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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的捕捉:国家象征认同困境的政治现象学分析
2019年08月14日 09:23 来源:《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王海洲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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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方兴未艾的政治现象学为政治学的传统方法库增添了新装备。运用此方法,国家象征的本质可被把握为主体的“想象”,后者在前者生成和作用的全过程中起着决定性影响。普遍存在于现代国家中的“想象力的贫乏”的状况,已经对国家象征有效地服务于国家认同构建产生严重威胁。这种贫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难以遴选出与国家相匹配的象征物;第二,国家象征在思维活动中形成的形象模糊不清;第三,国家象征依靠政治社会中的各种符号系统表达意义时遭到多方破坏。困境的解决有赖于提高想象力的捕捉效能的一系列方式,包括提高国家与其象征物之间的透明度,为强化主体的捕捉欲望而对其施加更大压力,以及刺激和深化主体对国家的认知与情感等。

  关键词:国家象征/认同/想象/政治现象学

  作者简介:王海洲,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南京 210023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与全球治理研究”(16JZD008)的研究成果;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政治现象学研究”(2018SJZDA003)的研究成果。

 

  国家认同构建是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的核心任务之一,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认同”①中高居首位。国家象征在国家认同构建中的关键作用早已是学界共识②。得益于数百年来民族国家复杂的现代化进程,国家象征的载体类型和数量比之传统时代增长显著。这固然极大地丰富了当前国家认同构建的资源库,但一些仅与国家有形式上的浅表关联,而与国家之伟大或神圣性质多有疏离甚至违逆的载体,反映出了诸多值得警惕的政治社会危机,如消费社会负面影响的日盛,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极端化,以及政治社会化效能的削弱等。与此同时,一些具有法定效力的国家象征的生命力也不容乐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已执行二十余年,仍有相当比例的年轻人不知道国旗图案的基本意义和国徽的主要构成要素③;2017年秋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补上了国家象征法治化建设缺失的重要环节,但其能否持续性地强化民众的国家认同,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评估。面对此情形,如果仍将国家象征理解为紧跟国家建设步伐的副产品或者一种作用有限的传统工具,将是极具风险性的误解。诚然,重新评估并强化各种传统国家象征的作用,或追踪新兴国家象征的涌现原因和动向,都有助于防范国家象征与国家认同之间的错位。不过,先掌握“器”的机理,才能继而“利其器”,最终“善其事”。因此,对国家象征的机理或本质进行理论反思实有必要。

  一、国家象征的政治现象学之思

  国家及其象征物皆属政治范畴内的对象,因此在政治学视角下观察国家象征,具有无可厚非的优越性和优先性④。同时,我们关切的主要对象是国家象征的本质,而现象学在处理此类议题上具有独到、深厚的方法论底蕴。因此,面对此项几无先例可循的研究工作,本文择取了一条可称为“政治现象学”⑤的分析路径,以解释国家象征的内在结构和发生过程。借用几个现象学的基本术语简单来说,我们通过对国家象征未经检验的,或已被设定的命题及其理论的“悬搁”(epoche),在“直观”(intuition)上将其“还原”(reduction)为国家与其象征物之间关系的“想象”。如此操作既反映出我们力图在现象学意义上把握被感知对象的“本己存在”,也有些类似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埃米尔·涂尔干( Durkhelm)的分析理路:他们分别对“社会”进行还原,得到了“生产”“交易”“消费”等三种本质⑥。本文综合了这两种取向,基于“想象”简述国家象征之“什么”(生成),并重点讨论国家象征之“如何”(作用)。“想象”在此指的是主体(想象者)对国家与其象征物之间的关系兼具感知和判断的特殊意向性行为及其结果,它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分别主要表现为“当下化”(建构)和“再造”(重构)。在一定条件下,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类主体都可充当“想象者”,其想象的品质即“想象力”,影响着国家象征的生产、再生产和作用的全过程。本文意图揭示出这种想象力正遭受各种因素的侵袭和腐蚀,并阐明其严重的影响,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

