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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视域下的实践具体化和实践叙事问题
2019年07月12日 08:20 来源:《哲学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刘宇 字号

内容摘要:一个具有完整结构的叙事将行动与事件等异质性因素整合为一个叙事统一体。它为实践赋予确定的特殊意义,提供范导作用。实践叙事既是实践筹划的起点,也是实践反思的对象。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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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强调理论研究要符合实践的现实性,实践中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因为,任何具体实践都是通过整合诸多异质性因素来完成一件事情,就此而言,它不同于通过运用普遍概念而构成的抽象理论。因此这种实践思维方式以实践的具体性为起点。实践的具体化是事情的完成过程,是一个叙事过程,即为“实践叙事”。一个具有完整结构的叙事将行动与事件等异质性因素整合为一个叙事统一体。它为实践赋予确定的特殊意义,提供范导作用。实践叙事既是实践筹划的起点,也是实践反思的对象。

    关键词:实践具体化/ 叙事统一体/ 实践叙事/

    作者简介:刘宇,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一、回归异质性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

  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中,存在两种路径:一种认为它解释了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另一种认为它揭示了人类实践的基本条件。(参见莱尔因,第14-15页)前者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种具有决定论色彩的概念逻辑体系,用来把握历史的必然走向;后者则把它视为分析实践的方法和引导行动的指南。按照理论逻辑的标准看,前者更系统更周延;按照实践思维的标准看,后者更恰当更适用。事实上,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能看到,意图解释世界的理论家们和意图改变世界的实践家们分别持有这两种不同的倾向,由此便造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中决定论与能动论的二元化。(参见王南湜,2012年,第263-315页)

  如果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就会看到,那种决定论色彩的理论逻辑无法容纳和适用于具体历史实践的特殊性和异质性。相反,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家们分析和指导具体历史实践的实践思维中,却能合理地使用理论的普遍性原理。所以,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5页)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同上,第56页)为什么在理论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呢?这是实践哲学要破解的一个秘密。

  实际上,如果实践哲学回归实践本身,考察对象不再是概念、范畴和逻辑,而是具体的现实的人的活动,就会发现,理论的概念、范畴和逻辑,只不过是对具体实践中某种特定属性进行抽象和关联的结果。马克思说,“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页)

  实践的对象和过程总是个别的,是无限种特定属性的综合。马克思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所以,那种认为先确立理论逻辑然后再应用于实践的想法,实际上是对具有丰富多面属性的具体实践的肢解。这种预设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同质性,试图用一种理论解释并指导实践的实践哲学,可称之为“同质性的实践哲学”。相反,那种认为必须直面具体实践本身,从实践的异质性和多面性入手,全面综合地把握个别具体实践,针对实践的不同属性运用相应的理论原理,让它们共同作用于一个实践的实践哲学,可称之为“异质性的实践哲学”。同质性实践哲学预设了理论的优先性,但实际上理论不过是对实践中多元异质属性的拆解和抽象,所以不同的理论解释纷纷坚持其片面性,以至于争论不休而无法解决综合的实践问题。

  只有使用实践思维,在具体实践中针对特定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进行综合把握,才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适当安置并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在此意义上,以改造世界为最终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必定是一种异质性的实践哲学。

  因此,异质性实践哲学必须以实践的个别性作为出发点,实践活动的过程就是实现实践之具体化的过程。尽管实践的具体化是异质性实践哲学的基础预设和核心论点,但如何展现实践之“体”从而将具体实践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却是一个遗留未解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实践叙事的概念解决这一问题。实践叙事是将实践中诸多异质性因素进行动态整合的叙事统一体,它是对一项特定实践之完成过程的叙述。叙事统一体不但为实践中的具体行动和事件赋予特殊意义,确认实践理解和筹划的根本视域,还通过想象性预构来融合实践的事前视角和事后视角,兼具筹划与反思的作用,在实践中发挥范导性的功能。

  二、异质性实践哲学中的实践具体化问题

  人的实践活动是理性思维指导的感性活动,理解这种活动是实践哲学的根本旨趣。在实践哲学的视域中,有些研究是关于实践“是什么”的问题,这种研究是对实践问题的外部研究。另有一种研究是对于实践问题的内部研究,即实践本身究竟是如何运作的,理性思维在实践活动中是如何起作用的,可称为实践的“如何做”的问题。

