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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庞珣教授访谈
2019年08月15日 08:33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4期 作者:庞珣 刘毅 字号

内容摘要:方法论研究落脚点是“论”,是关于方法背后的理论、关于知识本身的理论,以及如何获得知识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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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概况

  刘毅(以下简称“刘”):您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缘起?

  庞珣(以下简称“庞”):这个问题不但涉及对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缘起过程的“了解”,还要把这个过程放在当时的情境中去“理解”。在这次访谈中,我会更多地围绕对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理解来谈,涉及中国的具体情况,我谈的只是基于文献信息和这两三年中的一些感受,难免有很多疏漏和偏差。我现在就以一个“缘起”过程的局外人的观察和理解来谈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缘起问题。

  从已发表研究成果来看,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可能是第一个在国内发表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在《霸权体系与区域冲突》和《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两篇文章,以及专著《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中,①秦教授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探求霸权体系和国际或地区冲突,但后来秦教授的研究兴趣转移到了建构主义和其他思辨性理论的研究工作上。他早期的定量研究成果应该是对当时或稍后的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有所影响,但从其他人的研究发表中我没有找到这种影响的清晰形态和脉络。究竟他的定量研究在当时是“孤立”的,还是起到了某种“源头”的作用,我不敢妄加判断。

  较早并明确地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提倡定量研究的学者,应是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从研究成果的发表来看,阎教授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开始推广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稍后称为“科学研究方法”,但他本人并不特别讲定量研究这个词。根据他指导的博士生、博士后发表的著述来看,阎教授应该同时也在倡导甚至从事国际关系的定量研究。另外,十几年前,阎教授就发起了一年一度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讲习班”。因此,阎教授毋庸置疑地提倡和推动了定量研究方法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运用,其影响不限于他自己培养的学生,且通过方法讲习班而具有全国范围的影响。

  除关键人物所做的工作外,当讲到“缘起”问题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谈谈国际关系学科当时的国际、国内大背景。无论是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先行者的秦亚青教授,还是“缘起”的推动者阎学通教授,他们都是留美政治学博士。秦亚青教授于1994年获密苏里大学博士学位,阎学通教授于1992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20世纪90年代前期到中期,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还很新,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到国内是当时“留洋”学者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重要工作。当时美国国际关系发展最重要的现象和特点是几大范式之间的大辩论和实证主义研究的盛行。定量研究方法作为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一种,被介绍到中国有其必然性。不过,定量研究方法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也无法和今天相比,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定性研究,并存的还有大量的形式模型、博弈论、描述性研究、政策分析研究等。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定量研究方法开始与定性研究方法平分秋色,一起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两大“主流”方法。于是,我们也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和中期,这些留美学者更多致力于对他们在美国学到的新理论和实证主义方法进行介绍,而对定量研究的兴趣和信心延迟到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才明确表现出来。

  因此,尽管定量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客观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其本身并没有国家属性,但从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缘起来看,定量研究的确又是和“美国”这个国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一些中国学者把定量方法和美国强大的学术话语权相联系,从“缘起”背景来看不难理解,尽管我仍然要强调定量研究没有国籍属性。

  刘:您如何看待方法论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

  :这需要把“方法论”“方法研究”和“定量研究”这几个经常混用的概念进行区分和比较,然后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方法论研究落脚点是“论”,是关于方法背后的理论、关于知识本身的理论,以及如何获得知识的理论。“方法研究”的研究目的和成果是“方法”,是对研究工具的发明、发展和改进。而“定量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研究问题”,是要对国际关系具体问题进行回答,得到对国际关系新的理解和发现,只不过在这个研究过程中运用了定量方法。

