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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对传统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超越
2019年07月19日 09:37 来源:《欧洲研究》2018年第2期 作者:胡键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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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在随后的五年中,中国不断开创国际关系的新境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创新。在此基础上,十九大提出新型国际关系的新主张。所谓“新型国际关系”是相对传统国际关系而言的,它在价值、理论、实践和目标四个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超越。在价值上,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基本外交伦理,是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大价值创新;在理论上,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理论内容,是新型国际关系在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在实践上,从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周边关系、新型多边外交和新型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进行实践创新。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开创了国际关系史上最伟大的实践;在目标上,新型国际关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宗旨,彻底摆脱了狭隘的国家利益、狭隘的国家安全以及追求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传统国际关系的束缚。因此,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为新时代国际关系提供的价值方案、理论方案、实践方案和目标方案。

  关键词:新型国际关系/传统国际关系/历史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继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之后,十九大又进一步提出了“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倡议。①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勇气,也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实践探索的精神。毫无疑问,“新型国际关系”既是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下的理论创新,也是对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理念的历史传承,这种思想“体现了中国外交继承传统又与时俱进的特点”。②当然,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等中国概念一样,国际社会对“新型国际关系”这个理论概念也产生了某些怀疑。一方面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新型国际关系”进行必要的理论阐释,国内学者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进行了学理性阐释,认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就是“合作共赢”,③“通过合作实现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其本质是顺应世界潮流,摈弃零和博弈思维,避免单边霸权行为,以开放包容的建设性路径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以协调合作的建设性方式促进国际关系的优化”。④因此,有学者称之为“合作主义”政治学,并认为这是中国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和“大国政治悲剧”的路径。⑤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仅仅从中国外交所追求的未来目标来理解“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是不够的,无论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思想还是“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都要置于与西方大国成长模式的比较框架中来认识和理解。“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是处于“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中崛起的非西方大国,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主要出于防御目的,希望能够和平崛起、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应有的尊重,以及为维护国际秩序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可能就是当下所讨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含义”。正因为如此,“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建立,关键在于美国是否真正接受中国的崛起,中国是否被接受为具有合法性的大国俱乐部成员,参与国际规范和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同时也取决于中国自己的战略选择”。⑥更为重要的是,“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继“三个世界”理论之后或者说是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之后第一次对国际关系进行定义,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能否接受这种定义,实际上既是对中国也是对“转型中的世界”的一种考验。这种“转型”不仅体现在结构上,也体现在时空维度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忽视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而中国提出新型国际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从根本上突破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构建了国际社会的新型时空观:在时间维度上,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是时代的潮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是人类社会实践在时间维度上发展的必然;在空间维度上,“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有一个空间上的逻辑结构,即周边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特色外交实践在空间维度上调整的必然。⑦

  众所周知,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于西方,发展于西方,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从西方引进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就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倡议。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更是强调“中国理论、中国学派、中国特色”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内在规律性要求。⑧自此之后,关于“中国学派”的讨论不断深入,尤其探讨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即中国和平崛起与融入国际社会。有了对核心问题的自觉,我们才能具有理论的目的性自觉,这是建立中国学派的必要条件。⑨正是对核心问题的把握才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而中国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称为“新型”,是因为超越了传统的国际关系。对“新型国际关系”的研究不能回避传统国际关系,甚至必须与传统国际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才能体现“新型国际关系”之“新”。诚然,国内学术界对此有所关注,并认为新型国际关系是与传统国际关系相对而言,必定展现出新特征。也就是说,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模式,在核心理念和目标模式的引导下,新型国际关系在主要内容、主题、国家间关系定性、主要矛盾和主要行为方式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国际关系的新特征。⑩但是,关于“新型国际关系”究竟在哪些方面对传统国际关系进行了超越,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本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将从价值、理论、实践和目标四个方面对传统国际关系进行历史性的超越。