  异质性实践哲学重在考察具体实践的“如何做”的过程和方式。虽然同质性实践哲学也会说明实践的运作方式,但它把理论范畴作为实践的本质或原理,由理论为实践制定规则,把实践的运作视为遵照理论的规定。因为它认为理论概念把握的是现象层面的实践所必然依据的本质,理论可以用概念关联的方式来把握实践运作的根本原则甚至实际过程。这种思路实际上是把实践的运作过程从属于理论的推理过程。相反,异质性实践哲学强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异质性,强调在实践中进行的是非同一性因素的异质综合。(参见王南湜,2006年;2011年;2012年)

  实践的异质综合,就是将不同属性的人、事物、行为、符号等要素相互关联而构成一个整体,呈现出某一特定形体。这就是实践的“具体化”。

  实践具体化问题在任何实践哲学中都存在,只是在同质性实践哲学那里,诸因素根据理论的逻辑关联构成一个整体。也就是说,理论内部的概念意义关联保证了当理论运用于实践时,实践也具备同样的关联,从而构成与理论同质的一套实践。但在异质性实践哲学视域中,实践并不是理论应用的结果,实践的具体化需要靠实践过程本身的诸多关联来完成。因此,在实践中,理论与实践的关联是以实践为依据进行一与多的结合。

  实践的具体化过程就是实践中多样异质因素的综合统一。异质性实践哲学在本体和认识两个层面坚持实践的异质综合过程。在本体层面,实践的过程是活动的对象化,即将无数相互异质的不同属性聚合为一个完整实在对象的过程。如建造工程,从产生到完成工程意图的整个过程,需要涉及和处理无数的、类别不同的事物和性质,并予以不同方式的对待。在这个过程中,决不能用任何单一的理论逻辑进行全面整合,而是以初始的实践意图为最终导向,对各种实践要素进行适当的安置,构成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结构的完整形体。用理性思维对建构实体过程的筹划和操作,是最体现人的理性能力的实践思维。(参见王南湜,2011年,第179页)在认识层面,实践中整合的是看待这一具体实践的多重可能的视角。对于实践中涉及的多种视角进行的“实践整合与理论整合的根本不同在于,理论整合必然是运行在一个基于单一视角的脱离了个别境况的普遍性、一般性层面上的,而实践整合必定是运行在具体的境况性的层面上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实践整合而构成包容多视角的实践知识的行动成为实践活动的辩证法,或简称为实践辩证法。”(王南湜,2011年,第191-192页)这两个层面的异质性实践思维分别阐述了两个层面的实践具体化过程:本体层面的实践思维,要将不同理论所表达的不同属性聚合为一个实体;认识层面的实践思维,则要将不同理论的单一视角整合为对一项实践的多视角统一的认识。它们都预设了两个前提:(1)实践活动是个别性的,(2)实践将诸多异质性因素综合成一个整体。总之,这种实践思维的出发点便是作为异质综合之整体的个体。

  实践思维如何把握实践的具体化整体呢?

  实践思维是针对多面性实体的思维,不同于逻辑推导和感性直觉,它的活动方式是“统观”,其完成形态为“完形”。统观即将各种相互无逻辑关联的属性统合为一个具有统一结构的整体。但统观容易被理解为空间意义上的复合,而非时间意义上的联结。比如建造工程这种实践,它是一个过程,其中的各种构造因素随着实践的进程次第出场。那么,对这个实践的统观,就应该是一个把在时间中以不同方式出现的不同因素进行关联而统一的过程。如果只讲诸因素统一而不讲它们如何关联,则实践思维只是静态的统观;如果只讲关联而不讲统一,就不可能将实践具体化。因此,实践思维不能停留于看到实践因素的多样性及其复合性,更要把握复合的过程本身,才能切实地把握实践。因此必须说明实践“具体化”的“化”之过程。

  要想切实说明实践的具体化过程,最实际的办法就是直接描述它。比如说学校要修建一栋楼,名曰“一号楼”。所有围绕“一号楼”来进行的建造活动,包括直接的规划、设计、施工等直接建造活动,也包括间接的筹集资金、组织人员等辅助性活动,还包括诸如保障施工者正常工作、排除各种外界干扰而进行的外部性活动,均通过这个工程实体发生关联,构成一个实践活动的总体。其中每个人员、动作、材料等要素都由这栋楼的建成赋予意义,因为他(它)们的活动过程共同指向该楼的建成。其中任何部分的意义都是由与整体以及与其他部分的相互关联而获得。

