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社科关注
传统文化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
2019年08月15日 08:39 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作者:孙吉胜 字号

内容摘要:文化一直是影响国家外交的重要因素,会对一国的外交目标、手段、方式和风格产生直接影响。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文化一直是影响国家外交的重要因素,会对一国的外交目标、手段、方式和风格产生直接影响。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其外交民族特色也存在差异。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多具备了体现自身文化传统的战略空间与条件,中国外交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明显增强。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构建和完善外交话语体系的任务。在崛起过程中,人们通常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的诸多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导致很多误解和误读。而本文认为,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入手,对中国的道路观、国家观、秩序观、交往观和价值观进行系统梳理,诠释它们与中国外交实践之间的必然联系和逻辑关联,是完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也是把中国知识拓展为世界知识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传统文化/ 中国外交/ 话语/ 十八大/ 文化自觉/ 人类命运共同体/ 义利观/

  作者简介:孙吉胜,外交学院教授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最终体现为该民族独特的话语、思维和实践。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能够绵延繁衍,也必有一套文化传统来维系和推动。①而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其文化特性。文化传统不仅在确定一国外交目标中起着重要作用,对外交手段、方式和风格也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其外交的民族特色也存在差异,如美国外交一直强调自由民主,而中国外交强调和平、和谐、合作、共赢。自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世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外交客观上有了更多在以前并不具备的、体现自身文化传统的战略空间与条件。而在主观层面上,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国,正努力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明显增强。中国外交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不断创新,凸显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内涵与哲学根基,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理念和政策之间的逻辑关联,彰显了中国文化对中国外交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中国正面临完善外交话语体系的任务。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学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几乎不存在,在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很多战略和政策问题都被套用西方理论来解读,西方理论、西方思维、西方话语被简单地用来解释非西方内容,因此很难切合实际,对于中国外交来说,这方面更是如此。因此,完善外交话语体系,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外交,使世界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实践,对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改善话语地位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文化对外交的影响,本文认为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入手,系统诠释其与中国外交实践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完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转化为理论与实践软实力的必然选择。而重新思考中国,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也是重新思考世界,②这种努力也可以进一步显示理论是多元的,外交话语同样也是多元的。

  一、文化、外交与中国外交哲学

  文化与外交一直相互影响,中国文化塑造了独特的中国外交哲学,影响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

  (一)文化与外交

  文化与外交一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和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包括知识传统、世界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不同学者对文化的定义不尽相同。国内有学者认为文化的核心是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③泰勒把文化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艺术、道德、信仰、法律和风俗等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习惯和能力。④而克利福德·格尔兹则认为,人们的思想、价值、行动甚至感情,就像其神经系统自身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⑤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现为一系列传统,是一个国家行事的背景知识,不仅塑造思维和观念,同时也决定行为规范和习惯。每个国家的外交必然体现本国的文化特色,文化对其外交目标、手段、方式和风格都会产生影响。

  首先,一个国家的文化直接影响其世界观、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文化作为一种背景知识会直接对人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习惯产生影响,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实际上处于一个独特的文化共同体之中。而处于不同文化共同体中的人,其社会实践和互动方式也会有差异。按照西方理性主义的观点,人们在选择行为时会遵从理性逻辑,经过成本与收益的核算后,选择使自己收益最大化的行为。而按照适当性逻辑,国家会选择符合其身份和社会规范的行为方式。在实践中,行为体的行为经常是一种惯习,主要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这种环境成为行为体行为选择的背景知识。具有相同背景知识的人,其思维和行为方式更易趋同,行动更易协调一致。按照约翰·塞尔对背景知识的研究,很多时候人们在无意识地做一些事情,他们尽管是在遵守一些规则,但是对于这些规则太过熟悉,以至于已经意识不到对它们的遵守,而使行为处于下意识状态,这种下意识状态实际是在背景知识引导下的一种具有倾向性的行为。⑥因此,具有同样背景知识的人,认知大致相同,行为经常具有相似性。与背景知识的影响相似,布迪厄在社会理论中所提出的“惯习”概念也提供了与背景相类似的解释。惯习主要指习惯、习性,但不仅是单纯反射性的习惯,而是通过长时间生活、学习实践后累积下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一种习性。福柯所提出的历史先验知识也具有类似功能。历史先验知识是被赋予历史形式的先验知识,无人可以避免历史先验知识的影响。⑦

  对于国家而言,统治本身以及外交政策的制定也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发生的,会体现其文化传统、政治思维定势和惯性,直接影响具体行动的实施。⑧具体到对外交问题的感知和政策选择,情况也是如此。人们对外交话语或行为的理解也会相似,反之亦然。这种现象在异质文化之间表现得更明显。异质文化的国家间更易相互产生偏见和误解,一个国家认为是正确、正常的行为,在另一些国家眼里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在实践中,人们会无意识地用本国的标准去衡量和判断其他国家的行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丰富的国家,其外交话语和行为更易招致偏见和误解。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了解、不具备中国人所具有的背景知识,实际上也是西方和中国产生误解和沟通不畅的根本原因之一。与此相对,同质文化的国家更容易相互理解,更易达成共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显示了这一点。

