起点上。(63)

  曾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上做出重要贡献的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在吕振羽看来都未能达到圆满的结论,都是相对失败的。吕振羽对“根据最新史学知识写成的”日本学者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进行专门批评,(64)指明其大量因袭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观点和材料。国外史学家即使拥有较正确的方法论,而“关于中国史料的搜求与考证上便成了问题”。因此,中国社会通史的完成,应该“在先进国史学家的协助之下,由中国史学研究者来担任”。(65)一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长期发挥过重要引导作用的苏联日本史学已成为国内学者批判超越的对象。(66)此时,中国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学院派学者也在进行扭转尾随外人的局面,夺回学术话语权的尝试。20世纪40年代,本土化已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一种趋势。

  对史料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重要一环。在社会史论战中,各派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正确的理论方法视为研究工作的先导,而吕振羽较早意识到史料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史料的缺乏,最足以限制我们对一个时代难以达到正确的理解。关于史料的选择,这问题亦至属重要。若是我们不注意历史材料的真伪,无条件地去应用,则依此做出的结论,仍不过是观念论者的结论。”(67)他甚至认为:“在研究的技术上,方法和材料同样重要的。没有正确的方法,便不能正确地处理材料;没有充分的材料,便不能说明历史活的具体的内容。”(68)史料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可忽略的一项重要工作。

  论战时期的学者在史料问题上曾出现重大缺失。李季、王礼锡“对于历史材料,不但毫未去考证过,而且毫未用工夫去作过系统的搜求;仅在利用陶希圣先生等人的现成的搜集。他们只知搬运其陷于错误的一般社会学理论,来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致连篇累牍的论争,彼此只是‘断章取义’地在反复搬运马、恩、伊诸大师的阶段的文句,完全不曾接触到历史的具体事实与其活现的面目。因而在他们所写出的,并不是作为世界史之一部分的中国的历史,而完全是一种死的一般社会学的抽象的公式”。而陶希圣等虽然注意史料问题,但“并没有担负考证、选择,收集和应用史料之任务的能力。因之他们所搜集的史料,便不免是片面的,不可完全信赖的。而且,实际上,他们也止于在无条件地接受实验主义者顾颉刚先生等人的考证结果。从而历史材料在他们的眼前堆积得愈多,便愈使他们的脑筋没有应付的能力,只看见历史上的一些现象在循环,而构成其历史循环与进化论的理论”。(69)

  对于顾颉刚、陶希圣等的史料考证和搜集工作,吕振羽主张,不能完全否认其作用,也不能无条件接受。他不反对推翻“堆砌而成的古史”,但同时不否定其经过科学的渗滤后仍有史料价值。“疑古家对古史辨伪和史料整理工作,虽有着相当成绩,却没有替我们解决问题”。(70)在新的科学领域中的史料考证与搜集才开始萌芽。郭沫若“虽然在方法论上想力求正确,在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上也不肯随便了事——尤其在考证方面,由他已展开了科学的端绪”。但由于郭氏对哲学和一般社会科学理论素养不够,对世界史知识的不足,“所以不但在历史理论上形成其许多幼稚的错误,而其所考证的史料,也便不能确然无误”。(71)这就是说,史料考证整理工作必须在一定的方法论指引下才能收其效、毕其功。

  吕振羽认识到,史料的整理和选择是“一个繁重的工作”。(72)在史料方面,不只是搜集和选择,还同时要从事整理考证的工作。要把握历史的全部事象,对史料的占有是特别重要的。占有史料要经过搜集、选择或考证的过程。在搜集上,起码要达到能表征全部历史事象的程度,不要凭部分去概括全部;在选择上,要从全部史料所说明的历史基本特征出发,不要拿残余当主要;在考证上,一方面要分别真伪,避免误解,另一方面不要完全抹杀伪书的史料价值。(73)可见,吕振羽的史料观也体现出辩证思想。

  在史料考证整理上,吕振羽不但从方法论上阐述,还在具体研究特别是史前史研究中加以运用。他认为,研究中国史前社会是一种冒险的尝试,“问题在于历史材料的不充分,和既有材料之难于正确引用”。(74)《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取材,以仰韶各期的出土物为正料,各种古籍中的神话传说式的记载为辅料。吕振羽首重出土古物,认为“只有用作发掘的锄头才不说假话”,“只能仗地下发现的古物来做主人”。(75)他广泛涉猎了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安阳发掘报告,王国维、郭沫若、李济、董作宾、安特生、徐中舒等关于金石甲骨的研究文字,以及周口店、鄂尔多斯、龙山等地的考古资料。吕振羽还多次向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借阅其收藏的金石史料。(76)他利用这些材料,将中国历史的开幕时代提前到殷代以前的原始时期。《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中认为殷墟遗物是殷代“铁一般的史料”。(77)吕振羽的史前史、上古史研究明显承受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充分利用考古材料,从而超越了勇于“辨古书”而怯于“辨古史”的疑古派。