  实践是人的理性活动,这种活动之所以异于动物的直接性活动,就在于,理性思维可以把实践中的任何因素转化为符号,以符号的关联为中介,来代表实在对象及其关联。此类实践符号包括语言、声音、姿态、图型等等,它们的关联最终要借助语言来完成。这些符号按照其对象在实际中关联的方式联结起来,形成一个个句子(命题)及句群。如果不厌其烦的话,我们可以把从设想到规划、设计、建造、验收、善后等每个环节包含的动作都用一个个命题来表达,然后把这些命题按照实际发生的次序组合为一个前后相继的命题群,就是对“建造一号楼”这个实践活动的总体描述。我们用无数个命题及其组合来描述的这个活动过程,是实践思维考察和反思的对象,这就是实践在思维中的“具体化”。由于有这样的描述过程,实践不再是静态的事物组合,而呈现为动态的过程联结。如果说实践活动本身是实践在客观世界上的一阶呈现,那么用语言对实践进行的描述便是实践在主体思维中的二阶呈现。

  按照以上描述的建造过程,我们发现,构成工程总体的某些要素,诸如方案、材料、人员、技术、施工等,其组合的每一环节都有确定的规范和标准,对最终产品的评价也有确定的标准。可以说,它们是同质性的,即这些要素的组合在工程建造过程中可以根据相关规范和标准予以确定的推理。事实上,建造工程时除了这些同质性因素,还存在着一些外部性因素,比如工程对临近环境的影响关系,由于人员个体原因而影响工程的进度或质量等等。这些因素在建造之前无法确定,只能根据它们在建造过程中的出现应机处理,而其处理手段也没有确定的规则。所以,对同质性因素的组合实际不是时间性的过程,因为它并不随时间而经历明显的变动,不需要随时调整方案和对策。这些因素的实践具体化可以还原为包括理论和技术在内的诸多普遍规则的组合。尤其是在科技发达的现代,这种建造过程几乎可以完全还原为可控的符号化系统,如建基于数学模型的3D打印技术。而那些外部性因素必须随着时间进程而渐次遭遇并相应处理,由于这种因素与实践过程的关系排斥任何先定的理论和技术规则,所以是异质性的因素。这种异质性因素在具体实践中的显现和组合是时间性的,因此,实践思维如果要确切地把握实践的具体化过程,就必须考虑异质性因素在时间进程中的出现和关联方式。

  三、实践具体化、叙事统一体和实践叙事

  建造物质工程主要涉及人与物的主客体关系,而建造人文社会工程则主要涉及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其相关实践活动更加复杂。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实践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就像电脑程序的计算过程与人和人之间的对话过程相比,看上去二者都是一步接着一步在时间中进行,但前者的每一步都是确定的,它的时间历程只是时间量的变化,而后者的每一步都不确定,一个人的言论会引起对话者的什么反应,均无法预测,每一步中对话均可能发生质的变化,因此都需要根据上一步的情况进行新的调整和安排。这就突出了主体间实践的过程性。

  主体间为了特定目的进行的互动性行动过程及其结果,我们一般称之为“事情”。(参见杨国荣)从主体的角度完成事情,就称为“做事”,而物质工程的建造过程,可称为“造物”。(参见刘宇)工程建造是把人所操作的物组合起来构成个别的工程,与之相仿,把人所做的事组合起来,就构成一项实践或社会实践,比如开会、选举、战争、革命、建设国家等等。正如建造工程可以分解为一个个作用于物的动作,一个社会实践过程也可以分解为一个个人与人相互作用的行动。这些个别行动都可以用单个命题来表述。

  与建造物质工程中的同质性因素的关联占主要成分不同,在社会实践中异质性因素的关联居主要地位。建造物质工程中同质性的个别动作之间的联结有着确定的逻辑和技术规范及标准,而社会实践中异质性的各个行动之间的联结具有前后相关的互动关系,所以,社会实践的具体化就须主要考虑时间性。

  实践的时间性不在于历经了数量意义上的某一段时间,而在于其间发生了不同性质的事情的相互关联,这些关联以某种次序和结构完成了一项实践。在做事中,不同主体发出有意的行动(action),引起其他主体的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相关行动,它们共同导致一个或数个结果,即构成一个或多个事件(event);人们用思想和语言把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综合起来,构成一个意义完整的过程,就叫做“叙述”或“叙事”(narrative),它的结果就是“故事”(story),其内在发生脉络为“情节”(plot)。(cf.Ricoeur,1980,p.171;参见周建漳,第248-249页)

