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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历史主义及后殖民主义对世界文学的重写
2019年08月15日 08:33 来源:《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第1期 作者:生安锋 字号

内容摘要:在各种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中,新历史主义无疑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和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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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在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大语境中,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思潮对世界文学概念的不断丰富、拓展和对西方文学经典的重构。世界文学在新历史主义等思潮的冲击之下出现了疆界的松动,逐步走向对边缘文化、下层文化、少数族裔文化等一切非传统经典文化的不断开放和包容。包括格林布拉特主编的《诺顿英文选集》、普契纳主编的《诺顿世界文学选集》和达姆罗什主编的《朗文世界文学选集》等知名文学选集,都不断变得更加包容和多元化。这一转向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在文学研究、文选编纂和教科书编写等实践层面的改变,更为深远的则是人们在看待传统的西方经典、文学史和世界文学的观念上的巨大转变。  

  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 后殖民主义; 世界文学; 经典重构

  作者简介:生安锋,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在后结构主义语境下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除了考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及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关世界文学的论述外,还应该关注一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和启迪的批评理论流派在实践中的发展。众所周知,20世纪50、60年代以来,欧美各种民权运动,诸如黑人民权运动和其他少数族裔权利运动等风起云涌,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波浪潮卷土重来,在文化上引发了后结构主义的兴盛和风靡。到了20世纪70年代,各种试图打破疆界的文化研究使得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壁垒得以削弱,并导致了诸如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多种具有后结构主义色彩的文化思潮的喷涌。在这些文化思潮的全面渗透和影响下,人们对于世界文学的观念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复兴的世界文学研究热潮正是在这种后结构主义氛围中开始的。我们在这里选取对世界文学影响最为明显的两股文学批评思潮——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来探讨后结构主义语境下世界文学在全球范围内被学界重新重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状况,并由此进一步探索这些文化思潮在世界文学研究和世界文学选集编纂等实践中的体现及其对世界文学概念的拓展。  

  一、理论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在各种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中,新历史主义无疑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和启迪的。在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一统天下的年代,它高举“历史化”和“文化诗学”的大旗,彰显了文学批评和研究中的历史与文化维度。新历史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学界,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 、蒙特洛斯(Louis Montrose) 和法因曼(Joel Fineman) 等,他们和英国的文化唯物论者如多利摩尔(Jonathan Dollimore)、辛菲尔德(Alan Sinfield) 等由于持有十分相似的文化分析策略、批评理念、逻辑思维方式并多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为研究对象,因而经常被放在一起讨论。新历史主义深受包括福柯理论在内的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理论和学科的影响,因而它迥然有别于之前流行欧美数十年的新批评和传统的历史主义。从最直接的层面看,新历史主义主要是对专注于文本细读分析这一批评趋势的反思和逆转,是对历史路径和文化视域的更高层面上的回归。  

  新历史主义意在从具体作品产生时的文化、历史语境来理解传统的文学文本或者文学经典,试图打破文学文本与其他文化文本之间的疆界,关注在文化整体中各种文本之间的互动与共鸣,故而也称之为“文化诗学”。到了20 世纪80 年代末,美国文学理论家J.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 1986 年年会上指出: 文学研究正在经历一次转向甚至是突变,它从对文学做修辞式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本“外部”联系的研究,从对语言本身的研究转向对产生文本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阶级、性属、社会语境与物质基础的研究(283) 。米勒不无惋惜地表达了一种对传统文学研究的泛化或者文化趋向的担忧,一种对纯文学研究被掺杂的惶惑。无独有偶,进入90 年代,美国文学理论家布鲁姆(Harold Bloom) 更是尖锐地指出,新历史主义等文化思潮忽视了西方传统中对文学美感的重视,将文学文本和其他文化文本不加区别统一研究,结果是将文学化简为历史的注脚; 布鲁姆甚至以“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来指称包括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在内的新兴批评流派。在布鲁姆看来,这些形形色色的“憎恨学派”都试图向西方传统经典注入大量政治性的、边缘性的和女性作家的作品,故而“稀释”了西方的传统经典; 它们不太注重作品本身的文学性,而这无疑会威胁到经典的纯洁性并最终带来其毁灭。布鲁姆由是指责这些“憎恨学派”由于“过度执迷于政治活动主义和社会活动主义而牺牲掉了文学的美学价值”(4) 。  

  布鲁姆的严苛批评也获得了西方学界很多学者的呼应和支持。但在笔者看来,虽然新历史主义学者都以极为激进的姿态主张打破经典文本和其他文化文本之间的界限,但是他们的落脚点依然是文学。格林布拉特在一次访谈中十分理性地指出,虽然说将自己的政治观点与教学截然分开并不容易,但他“总还是一个英文教授而不是一个政客”(生安锋2010: 180-181) 。格林布拉特近40年来一直潜心学术,著作等身,且应邀担任著名的《诺顿英文选集》《诺顿莎士比亚全集》的总主编,这足以说明格林布拉特在英语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影响力和权威性,而绝不是一个毁掉文学经典的憎恨者,更不是一个西方经典的破坏者。  

