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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法哲学辩证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2019年08月14日 09:30 来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作者:龚廷泰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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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创始人之一。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其对马克思法哲学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恩格斯晚年的法哲学辩证法思想十分丰富,特别是关于法的决定作用和反作用、法的发展的过程性和终结性、法的运动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法的产生的“个别意志”和“总的合力”等法哲学辩证法思想,成了恩格斯晚年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力作和“绝唱”。恩格斯晚年的法哲学辩证法思想,不仅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而且对于我们全面系统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发展和法治进步,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诞辰/恩格斯晚年/马克思主义法学/法哲学辩证法

  作者简介:龚廷泰(1948- ),男,江苏省南京市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制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2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4AZD144)“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和马克思不仅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并肩作战,共同领导了国际工人运动,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奋斗目标,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1]91-92自从1844年恩格斯在巴黎认识了马克思以后,他与马克思合作写作出版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多部在人类思想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不朽的著作,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成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1]86他不顾已经年过花甲的高龄,“毫不犹疑地放下了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将其余生用来完成由于马克思的病和死而中断的工作——《资本论》的出版”。[2]199恩格斯付出了极大的辛劳,花了十年之久的时间,先后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2卷、第3卷;为了实现马克思的遗愿,根据他们两人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成果,写作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阐发了人类社会从野蛮、蒙昧到文明的发展过程,科学地揭示了国家与法的起源,成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力作。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党内外许多人士通信,这些书信,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文献,它虽然不是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著述,但是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恩格斯法哲学辩证法的思想成果,很多内容在这些书信中鲜活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成为恩格斯晚年开辟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新境界的“绝唱”。今天我们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不能使恩格斯“缺位”,笔者特以恩格斯晚年著述为研究视角,对恩格斯法哲学辩证法思想作一番初步的梳理和评述,以献给这两位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精神领袖。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更为完整准确地反映恩格斯晚年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辩证法思想,笔者把恩格斯晚年时段限定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这一期间①。因为到1883年,恩格斯已经63岁了,即便在今天的中国,也超过了“法定”退休的年龄,这还不是主要的理由。更主要的理由是,要研究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把研究的视野作必要的拓展,这样才能够更为全面地揭示出恩格斯在马克思之后的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恩格斯法哲学辩证法思想的全貌。恩格斯晚年还有很多通信②,这些通信的核心思想就是辩证法,深受列宁重视。列宁在1913年研读《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时,就把注意力集中于辩证法。[3]前言第2页基于本文的论域,我的研究也特别重视恩格斯晚年的这些书信,乃至我的很多阐述都是基于书信文本研究的结果。

  在恩格斯看来,辩证法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在恩格斯晚年的著述中,他把辩证法成功地运用于社会领域,其关于法哲学辩证法内容,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特质。列宁在分析辩证法的要素时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3]192因之,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法哲学辩证法思想相当丰富,囿于时间和水平的限制,我的研究主要是对恩格斯晚年法哲学辩证法思想中关于法的运动过程的对立统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做一个概览式的梳理,期盼国内学术界同仁不吝赐教。

  二、法的决定因素和反作用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社会辩证运动的最一般规律,这一规律也决定着法的辩证运动的走向。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论思想却遭到了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攻击和曲解,莱比锡大学教授巴尔特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攻击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唯物主义和技术经济史观,是否定一切观念的力量,“把人类变成了一种机械发展的毫无抵抗力的玩物”。[4]862-863马克思主义还遭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的肆意歪曲,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说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把历史看成了没有人的参与的自动的机械过程。恩格斯认为,这是一场由资产阶级学者和党内机会主义者主导的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的运动”,[4]865必须加以批判和澄清。

  恩格斯重申了马克思法哲学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立场。他强调指出:第一,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包括经济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社会的外部环境,还有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所有这些因素,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氏族社会解体后决定着的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5]731可见,在恩格斯看来,包括国家、政治、法等上层建筑的因素,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恩格斯对“经济关系”或“经济基础”的内涵的揭示,它不像我们大学教科书中对经济基础的简单化的描述,只把经济关系定义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的“三要素”,而且包括技术、地理基础和与生产相关联的外部社会环境。笔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法的重要的理论创新。

  第二,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结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属于上层建筑的现象,都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5]73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强调经济基础决定法这一命题是有限定的,它只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的。只有作这样理解,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法学观的本来意义。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了这样的基本原理,即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等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东西”。[5]251“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么不言而喻,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5]252因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5]695-696恩格斯批判道,如果对历史进程中经济基础与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全部上层建筑作这样简单化的解读,如果把这样的理论应用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马克思的法哲学不可能做这样的理解。实际上,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宪法和各种形式的法,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等。[5]696这些上层建筑的各种意识形式及其交互作用,都对一定时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起着非常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是历史过程的机械决定论。

  第三,法与经济关系的发展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辩证法的基本特质既是唯物的,也是辩证的。强调经济基础决定法,这是法哲学的唯物论;同时,重视法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是法哲学的辩证法。恩格斯认为,“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法的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的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再突破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5]702那么,法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恩格斯批驳了巴尔特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辩证法的攻击,指出:“巴尔特认为我们否定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要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5]704恩格斯还精辟地分析了包括法律上层建筑在内的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的三种表现形式:当法律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在同一方向上起作用时,那么,它对经济基础就可以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当法律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时,它对经济基础的发展就起到破坏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经过一定的时期就会使经济基础崩溃;当法律上层建筑偏离经济基础的发展方向时,它就会对经济基础的发展产生干扰。在后两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社会人力和物力的大量的浪费。[5]701可见,法律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并不是只对经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一旦它偏离经济基础的发展方面,就会对经济发展起破坏作用。恩格斯对法律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的辩证理解,有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评价法律上层建筑的功能,有利于破除“法律虚无主义”和“法律万能论”的迷障。

  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前,唯心史观在人类思想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个中缘由,除了有其历史社会根源、阶级根源之外,还有着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包括法律知识在内的文化知识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比有其特殊性,这种生产的主体承担者是思想家知识阶层。对此,恩格斯分析道,意识形态是由思想家们通过意识完成的过程,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绝大多数意识和知识材料,要么是从自己的思维中,要么是从前人和他人的思维和思想材料中引出的,于是他们就毫不犹疑地认为这些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会去研究这些世代相继的思想材料产生的根源。因此,思想家们总以为,政治、法律、神学等等,推动这些意识形态发展的真正动力,就是纯粹思维。“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这种外观”,它们不是被看作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作纯粹的思想胜利,被看作对始终普遍存在的实际条件最终达到的真正理解。[5]726-727

  可见,经济基础和法律上层建筑,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我们既要看到经济基础对法律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又要看到法律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对立统一关系,是理解恩格斯法哲学辩证法的基础性关系。

作者简介

姓名:龚廷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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