  行动、事件和故事构成了三个层层递进的实践环节。如果说认知对象源于一个问题“X是什么”,那么与此相似,理解实践也源于一个类似的问题“X在做什么”。而实践哲学的根本宗旨就是理解实践,即理解作为行动之特殊意义的那个“什么”是如何实现的。麦金太尔认为,“各种特殊行为的特性是作为更大整体的部分而获得的”。(麦金太尔,第260页)要想理解某个具体的行动,必须同时从因果关系和时间关系的角度给行动者的行动进行排序,再加上对行动者的相关信念和社会背景的理解,就构成“一种特定的叙事性历史,它是描述人类行为的基本和本质的样式”(同上,第263-264页)。但是,从某个单独视角做出的一组行动所构成的特定叙事并不能独自说明实践的发生及其结果。

  事实上,实践是由人们有意做出的行动及其无意的结果构成的,它不是主体意图的纯粹反映。可以说,行动是主体意图直接的身体表达,事件是不同行动系列关联起来达成某个结果的过程,而故事是各种事件相互交叉构成的一个完整过程。因此,在特定境域下实践的筹划、进展以及完成,决定了叙事应该是一个具备开端、中段和结尾的整体。只有在这个叙事整体中并参照其结尾,该过程中作为部分的行动和事件才能得到理解。这个由开端、中段和结果组合起来的完整的实践统一体,就是“叙事统一体”(narrative unity)①。这种叙事统一体具有时间关联和因果关联两个维度,它们共同构成了行动和事件之间的意义关联。叙事统一体构成了实践的具象性整体(即具体),它为其中的每个行动和事件赋予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

  那么,叙事统一体如何容纳实践中的异质性呢?

  实践中既包含同质性因素也包含异质性因素。同质性因素可以根据逻辑或技术规则进行推导,而异质性因素会在实践的进程中介入实践,使之发生不合乎推导规则的变化。如果实践最终能构造成一个“完形”,那么,这些变化作为能够发生影响的内在部分最终指向实践整体的完成。

  异质的诸行动和诸事件之间能够发生关联,是基于那些确定性规则之外的或然性推理。某些因素之间所以是异质性的,主要是由于人类理性所把握的规则和事实的有限性,而意外事件的发生则提醒实践者,应该注意之前未被把握的某些事实或规则。所以,人们总可以根据一定的事实和规则来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异质性的发生既是“意外的”,又是“可理解的”。叙事统一体就是将这些已然认识的和尚未认识但必将认识的各种因素融为一体,将行动的主观性融入存在的客观性。所以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在异质性因素次第出现的过程中,实践者逐渐扩大对实践的理解,使之趋于完整,这也是诸视角不断融合的过程。随着实践的整体性趋于完成,理解的整体性越来越清晰。所以,叙事统一体既是在实践中对行动、事件的异质综合,也是在理解中对其意义的异质综合。正如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所说的,“这个事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马克思“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2页)马克思对历史事变过程的这种整体性理解,就是构建了一个异质性因素交织聚合而成的叙事统一体。

  根据叙事的对象是否客观实在,常见的叙事可分为实在叙事和虚构叙事,其表达形式即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但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历史叙事本身是叙事者根据某种预设的结构对散乱的历史材料进行的整理加工,这是一种对历史材料的想象性重构。而文学叙事也是对现实的想象性再现,二者不论在对象还是结构上,并无根本差异。(cf.Ricoeur,2016,pp.288-296;参见怀特,2003年,第169-192页)所以,类比于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对实践进行思想和语言层面的理解和构造,也就是实践叙事。与历史叙事相仿,实践叙事的目的一方面在于理解过去行动和事件的意义,另一方面在于为未来行动提供可理解性的参考。(参见吕森,第49-51页)

  实践叙事通过想象性预构建立了对实践历程的理解,这种叙事性理解的时间跨度可长可短。另外,实践叙事也根据实践主体的活动范围、实践的目的和对象来构建叙事的范围。而实践叙事的功能则在于为行动赋予意义和指明方向,其具体性要根据它的赋义和指导功能来决定。

  四、实践叙事对于实践的范导性作用

  异质性实践哲学一方面对理论和实践严格划界,另一方面强调理论可以在实践中担当必要的适当功能。不同层次的理论可以在实践中发挥不同层次的作用:经验性理论(如自然或社会科学理论)可以为实践中同质性属性的关联提供逻辑依据;先验性理论(如哲学理论)可以为实践的异质性整体关联提供范导性的作用。(参见王南湜,2012年,第316-319页)对于实践而言,哲学理论所承担的宏观上的范导性必不可少,但是否适合于实践本身,却有待考察。