  如果“方法论”是指关于方法的认识和理解,那么任何研究,包括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思辨研究、历史研究等,都需要一定的方法论指导,尽管研究者本人并不一定要去专门学习这些“论”,但各种研究方法的背后都是“如何追求知识”的方法论,有些看似不同的方法背后的方法论是一样的,比如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但有些方法背后的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相差很大,比如说,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和批判性研究方法。但“方法论”在各种类型的研究中都是有地位和意义的,不仅仅是定量研究背后才有“方法论”支撑。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有时候所说的“方法论”可能是对方法的研究,比如对方法进行发展、改进和发明的工作。我所做的一部分研究工作,就是根据国际关系研究需求,去探求更好的实证方法及研究某种方法的统计特征。我把这种研究称为“方法研究”而不是“方法论”,这一研究领域并非是对方法本身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进行研究,而是研究如何发展、改进和甄选研究方法,其目的在于解决实证研究中概念测度、数据生成和清理,以及提供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检验的方法和工具。目前,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中,“方法研究”常为“定量方法研究”的简称,不是说别的方法就没有人在专门研究,而是因为只有定量方法研究的专门研究人员在规模上和分工上达到了形成一个研究领域的程度。

  :既然定量方法实际就是测度方法、统计方法、计量方法,那么,国际关系学者从别的学科直接借来用即可,为什么还需要有部分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专门从事定量方法研究?

  庞:这又回到刚才的问题,即“定量方法研究”在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答案很简单,政治学定量研究方法是根据政治学、国际关系的数据形态和研究目的来发展从别的学科无法借用来的方法,也就是说,定量方法研究是为了在研究工具方面来帮助和促进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而进行的研究。比如,国际关系学研究者常常面对的研究对象是N个国家T年的数据,从理论上讲,时间的跨度可以上千年。当然有数据记录的最长也就几百年,而国家的数量并不是那么多,最多不到200个,并且,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关系动态演变的兴趣可以大于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那么,如果直接从计量经济学借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的话,尽管这一方法发展得很成熟,但经济学家研究的是众多微观行为体,比如说消费者、公司等,而这些行为体往往不像国家那样容易进行动态追踪。所以,数据的时间跨度都不大,有时候甚至就两三个时间点,而经济学家主要感兴趣的并非个体的动态演进,而是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他们发展的面板数据分析技术好不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面临的数据特征和研究目的。对他们来说非常好,而对国际关系学研究可能非常不好。那我们怎么办?我们需要有专门的研究者来根据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点和目的发展我们自己的方法。这些方法可能对经济学家的研究并不比面板分析技术好,但这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能够解决国际关系学者面临的实证问题。

  刘:那么,“定量方法研究”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庞:概括地说,就是根据数据特征和研究目的设计统计方法、分析统计量的性质和可靠性、进行模型测试和比较、对新方法进行实证运用演示。这些工作通常涉及数理分析、计算机算法设计、机器数据模拟实验测试、实证数据分析测试、应用统计软件开发等。

  因此,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定量方法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尚未出现,而且可以预见,在近期也不太可能出现。在一定时期内,中国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还不需建立和发展出自己的“定量方法研究”,因为目前国际上已有或正在进行的定量方法研究已经足够我国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者学习一段时间,学习而非创新定量研究方法是我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中的重要而必需的任务。

  进一步说,定量研究方法本身并不能产生一个好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再好、再先进的定量研究方法都无法拯救一个糟糕的研究——糟糕的问题、糟糕的理论、糟糕的逻辑推理或糟糕的论文写作,任何一点都会让定量研究方法无力回天。相反,一个好的国际关系研究并不一定要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甚至不一定要运用“科学研究方法”。牵强地运用定量研究来作为“科学装饰”反而是画蛇添足。为什么?因为国际关系定量研究是不是好的研究,判断的标准是它是否推动了我们对国际关系某一类现象的理解和认识,而不在于它的研究是否被贴上了“科学”“历史”或“思辨”的标签,不在于它处理的信息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以及处理的方式是人工的还是自动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决不能是为了使用定量方法而进行的国际关系研究。

作者简介

姓名:庞珣 刘毅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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