  其次,一个国家的理论构建也会体现文化差异。理论是系统化的思想,用来解释、描述和预测现实。⑨文化是理论构建的重要源泉,理论构建者都是生于某个特定的时间和文化空间中,其理论构建也会体现浓重的文化印记。⑩战后美国学者提出的很多概念,发展的很多理论,如大国悲剧、霸权转移、修昔底德陷阱等,大多是根植于西方的历史经验。而以巴里·布赞为代表的英国学派所提出的核心概念“国际社会”,实际上也是基于欧洲的历史和国际关系实践,所谓的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社会。但是,得益于西方的话语和学术霸权地位,这些理论经常被普世化,用来解释他国的外交实践。理论构建的文化根基差异为不同国家之间彼此理解和诠释各自的对外政策和行为造成了困难,对于处于弱势话语地位的国家尤其如此,如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理念和政策经常理解得不全面、不准确、不到位。中国外交经常被置于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下来加以解读,如大国冲突、结构性矛盾、人道主义干预、保护的责任、威胁论等。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大国冲突论”几乎被视为一种普世理论,用以预测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战争,按照这一逻辑,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就不可能出现。而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合作、互利共赢恰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和谐共生、和平共处理念。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西方很快就出现了“马歇尔计划”的类比,很难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相对应。可见,西方理论很难准确解释中国的外交实践,也不可能预测中国外交的未来。以西方传统、思维和逻辑来解释中国行为时,中国外交内含的深层次文化传统经常会被忽视,因而误读、误解就在所难免,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迫切需要发展自己的理论,完善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

  第三,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可避免会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体现本国的文化特征。对于一国外交而言,其外交在借鉴与吸收他国理论的同时,也都会体现其民族文化特征。文化传统对外交目标的确立,对外交手段、外交方式和外交风格都会产生影响。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其外交的民族特色也存在较大差异。美国在宣传自己的外交理念以及对外政策的过程中,把民主和自由作为核心概念。美国从建国之初就形成了“上帝选民”、“山巅之城”、“天赋使命”的观念,认为美国必须对世界承担特殊责任,美国外交的核心之一就是输出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观。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同样决定了中国的世界观、价值观、利益观以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自古以来崇尚和平,尊重差异性,追求和而不同,主张兼容并蓄。这种和谐共生精神,使中国人不具备那种救世情怀和对外渗透的意识,也不刻意谋求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推广到其他国家,从而与西方诸如传播上帝福音之说形成了鲜明对比。与历史上西方文明对外扩张不同的是,“中国对本国文明的认识不包括侵略性使命。不去提高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程度,也不给自己增加负担。”(11)这些都显示出中国强调内向发展、不事扩张的文化传统。

  (二)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哲学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独特的外交哲学。哲学很多时候体现为一种态度,一种思维和行为方式,涵盖人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决定了个体看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周恩来在1963年会见埃及客人时就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对其外交风格的影响,“我们中国人办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优秀的哲学思想来自我们优秀的民族。”(12)杨洁勉将外交哲学定义为“国家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研究有关‘存在’、‘意识’和‘知性’的规律”。(13)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独特的外交哲学,是中国哲学在外交领域的体现,决定了中国外交理念与政策的独特之处,也是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体现。尽管传统文化在不同时期对外交的具体影响强弱不同、影响形式也不尽一致,但其对思维方式的影响大致相同,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重视整体思维,强调关注大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体系,该体系使中国形成了从家庭推而扩大、以社会群体为本位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中国人从小接受的“光宗耀祖”、“为集体争光”、“家国天下”等教育都是重集体、重整体的体现。钱穆认为中国人的“家”“国”传统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变。(14)中国文化也形成了强调整体性、强调群体思维的特点。西方人长于分析,中国人强于综合。与西方强调个人主义不同,中国文化强调每个个体都是群体的一部分,个人的价值通过群体来体现。这种整体性思维要求人们从全局而非局部出发来看待事物的性质和联系,并从中发现规律。同时,做任何事都必须应时而上,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就如《孙子兵法》对“势”的强调,重在看力量强弱及总体趋势的不断变化。周恩来在早年就写下“无论为何种事业,当其动作之始,必筹划其全局,预计其将来,成一希望在”。(15)中国外交注重系统性和长远性,注重从历史角度、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着眼于长远和根本利益。对于这种特点,基辛格用中国下围棋和西方下象棋来类比,围棋追求相对优势和长期包围,而非像西方象棋那样攻击对方的王而获全胜。(16)中国外交无论是理念还是具体政策也都首先强调国际国内整体局势,强调要顺应世界潮流和整体变化,顺时应势,与时俱进。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都会先对国际形势作出整体形势和时代潮流的判断。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出了和平的整体判断,认为世界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的对外战略。而当前中国对世界的描述则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性和信息社会化”。中央对外交的要求是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除了对国际形势的整体判断外,中国外交也比较善于整合各种力量,使其形成一种整体性概念,在整体框架下推进各种关系的发展。例如,中国创建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机制,使其从无到有,不断完善;与非洲开启了“中非合作论坛”,引领中非合作不断深入。此外,中国外交也历来重视对局部整体形势的管理,使小环境关系变得顺畅,这样接下来解决问题就相对容易。中国在面对危机或是冲突时,总是强调以对话、协商等方式来解决,先把关系理顺,为后续解决问题奠定基础。关系理顺了,很多问题就好谈,好解决。毛主席在1956年与缅甸总理吴努会谈时就指出,“只要双方友好,边界问题就好解决。”(17)即使是针对潜在的外国敌人,也是努力结成比较容易驾驭的关系。(18)