  关于理论的范导性作用,异质性实践哲学运用康德关于理念的“建构性的”(constitutive)和“范导性的”(regulative,也译为“调节性”)运用的原理,拒绝形而上理论(如康德的先验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越界对经验对象做建构性的使用,但承认其范导性使用的必要性与合法性。这种理论只能作为终极的道德理想来批判和引导经验性实践。然而,形而上的理性概念毕竟属于理论,尽管它表达了总体性关联,但其关联的内容只是抽象的同质性属性。所以,先验理念所范导的对象终究不是个体间的异质性关联,而是属性间的同质性关联,即不是实践,而是理论。

  尽管康德式的理念不足以为实践提供范导性,但我们可以借鉴其中所蕴含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来思考实践叙事的范导性。在康德的知识论中,先验理念是“有关知识的一个整体的形式,这整体先行于各部分的确定知识,并包含有先天地确定每个部分的位置及其对别的部分的关系的那些条件。因此这个理念设定了知性知识的完备的统一,由此这种知识就不只是一个偶然的聚合,而成为了一个按照必然法则关联起来的系统”(康德,第507-508页)。与之同理,在一个实践叙事中包含着行动者、目标、手段、主体间互动、情境、无意的结果等异质性因素。它们通过一个整体性的情节布局(emplotment)而关联在一起,根据相互的因果关系以及与整体的关系而获得可理解的意义,而不再是散乱的人、事物和现象。(cf.Ricoeur,1984,p.65;Berkhofer,pp.106-137)

  狄尔泰说,“由各种特殊事件所构成的生命行程展开于感性世界之中;如同一个句子中的语词,这些特殊事件与它们所意味之物具有一种关系。通过这种联系,诸多特殊体验由于它们在某种整体基础上的意义而集合在一起。如同句子中的各种语词的结合可以带来句子的可理解性,这些体验的集合也造成了一个生命行程的意义。历史的情况也是如此。”(狄尔泰,第213页)实践叙事就是这样的生命行程,它的内容是具体的行动、事件及其关涉的各种因素,比以抽象概念为内容的形而上理论更切近实践本身。

  实践叙事作为一个整体为其中的异质性因素赋予意义,指导实践者在进行实践思考时理解自己的处境、行动及其可能的结果,从而为自身的当下实践予以定位。那么,实践叙事凭借什么作为未来异质性实践的有效指引呢?

  亚里士多德说,故事(muthos,情节)是事件(pragma)的组合,是对实践(praxis)的模仿(mimesis)。(cf.Aristotle,pp.19-20)叙事的模仿,不是对现实实践的复写(imitation),而是对它的创造性再现(representation)。叙事再现的是实践的可能性结构和意义,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实践之模仿的诗(即叙事文学作品)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意义,它着重刻画“根据可能性或必然性的原则某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Aristotle,p.27)。复杂的情节构造可以容纳一般性原理所无法表达的实践异质性,因为个体间异质属性在实践进程中的关联方式,往往超出人们以同质性逻辑为基础的习惯性思维。

  亚里士多德把悲剧视为叙事作品的典范,因为悲剧比史诗、喜剧等体裁更能表现实践的复杂性。悲剧模仿的是一个完整且有一定长度的复杂行动,包括明确的起始、中段和结尾,表现人物因错误行动而导致由顺到逆的境况转折。悲剧人物的有意行动在特殊情境下招致的无意后果,反过来使行动者陷入意想不到的遭遇。异质性造成的命运反转深刻表达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也反衬了行动者主观视角的局限性。而悲剧人物在命运反转之后出现的醒悟(recognition),则又体现了行动者通过学习而加深了对实践的理解,增长了实践智慧。“悲剧对人类行动特别具有揭示性……悲剧带来的教训就在于‘通过磨难而学习’(pathei mathos),这既是人类行动也是人类思想的结构。人的行动是对行动本身的模仿,因为思考总是再思考。亚里士多德能够同时把人类定义为理性的动物、政治的动物和模仿的动物,正是因为这三者最终殊途同归。”(ibid.,Introduction,p.XXVIII)只有这种中间包含了有意行动和无意结果的异质性转折的整体叙事,才表现出异质性实践的真实意义。