  吕振羽用以探研史前史的材料有三类:地下出土的实物,现代民俗学的实地调查以及古书中的神话传说。他自信:“只有史的唯物论者,才能正确无误去利用神话传说。”(78)“那些散见于各种记载中的神话传说的来源,我们虽不敢完全确定,但它们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真际意义,是我们敢于确定的”。(79)吕振羽使传说材料与地下遗物相配合,揭示出上古神话背后隐藏着的人间世界。吕振羽对传说材料的大胆使用招致一些人的批驳。最激烈的当数戴家祥。他认为吕振羽对尧舜禹时代、殷、西周社会性质的判断,“徒据古代传说,故虽反覆辩论”,“令上古史迹,大起混乱矣”,“其取材之滥,识见之差,不敢恭赞一词”,“作者未有著述修养,欠缺国学根柢”。(80)戴氏几乎将吕振羽的学术尝试一笔抹杀,未免过于苛责了。

  大致说来,吕振羽持一种接近于史观为体、史料为用的思想。他主张:“我们须树立新史学的考据学,对已有史料去进行系统的考证。”(81)这一任务“是青年科学者的集团的责任”。(82)在郭沫若对甲骨文金石文的考释和吕振羽对散在古书中的神话传说的整理这些先行探索之后,20世纪40年代唯物史观派对史料和考证普遍重视起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其自身的全面建设的开始,为其不断成熟与壮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83)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吕振羽仍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与其他流派不断斗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84)但其实,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成熟同时得益于对其他学派方法和成果的扬弃,其史料观即是一个显例。

  吕振羽从开始投身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就一直关注和探索方法论问题,通过清算实验主义和机械论,构建起一套唯物论与辩证法相融合的史学方法论。实验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胡适说:“实验主义只是一种方法,只是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85)胡适标举的实验主义方法只是治学的一般规范和技术,与唯物史观不处于同一层面。况且胡适、顾颉刚等很少涉足社会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未形成正面对抗。被吕振羽视为实验主义代表的是最早发起社会史论战也最早反思论战的陶希圣。在《读书杂志》将论战推向高潮之际,陶希圣却抽身而退,提出:“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我希望短篇论文减少,多来几部大书,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中国学术界打下一个强固的根基”。(86)陶希圣还指出:“如果把方法当结论,虽不是机械主义,却易陷于公式主义。历史的研究必须顾到历史的事实。实验主义不尊重确定的理论或思想,公式主义不尊重事实或材料。”(87)陶希圣既反对公式主义又反对实验主义,只把唯物史观当作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主义,或可称为实证的唯物史观。吕振羽也认为,陶氏主编的《食货》半月刊“以方法论的探讨与史料的搜集”并重是“完全正确而必要的”。(88)尽管吕振羽不满于陶希圣在《食货》上不提倡学者之间的相互批评驳难,回避消极的“破”的工作,但并没有根本冲突,存在学术上求同存异的可能。然而吕振羽倾向于将学术上的分歧归因于“政治的成见在横梗着”,(89)后来二人在政治上渐行渐远,以致势同水火,学术上因之分道扬镳,冰炭难容。

  机械论、公式主义才是辩证唯物论的头号大敌和心腹之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上升途中必须克服的主要弊病。“史的唯物论的研究”的“宿将”、(90)“素以马氏学专家闻名”的李季,(91)是这方面的代表。“古史辨”派后进童书业称李季的研究方法“是类推的方法,以史观学说为依据,以比附推断为步骤,而以求合为目的”,“脑子里存有一个社会进化阶段的公式,一切的研究,都以证明那公式为目的。”(92)机械论将唯物史观简化为经济史观、经济一元论,片面强调单一因素,僵化地、静态地看待历史;唯公式是从,为公式而抹杀事实,必然取消历史的系统性、多样性、复杂性,导致走向自身的反面。唯物论遭人误解,被人误用,症结多在于此。因此,吕振羽对机械论和公式主义及时而深刻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形成和完善至关重要。