  国家象征似乎属于无须深入反思、极易在视觉上被直接经验的事物,例如飘舞的国旗、激越的国歌、壮美的山河、宏伟的建筑和盛大的阅兵仪式等。但是,“看”清它们确非易事,因为它们常常缺乏充分的相似性,并存在过多的反常性。或许将“国家象征”当作一个集体单数名词,是助其脱离无穷的能指陷阱的第一道良方。国家象征可以被简单地界定为能够在某种意义范畴内表达国家的事物。可是,这种定义难以揭示其更为本质性的内容:它虽然“直接”,但不“直观”,后者需要借用现象学的方法。按照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说法,现象学家应该是“无兴趣的旁观者”(disinterested/non-participant on looker)⑦。他们需要将夹杂着众多评价的“已然”暂搁一旁,通过各种路径——在现象学内部有时相距甚远甚至相互敌对——的观看、描述和内省来澄清对象的真实面目,是谓现象学运动的公认口号“回到实事本身”⑧。一些现象学家在21世纪初提出可以运用此原则开拓性地对政治生活进行现象学探索,但当时应者寥寥⑨。不过他们坚持至今,并擎起“政治现象学”的旗帜,认为现象学有助于弥补政治科学的经验主义倾向和政治哲学的本质主义倾向的天然缺陷,阻止两者将事实(情境)与价值(信念)分离开,从而“增进对政治生活、公共事务和作为元政治活动的政治研究行为的理解”⑩。这些学者主要站在哲学现象学立场上,对以权力再生产和合法性建构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和政府行为等政治学专擅的主题缺乏关注或深度有限,而这正是政治学家的优势和任务。我们所期许的政治现象学是基于政治学的理论关怀,通过借用或阐发现象学运动中的若干洞见,发展出一套兼顾弹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以更加深入和精确地描述和阐释高度复杂的政治生活。

  国家象征的原初状态可被主观地把握为在根本上相异的两物(国家及其象征物)结合成的具有特殊本质的另一物(国家象征)。在象征行为的作用下,象征物(如“长城”)使得抽象的国家(如“中国”)得以实现具象化或实体化。象征物由此与国家实现了同质化,获得额外的属性,转变为国家象征(即“作为中国象征的长城”)。人类关于国家和象征物的两种感知经验必然是异质性的,这种相异感知之间的“跳跃”和“融合”只能通过“想象”(11)。这种想象因其具有象征物这一形象中介,便与纯粹的臆想或幻想区别开来。简言之,在现象学所关切的“呈现”意义上,国家象征可被理解为主体“看”(直观)象征物时“想”(想象)到国家的行为及其结果。

  诸多学者在人类主观意识的社会实践中揭示出了想象的思维特性。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之一,而语言正始于想象:每个词都依赖想象形成“概念和听觉印象之间内在的联结”,并基于此“想象一个词和其他的词之间的联系”(12)。考虑到一切政治社会都必须依赖某种语言形式展开,我们可以简单推论:没有想象,就没有共同体。历史学家给出了更为直接的阐释,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促成新民族得以产生的“想象”理解为具有“创造(creation)”之意的“构想(conceiving)”(13)。这种关注民族的“可构想性(conceivability)”、强调民族“从无到有”的过程的观点遭到了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的否定,后者认为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想象”的要义在于“有中出新”(14)。虽然两者(以及大量参与其间的讨论者)的想象概念仍近似于其通俗意义,但都将想象识别为一种组织人类活动的根本要素。这在认识论意义上继承了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出现的一种“人类学的”解释:人类可以依靠想象“逆天改命”——既生成了一种“有别于高级的神圣秩序和低级的动物秩序”的特殊规则,又“开启了一条超越人之宿命的自由之路”(15)。