  由于叙事是在行动之前对整个实践过程的预构,行动者及其行动包含在这个叙事之中,所以,在一个叙事中实际上融合了行动者和旁观者两种视角。(参见王南湜,2012年,第308页)叙事通过将行动过程和周围世界的关联涵括在内,使得统观叙事者可以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超越行动者的单一视角。

  横向超越意味着叙事涉及主体间的互动而非个体的单纯意志表达,纵向超越意味着叙事是在时间中发生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相继过程,当下行动被置于诸行动和事件的因果关联网络中,而不只是孤立的当下行动。尤其是复杂叙事,多重视角围绕着一个实践历程彼此交叉,身兼旁观者的行动者获得对实践更全面的理解,从而自觉地将个体行动融入更宏大的历史之中。

  为了准确地理解和定位当下的行动,实践叙事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实践囊括在内。通过叙述过去的实践,理解了当下行动的现实性条件和依据;通过叙述未来的行动,当下行动取得了意义和方向;通过叙述当下的行动,行动者的实践活动得以展现。这三个维度在实践叙事中获得了内在关联,从而为行动给出了一个将客体条件、主体条件和整体方向三者融合为一的建议。(参见吕森,第64-65页)

  既然实践叙事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具象化整体,那么,实践叙事是唯一的吗?换句话说,是否一个叙事能够穷尽某项人类实践的所有意义呢?

  任何一个叙事,作为思想和语言构造的结果,都是由语词、命题及其关联构成的。叙事是为了理解实践的意义服务的,事物意义的多样性决定了叙事的多样性。叙事中涉及的话语方式、概念内涵、审美取向和伦理诉求的不同,会造就意义迥异的多种叙事,尽管它们所组织的事实可能是相同的。(参见彭刚主编,第263-295页)

  不管对于未来实践的筹划还是对过去实践的理解,总会有诸多不同的叙事进行竞争。它们之间可以通过两个要素进行比较,一是叙事中涉及的事实性因素,二是对尽可能多的事实所做的整体关联理解。一个更好的叙事,能够对更多的异质性事实给出更为完整的关联性意义。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叙事要好于雨果和蒲鲁东的叙事。当然,也正是由于对同样的事实会构建不同的叙事,这些叙事会使人们更加全面地把握事实。这也是异质性视角融合的一种表现。

  总而言之,一个意义完整的叙事开启了实践的具体化,使之成为具有整体性内在关联的特殊历程。它为实践赋予一定的意义,使实践者的思想和行动超出个别视角的局限,认识更为复杂的世界,操作更为复杂的行动。实践叙事作为实践过程的拟制和预构,使得身陷实践网络之中的行动者能够统观实践整体,为行动中的视角融合提供了切实根据。这种叙事作为对人类实践诸种现实道路的创造性再现,揭示了事物本身的多种可能性关系,为未来行动者提供必要的指导。

  实践哲学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需要一个前提,即实践的具体化。这个具象化的整体便是实践的叙事统一体,它通过实践叙事的方式来展现。本文阐述了这种实践叙事的缘起、结构和功能。实践叙事通过尽可能完整地叙述实践中各种异质性因素的关联进程,展现出人类实践理性的能力与限度,使人们对实践的异质性和关联性有了更为直观而深入的理解。

  要切实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仅停留于研究概念和范畴构成的理论逻辑,更要研究以行动和文本展现出来的实践叙事。通过研究已完成的历史叙事所把握到的实践结构,可以用来理解和指导未来的实践。当前实践哲学的历史使命是“讲好中国故事”,就是做好这个实践叙事。它既是语言意义上的讲,也是行动意义上的做。通过实践叙事把讲和做、思与行统一起来,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真正意义。

  ①麦金太尔用这个概念构造一个作为故事主体的“叙事自我”的概念,以确证人格同一性。而本文的叙事统一体着眼于事件的联合,并不突出主体的维度。究竟是突出主体还是突出事件,是伦理学和历史哲学理解叙事的分野。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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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周建漳,2015年:《历史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4]Aristotle,2002,On Poetics,trans by S.Benardete and M.Davis,St.Augustine's Press.

  [15]Berkhofer,R F.,1995,Beyond the Great Story:History as Test and Discours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6]Ricoeur,P.,1980,“Narrative time”,in Critical Inquiry 7(1).

  1984,Time and Narrative(Volume 1),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作者简介

姓名:刘宇 工作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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