  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另一位构建者翦伯赞相比,吕振羽的探索仍不失其独特的作用和意义。二人的相同之处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一些关键性问题都有所阐述,而且立场非常接近。二人都是通过对中国社会史论战进行全面的批判和清算而确立正确的方法论,均强调辩证法的重要性。但吕振羽比翦伯赞先行一步,翦伯赞在一定程度上是吕振羽的追随者。(93)吕振羽对史学方法论的阐述,哲学化、抽象化程度不及翦伯赞,但与史前史、上古史研究结合紧密。20世纪30年代的翦伯赞“努力于历史战线上的毒性理论之肃清”,(94)以破为主,少有立的著述;吕振羽则偏于立的工作,以具体研究示范方法论,“比较正确地运用辩证唯物论”,“比较灵活地运用史的唯物论”。(95)翦伯赞的消极批判与吕振羽的积极建设构成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两翼。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可以视为当时此派史学方法论的集大成之作,而吕振羽的探索为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石。

  1949年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基本构建成型,而且达到相当的成熟度。这从翦伯赞的《略论中国史研究》和华岗的《中国历史的翻案》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方法论的成熟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化、精致化。1949年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化,辩证唯物论成为历史研究的主导性方法论,居于独尊地位,实证派的方法论则沦为被改造的对象;同时,在“一边倒”政策的影响下,苏联史学模式再度发挥其示范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①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53页。

  ②翦伯赞:《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中华论坛》第2卷第3期,1946年10月。

  ③吴泽:《中国历史研究法》,峨嵋出版社1942年版,第107、120页。

  ④详见王学典:《翦伯赞与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

  ⑤王直夫:《从〈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说到〈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文化批判》第4卷第3期,1937年7月。

  ⑥吕振羽:《评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4卷第3期,1937年7月。

  ⑦以往学界关于吕振羽史学的研究论著,如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朱政惠《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戴开柱《吕振羽早期思想与实践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对吕振羽的史学方法论均有所涉及,但缺乏专门、系统的考察。钟觉民《论吕振羽对中国历史科学理论和方法论建设的重要贡献》(《邵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4、6期)一文虽系少有之专论,可惜侧重于1949年之后,对其1949年之前的创始性贡献阐述不够。

  ⑧吕振羽:《本国史研究提纲》,《读书月报》第2卷第4、5期,1940年6、7月。

  ⑨吕振羽:《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吕振羽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0页。

  ⑩吕振羽:《谈史学》,《学生杂志》第20卷第6期,1940年6月。

  (11)吕振羽:《史学新论》,《晨报·历史周刊》创刊号,1936年10月3日。

  (12)吕振羽:《本国史研究提纲》,《读书月报》第2卷第4、5期,1940年6、7月。

  (13)吕振羽:《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国历史观与三民主义的中国革命》,《中苏文化》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特刊,1940年3月。

  (14)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6页。

  (15)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人文书店1934年版,第7页。

  (16)吕振羽:《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第289页。

  (17)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7页。

  (18)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01页。

  (19)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6页。

  (20)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不二书店1936年版,第6—7页。

  (21)吕振羽:《史学新论》,《晨报·历史周刊》创刊号,1936年10月3日。

  (22)吕振羽:《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第290页。

  (23)可参看艾思奇:《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解放》周刊第126期,1941年3月。

  (24)吕振羽:《怎样研究历史》,《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42期,1941年4月。

  (25)吕振羽:《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第289页。

  (26)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5页。

  (27)转引自吕振羽:《史学新论》,《晨报·历史周刊》创刊号,1936年10月3日。

  (28)黄文山对摩尔根人类学理论的批评,参见《阶级逻辑与文化民族学》,《新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35年3月。

  (29)吕振羽:《史学新论》,《晨报·历史周刊》创刊号,1936年10月3日。

  (30)何干之:《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页。

  (31)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13—14页。

  (32)吕振羽:《史学新论》,《晨报·历史周刊》创刊号,1936年10月3日。

  (33)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自序,第2页。

  (34)吕振羽:《史学新论》,《晨报·历史周刊》创刊号,1936年10月3日。

  (35)吕振羽:《谈史学》,《学生杂志》第20卷第6期,1940年6月。

  (36)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27页。

  (37)杨堃:《论“中国社会史”问题》,《现代知识》第2卷第5期,1948年1月。

  (38)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9页。

  (39)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初版序,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6页。