  想象实际上贯穿于国家象征所关涉的事物之间、主体与事物之间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三重关系中,起着主导信息交换、逻辑演进和意义生成的根本性作用。同时,象征的基本结构也为想象具有承负国家象征之本质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辩护。我们曾基于现象学方法提出,象征由“原象”“映象”“表象”等三个存在着递进关系的层次构成,其中原象是象征物和象征本体自在的原初内容和形式;两者的原象通过思维活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映象,即关于象征关系的思维形象;表象则是映象通过各种可被直接感知和理解的符号系统在实践世界的客观呈现(16)。国家象征作为象征的一种类型,同样具有这种结构,想象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国家象征的原象是国家及其象征物各自所有属性的集合。这些属性在范畴上都属于具有客观性的“事实”,不易受个体主观状态所动摇。“想象”的基本任务是认识和解释它们。首先,国家象征的绝大多数属性都不能直接展示给主体的基本感知器官,要将这些不在场之物把握为在场的具象必须依靠“人类灵魂的一种基本能力”,即“纯粹的想象力”(17)。其次,任何属性(如“孟姜女的传说”)对国家或象征物(如“长城”)的指涉,都显现为整体性的个别化抽象,这种抽象也是想象的基本能力。同时,作为事实的国家象征原象在时间意义上属于不可逆的过去,相对于现在和未来,具有绝对的既定状态。“事实”据此可被理解为由对过往的描述而积累起来的“知识”。作为时间中轴的“现在”不断向前推进,作为“知识”的原象也随之发生变化,想象又得以在其间大显身手:原象中被提取出的属性数量以及这些属性指涉国家或象征物的路径皆由其调控。

  在映象层次中,国家象征首次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在思维活动中呈现出来,它被主体再造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之物。“意义”的生成,意味着作为事实的国家及其象征物形成了一种以两者关系而非两者本身为基本内容的“事态”。事实/知识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事态则是客观事实的主观化,即需要在感知客观事实的同时对其附加判断。因此,想象在事态中不单是对国家象征进行“赋形”,其更重要的任务是对后者进行“赋意”。在主体往往带有价值倾向的判断中,国家象征原象的客观“知识”便演化为一种主观“观念”。想象在这种事态的产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首先,在从事实向事态的推进中,主体不可能及时且完整地处理关于国家及其象征物的无比庞杂的知识,想象有助于快速地遴选出两类相互匹配的属性,从而组合出国家象征的清晰而生动的形象。其次,作为事态/观念的国家象征虽然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但也会随着主体的发展而变动,想象在其中承负两大重任:一是通过丰富和强化国家象征的意义以巩固主体的相关价值判断;二是在新信息涌入映象的形成过程中时,促进国家象征本身及其意义的再生产。

  在表象层次中,关于国家象征的所有观念进入主体所处的经验世界中,依托于各种符号系统展开竞争。这一过程不断地调整着国家象征的知识和观念,并使得国家象征无法被任何一个主体所垄断。这便是“事件”的主要意涵,即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创作国家象征的故事,不同的理解借助各种符号系统编织出一张无比复杂的意义之网。事件由此获得一种明显的集体阐释性。它作为客观的、超越于单独主体的集体情状保留着事实的性质,并且作为对所有可能性都不排斥的集体处境还具有事态的性质。“集体”在此不仅意味着国家象征具有强烈的政治社会烙印,也暗示着想象在其中地位显赫,因为不论是主体对自身在这种集体处境中的定位,还是对主体间关系的省察,都受各自的想象所限。如果说集体在思维和行动意义上对应着个体的限制,那么想象则是决定这种限制的力量和方向的关键要素。

  表象并不是终点,它在成为一种既定后,又作为原象的新备选属性参与到从不停止的循环之中,而维系这个至关重要的循环的主动力源正是想象。可以说,是它确保了国家象征的呈现和再生产。在此过程中,高品质的象征成为必然的追求,而这有赖于想象力的强化。提出“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曾将想象的品质理解为“利用信息增进理性”的“心智的品质”,它有助于人们更好地面对一个加速变化的现代世界(18)。虽然这种强调理性心智的想象力与现象学运动中的部分观点相符,但对于政治现象学来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至少可以从米尔斯处衍生出两点推论:一是现代世界普遍面临着想象力匮乏的状态,亟须得到解决;二是想象从来不是理性的对立面,反而作为一种以信息为处理对象的心智结构,能够推动理性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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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海洲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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