  第二,坚持中庸之道,强调事物的关联性。中国人对事物的看法与西方不同,重视事物间的关联性,而非西方的简单类别性思维。西方思维从“分”开始,重差异,具有代表性的是黑格尔辩证法,强调诸般二元对立,如善与恶、美与丑、天堂与地狱,彼此间水火不容。受西方对立思维的影响,在西方外交实践中,人们经常认为,如果自己是对的,那么与自己不同的就一定是错误的,非黑即白,非敌即友。当对方与自己不同时,自己就需要去改变对方,使其与自己相同,如美国通常以“善恶相争”的术语来看待这个世界。(19)在过去近二十年中,美国多次发动战争的理由都是帮助某些国家推翻原有制度,建立与美国一样的自由民主制度。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西方和伊斯兰文化都是排他性的,文明的冲突也自然在意料之中。而中国思维强调包容互鉴,非二元排他,亦即两个对立的事物尽管对立,但可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就如同两极、阴阳,双方各有优势,最终形成一个由差异构成的和谐整体。而每一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关联中显示出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任何事物都同时具有两重性。同时,中国的辩证思维是一种互容式思维,而非西方的分离式思维。(20)中庸之道要求始终保持适度原则,坚守中正,不走极端。个人在愿望和能力之间要寻求一个平衡点,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欲望,不能超出限度。看待任何事物都要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不能简单地一分为二,要包容互鉴,兼容并蓄。毛主席曾强调,对待敌人,一方面重视,一方面藐视。他在1968年与越共总理范文同谈及越美关系时就说,“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21)而这样的想法按照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是难以成立的。

  第三,崇尚和合,重视和平。重和合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在古代原指各种乐声的相互应和,后升华为人们对宇宙和谐的向往。中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等各种关系的模型。(22)追求和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和为贵”、“尚和合”主要描述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对立与冲突、继而融合趋同的辩证过程,(23)体现了中为本、和为道的思想,这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和谐辩证法。(24)即使面对相互对立的事物,也要尽力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努力使之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达成和谐状态。《易经》强调“天人合一”,也要靠“和”来协调、融合。(25)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和合”文化: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只有“天地调合”,才能“日有长久”。二是人与人的和谐。人首先应该“致中和”,做事不偏不倚,公平处理,对不同的人要区别对待,孟子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正是如此。三是强调治理国家的和谐,追求天下大同。一个国家“和则能久”。四是强调国与国的和谐,憧憬协和万邦。只有外部环境和平时,国家才能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经济发展上,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五是内心和谐。中国人一直强调修心,内心和谐是一种最高境界。儒家崇尚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老庄“道法自然”的和谐思想、朝贡体系下历代王朝的怀柔远人政策,都是和为贵思想和价值的体现。(26)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一直保持高度的包容性和融合性,并把这种文化精神融入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国历来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思想本源。“和而不同”也一直是中国外交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重要原则。

  第四,正确对待事物差异,强调转化性思维。中国文化一直强调辩证地对待差异,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对立双方可以相互转化,这就是人们所强调的“同”与“异”的关系。老子的思想最具代表性。他在《道德经》中强调“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依。”(27)天下万物之间相互关联,相互转化。《周易》“生生之谓易”,强调世界不断发展变化,变化是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28)世界万物恒常变化发展,宇宙万物变动不已,是一个一阴一阳、一阖一辟的对立统一过程。《易经》强调,“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江泽民谈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如何掌握主动时也指出,“机遇和挑战,利和弊都是相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古人说‘物无不变,变无不通’。”(29)戴秉国2016年在中法关系研讨会开幕式的致辞中强调,“‘变’中包含着‘不变’,‘不变’中孕育着‘变’。这是中国式哲学思维的辩证法,对我们研究国际形势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30)由此也很好理解,为什么中国外交一直强调事物本身是不断变化的,好与坏、先进与落后都不是绝对的,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下也要创造有利条件。在实践中,必须适应变化,不断调整,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一成不变,而应因时因地因事而变,要根据不同时代、不同事情,采取不同方法,灵活变通。对于一些国际和地区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关键是要引导事物向好的方向转化,而不是通过简单的制裁、镇压甚至靠军事暴力手段解决。此类事例在中国外交中不胜枚举。例如,中国采用“一国两制”与英国灵活解决了香港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尽管中国在重返联合国后对国际体系的很多方面比较排斥,但还是灵活地选择性参与,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使自己和国际体系都发生了变化。

作者简介

姓名:孙吉胜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龙)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