  一 新型国际关系对传统国际关系的价值超越

  近代国际关系始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从主权的确立开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形式上确立了欧洲大陆各国的边界,承认国际之间大小国平等、信教自由原则,揭开了欧洲近代国际关系的序幕。(11)可是,源于布丹(Jean Bodin)的主权学说本是为了反对分裂、对抗贵族以及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12)但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不仅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依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强调的“大小国平等”原则在“丛林法则”之下不过是一种空想。由于系统的主权理论的诞生,“随着16世纪至17世纪教廷控制力的下降和越来越多主权国家的兴起,人们的注意力从过去教皇与国王之间的关系(教权与世俗权力的关系)逐渐转移到新崛起的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强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国际关系)”。(13)这种国际关系就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的一种不存在最高权威时人类社会所存在的“自然状态”,也就是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敌对状态”。因此,主权与“自然状态”使战争成为16世纪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14)仅仅法国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就与邻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争(其中最重要的有1689-1697年、1702-1714年、1739-1748年、1756-1763年战争等)。也正因为如此,康德(Immanuel Kant)才提出建立“永久和平”的价值主张,并通过“自由国家的联盟”来实现“永久和平”的价值目标。在康德看来,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彻底根绝战争,是因为人类存在向善的法则、自然演进的法则和政治与道德合一的法则。这些法则是人类社会根绝战争的充分条件。(15)然而,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在拿破仑战争之下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克劳塞维茨(Karl Phili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所谓的“利益的冲突是人类的本性使然”。由此可见,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现实主义主导了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史。换言之,在“丛林法则”之下,平等与和平的价值最终是完全落空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由主义的价值基础一度占据国际关系的上风,这种价值是通过威尔逊主义即国际联盟体现出来的。它的本质在于:依靠国际联盟,全体或绝大多数成员国被设想在任何情况下就维护国际和平必有的共同利益、共同认识和共同行动,制裁任何胆敢侵略的国家。其功能实际上就是保障国际集体安全。然而,威尔逊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混淆了“应然”与“实然”,将主观愿望视为客观实际。因为,“集体安全义务的普遍可接受性还基于这么一个假定:各国或者将本国利益完全等同于由世界普遍和平定义的人类利益,或者完全漠视自己的特殊利益,时刻乐意将此利益从属于维护普遍和平的需要”。(16)在主权国家成为国际主要行为体的情况下,漠视主权国家的利益或者将主权国家利益淹没在集体利益中,显然是以集体主义替代了个人主义,将集体的道德置于个人道德之上。当然,主导国往往会把自己的利益视为集体利益,而以“集体安全”、“反对侵略”等口号宣称主导国家与整个世界在维护和平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17)美国在一战后虽然还不是主导国家,但威尔逊总统已经把美国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视为一致的利益,显然要使美国成为主导者。(18)这表明,威尔逊的原则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威尔逊倡导国家大小平等和持久和平,另一方面又力图使美国成为主导者。因此,威尔逊主义一方面不断招致现实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使一战后的国际秩序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中等强国”的崛起遭遇“中等强国”危机。(19)这种危机是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作为战争策源地表现出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宣告了威尔逊主义的失败,也意味着乌托邦主义所追求的持久和平的价值的彻底崩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真正的主导国,但此时不再以理想主义的价值为基础和目标,更多的是凭借自身的实力来打造战后国际秩序。换言之,二战后,“权力政治学”真正回归了。从理论上看,“权力政治学”回归最重要的表现是汉斯·摩根索关于现实主义六原则的问世,即人性决定政治、权力定义利益、“以权力划定的利益”的不确定性、道德原则不适用于政治领域、不能将具体国家的道德扩展成为普遍性的标准以及坚持政治领域的自主性。(20)从现实主义的六原则可以看出,“权力政治学”将所有政治问题归结为权力问题,因而“权”和“利”是现实主义的价值基础,也就是以权力追逐利益,以利益来实现权力的最大化。二战后确立起来的雅尔塔体系也是集体安全机制,其价值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之中。第一条规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协调各国行动。第二条规定:会员国主权平等;善意履行宪章义务;和平解决争端;禁止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对联合国依本宪章规定而采取的行动,应尽力予以协助,联合国对任何国家正在采取防止或执行行动时,各会员国对该国不得予以协助;促使非会员国遵循宪章原则;不干涉内政。(21)然而,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还有一个最重要原则是“大国一致原则”,即大国在实质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这是联合国授予大国的特殊国际权利和责任。虽然其目的在于促进大国在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但这与宪章所强调的成员国平等原则是有冲突的。因此,在冷战后,一些国家包括伊朗、朝鲜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以维护联合国宪章的成员国平等原则的名义来追求所谓“平等拥核”的权利。这种矛盾所引发的联合国成员的权利之争,正是冷战后地区不稳定和国际热点冲突的根源。当然,其间出现了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等理论,但都没有绕开行为体利益的分析。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合作是“建立在共享利益之上”的,(22)建构主义则与现实主义的逻辑相反。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利益的来源,而建构主义则认为利益建构权力,但“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观点建构的”。(23)换言之,建构主义直接就把利益置于其理论分析的中心地位。因为“建构主义者认为行为是重要的,但是,只有在确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之后,才能够表述行为体的行为”。(24)由此可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以利益、权力作为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入口。

  人类社会虽然已进入21世纪,但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风云诡谲,雅尔塔体系依然发挥着作用。然而,雅尔塔的国际规则所呈现出的不公平、不公正和不合理现象,以及中国曾经遭受的殖民掠夺等因素成为中国主张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原因。此外,40年来中国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使中国为世界提供全新的价值成为可能。十八大以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探索逐步开始。例如,习近平主席在非洲访问时,用“真、实、亲、诚”来表达中非之间以义至上的传统友谊;(25)在韩国的演讲,则强调要以义为先、先义后利的思想观念来妥善处理国际关系,“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26)访问蒙古国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将坚持正确义利观,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将照顾对方利益”;(27)在塔吉克斯坦,习近平主席撰文指出:“绝不牺牲对方利益谋求一己私利,而是坚持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28)这些仅是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初步探索,而经过五年的实践之后,一种支撑国际关系的全新价值基本形成。

  这种价值就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且与当代中国实践和当代国际关系的实际相结合的“义利合一”。前文述及,传统国际关系是围绕利益展开的,而新型国际关系之所以能够超越传统国际关系,最为根本的是价值上的超越,这种超越表现在“义”与“利”的关系上。“义”与“利”的不同关系反映了国际关系的不同价值基础,它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大问题。虽然历史上各家对此有不少争论,但都强调“国家百姓之大利”为义。正如冯友兰所说:“凡事物必重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方有价值。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人民之‘富’与‘庶’。凡能使人民富庶之事物,皆为有用,否则皆为无益或有害;一切价值,皆依次估定。”(29)中国传统的利益观经当代中国的实践改造以后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焕发出新的价值光芒。特别是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多次国际活动中的讲话都阐述并践行互利共赢的“义利观”,而且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达中国所坚持的“义利观”。总之,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承担负责任大国之责任的基本外交伦理,是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超越传统国际关系价值基础伦理的重大价值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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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胡键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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