  (40)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第3—4页。

  (41)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第6—7页。

  (42)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第8页。

  (43)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第7页。

  (44)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9页。

  (45)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第8页。

  (46)吕振羽:《史学新论》,《晨报·历史周刊》创刊号,1936年10月3日。

  (47)吕振羽:《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吕振羽全集》第2卷,第48—49页。

  (48)黄文山:《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方法论之检讨》,《新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3期,1934年11月。

  (49)吕振羽:《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国历史观与三民主义的中国革命》,《中苏文化》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特刊,1940年3月。

  (50)王宜昌:《评吕振羽的中国奴隶社会论》,《思想月刊》第1卷第2期,1937年1月。

  (51)吕振羽:《是活的历史还是死的公式?——答王宜昌君》,《文化动向》第1卷第3期,1937年4月。

  (52)吕振羽:《本国史研究提纲》,《读书月报》第2卷第4、5期,1940年6、7月。

  (53)吕振羽:《评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4卷第3期,1937年7月。

  (54)吕振羽:《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第290页。

  (55)吕振羽:《史学新论》,《晨报·历史周刊》创刊号,1936年10月3日。

  (56)吕振羽:《史学新论》,《晨报·历史周刊》创刊号,1936年10月3日。

  (57)吕振羽:《本国史研究提纲》,《读书月报》第2卷第4、5期,1940年6、7月。

  (58)吕振羽:《对本刊的批评与贡献(通信)》,《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8期,1935年3月。

  (59)石决明:《外国学者关于中国经济史之研究与主要文献》,《中国经济》第2卷第10期,1934年10月。

  (60)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第170—171页。

  (61)吕振羽:《史学新论》,《晨报·历史周刊》创刊号,1936年10月3日。

  (62)吕振羽:《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国历史观与三民主义的中国革命》,《中苏文化》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特刊,1940年3月。

  (63)具体可参看陈启能:《三十年代苏联对波克罗夫斯基的批判》,《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朱慈恩:《波克罗夫斯基与中国史学》,《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3期。

  (64)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16页。

  (65)吕振羽:《评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4卷第3期,1937年7月。

  (66)详参李孝迁:《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196页。

  (67)吕振羽:《中国社会史》,《吕振羽全集》第2卷,第197页。

  (68)吕振羽:《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第290页。

  (69)吕振羽:《史学新论》,《晨报·历史周刊》创刊号,1936年10月3日。

  (70)吕振羽:《本国史研究提纲》,《读书月报》第2卷第4、5期,1940年6、7月。

  (71)吕振羽:《史学新论》,《晨报·历史周刊》创刊号,1936年10月3日。

  (72)吕振羽:《本国史研究提纲》,《读书月报》第2卷第4、5期,1940年6、7月。

  (73)吕振羽:《怎样研究历史》,《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42期,1941年4月。

  (74)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1页。

  (75)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276、296页。

  (76)详见张书学:《王献唐与吕振羽的学术交往及其在现代史学上的意义》,《东方论坛》1996年第3期。

  (77)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第2页。

  (78)吕振羽:《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第290—291页。

  (79)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135页。

  (80)戴家祥:《书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政治经济学报》第3卷第2期,1935年1月。

  (81)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页。此前版本皆无此处引语。

  (82)吕振羽:《史学新论》,《晨报·历史周刊》创刊号,1936年10月3日。

  (83)张越:《试析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料和历史考证方法的重视》,《史学集刊》2006年第2期。

  (84)吕振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哲学战线上的马克思主义与伪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研究》1959年第5期。

  (85)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99页。

  (83)陶希圣:《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1932年8月。

  (87)李秉衡:《方法与材料》陶希圣附注,《食货》第1卷第9期,1935年4月。

  (88)吕振羽:《对本刊的批评与贡献(通信)》,《食货》第1卷第8期,1935年3月。

  (89)吕振羽:《史学新论》,《晨报·历史周刊》创刊号,1936年10月3日。

  (90)礼锡:《论战第二辑序幕》,《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1932年3月。

  (91)张季同:《评李季的〈我的生平〉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读书杂志》第2卷第10期,1932年10月。

  (92)童书业:《给李季先生的一封信》,《东南日报》1946年12月12日。

  (93)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53—57页。

  (94)翦伯赞:《“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之清算》,《世界文化》创刊号,1936年11月。

  (95)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1946年版,第17页。

作者简介

姓名:陈峰 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职称: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韩卓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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