  在另一位新历史主义的代表性学者蒙特洛斯看来,传统的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模糊,以至于历史与文学、高雅与通俗、经典与普通之间的疆界需要加以重新划定,所谓“文学前景”与“历史背景”之间的二元对立也应被打破,艺术生产与其他形式的社会生产也不再壁垒分明;“正是通过在一种文字实践和社会实践的不稳定的、充满争斗的场域中重新阐释‘文学’——通过重划文学研究的疆界接着再穿越那些疆界——我们才能在历史性的今天,将人文学科阐发为一个知性上和社会上都十分重要的工作场域”①(Montrose 416)。而格林布拉特等主编的一部重要专题研究文集就以《重划疆界》(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来命名,显示出新历史主义者打破形式主义的内求细读套路,穿越不同的文化文本疆界以另发新声的理想。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文学与历史、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互为背景的关系; 因而在考察文学的时候,格氏总是主张将文学与其它形式的文化艺术形式联系起来一起研究,将人类一切文化产品均视为考察的对象,去研究这些文化构造物之间的共鸣(Greenblatt 1980: 4)。而与美国的新历史主义遥相呼应的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则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威廉斯的影响。威廉斯对社会历史十分重视,在分析文学文本的时候,也会紧密联系其社会历史语境,对照与文本同时代的一些非文学性文本去揭示经典文本中所蕴含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并发掘文本中的颠覆性和异他性因素(Williams 94) 。  

  我们知道,新历史主义所指的文本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文学文本,更遑论只去探讨经典的文学文本。格林布拉特经常在其文学论著中讨论各种非文学文本,而他的批评立场不但得益于传统的文学训练和文化研究,也受益于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分析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故无论是从研究对象还是从方法上而言,这是一种跨学科的文化分析或曰“文化诗学”(Greenblatt 1988: 19) 。受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摹仿论》(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的作者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的影响,格林布拉特在其文化阐释中一贯用鲜为人知的逸闻轶事开篇,然后再关联到经典的文本,在分析中将二者在政治、文学、宗教甚至是经济的层面上打通,最后再通过数种文化文本之间的共鸣,阐发出经典文本的新意,并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新历史主义者所用的逸闻轶事几乎包括一切文化产品,如历史文献、医学资料、逸闻趣事、犯罪记录、雕塑、绘画、掌故等。在《触摸真实》一文中,格林布拉特指出,在文学研究中诉诸于逸闻既是对文学本体的僭越,又是对它的回归,既是要逃离传统的经典性,更是对经典的复苏。此外,诉诸于逸闻轶事可以使我们返回到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从而获得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找不到的真实感;逸闻是一种进入“接触区”的手段(Greenblatt 2005: 47-49) 。逸闻以其接地气的日常性、原生状态和“小历史”特征打断了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宏大叙事,在逸闻中所呈现出的历史不再是那种有序确定的历史和线性进步模式,而是试图在正统的宏大历史叙事中撕开一个豁口,从边缘处对当时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提出质疑甚至颠覆。  

  同样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思潮也强调商讨对话和穿越疆界,倡导文化认同的“阈限性”协商,欣赏一种文化的“居间性”(in-betweenness),将自己的批评视角定位在“第三空间”,并认为正是对这一具有模糊性和混杂性的接触域的认可和阐释,处于后殖民文化时代的人们才能实现一种理想的文化共存状态(Bhabha 1994: 4-5; 生安锋2011:75) 。在巴巴主编的《民族与叙事》中,一条十分明显的线索就是对西方文化优越论和种族中心意识的质疑和对本质主义民族观的批判。在巴巴看来,该书的重点不是要关注个别的民族空间,而是主张秉持一种“国家之间的维度”,将民族空间的“疆界或限度转变为一种居间性的空间,并通过这一空间来商讨文化权威和政治权威的意义”; 该书对民族及其宏大叙事原则提出了质疑,公民们通过叙事与话语而想象出的民族认同,其实包含着固有的不确定性(Bhabha 1990: 4) 。巴巴由此提出“文化翻译”作为一个策略来对抗文化霸权主义或者殖民者的种族中心论,推崇混杂性(hybridizing)策略和文化之间的沟通协商; 通过这种混杂化的边界协商,有可能出现一种“居间的”能动性,并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利益群体”文化或社会运动的文化(Bhabha 1993: 167-168) 。巴巴认为,文化作为一种存活策略具有两种特征:它既是跨国的又是翻译的(Bhabha 1995: 48),跨国(transnational) 就是跨越国家或民族的疆界,而翻译(translational) 也就是转换,包括文化、位置、意义和意识的转换,甚至是身份认同的转换。在巴巴看来,我们如今不应该到原来的殖民主义体制中或者当今的新殖民主义霸权中心去寻求文化的活力,而是应该到文明的接触区和不同文明的疆界处去寻求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杂交文化,也即一种充满新意的混杂性的世界主义文化(Pollock、Bhabha et al.588) 。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批评理念上和方法论上都有许多共通之处,这是因为它们都深受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都强调文化性和对单一性文本的超越,对于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或者与任何其他人类文化形式之间的疆界都深感有打通的必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很多论者认为它们在广义上都属于文化研究(王宁2002: 166; 2003:90) 。如果说新历史主义意在回到历史语境去触摸文化之真实,那么后殖民主义就是跨越殖民文化与被殖民文化、霸权主义中心与被压制的边缘性文化之间的疆界去追逐文化之“新意”(newness)。新历史主义的方法和理念一则要避免新批评的唯文本主义,二则是要拓宽传统历史主义的社会—政治批评模式,而推崇一种泛文化的文学批评观,强调文本内含的颠覆性及不同文本之间社会能量的流通; 而后殖民主义也试图穿越殖民话语与被殖民话语之间的壁垒,倡导不同文化之间的混杂交通与共生性。在下面的两节里,我们将首先追溯世界文学概念的发展历程,然后探析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对世界文学概念的冲击、丰富和拓展,以及对传统西方文学经典的重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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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生安锋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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