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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研究40年:中国社会学研究者的探索
2019年07月05日 09:18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作者:刘欣 田丰 字号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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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来,从社会分层的维度来研究社会结构,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个重要议题。有关研究呈现出从放弃关系性阶级阶层概念而采用阶梯性阶级阶层概念、再重回重视关系性阶级阶层概念的“否定之否定”趋势。对社会结构的探讨,不但存在着阶梯性模型与关系性模型,同一模型内部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揭示了转型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一些学者的近期研究,基于中国转型期的制度安排构造了较具理论性的阶级阶层分析框架,并检验了其有效性。然而,学界在本领域一些核心问题上的实质性对话还比较少见,无论对所提出的分层框架还是对所借鉴的基于发达社会的分析框架,其有效性都有待进一步评估。在分层结构转型的动力、阶层形成与碎片化的程度、基于国际比较认识中国阶层结构特征等方面,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而具体的探讨,甚至有不少盲点问题。

  关键词:社会结构 阶级 阶层 阶层框架 阶梯性模型 关系性模型

  作者简介:刘欣,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田丰,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上海 200433

  基金项目:本研究是复旦大学文科“双一流”建设项目“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结构转型研究”创新团队的一项成果。

 

  在中国社会学界,社会结构有广狭两种含义。广义的社会结构概念含义十分宽泛,社会实体构成要素、社会规范、社会关系,均属这一范畴(李培林,1992)。有学者把社会结构定义为行动者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①;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与关系格局,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②。然而,不少学者认为,阶级阶层结构是社会的核心结构(李路路,1999;郑杭生,2002a;陆学艺,2006a;孙立平,2006;李强,2010;李培林,2011),或把社会结构看作地位结构甚至直接与阶级阶层结构概念交替使用(李路路、王奋宇,1992;王汉生、张新祥,1993;郑杭生、洪大用,1996;郑杭生,2002b;李强,2010);而狭义的社会结构概念指的是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由于广义的社会结构概念涵盖的内容十分宽泛,一篇综述难以承载,故本文以狭义的社会结构为主,仅聚焦于国内学者过去40年间对中国阶级阶层结构的研究,且对众多有关分层机制的重要成果也不涉及。本文围绕以下议题展开:(1)分析视角的转换,(2)分析框架的构造,(3)关于当前结构状况的判断。最后我们将做简要总结和讨论,指出未来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关系性阶级阶层概念的否定之否定

  现代社会结构,既可以用阶级也可以用阶层概念予以描述。前者一般与阶级阶层分析的“关系模型”相联系,而后者则一般与阶级阶层分析的“阶梯性模型”相联系。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学术界,对“阶级”“阶层”两个概念,区分并不是十分严格。既有学者在阶梯意义上使用阶级概念(陆学艺,2002),也有学者在关系意义上使用阶层概念(李强,1997;刘欣,2007,2018;张新祥,1993;郑杭生,2002a)。视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为关系性结构的观点(李春玲,2005b;李路路、秦广强、陈建伟,2012;李路路、秦广强等,2016;李培林,1995;林宗弘、吴晓刚,2010;刘欣,2005,2007,2018;陆学艺主编,2002;沈原,2006;孙立平,2003;张翼,2008,2016;郑杭生,2002a),把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当作阶级阶层分析的核心议题,强调以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确定其阶级阶层位置。而把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描述为阶梯性结构的思路(蔡禾、赵钊卿,1995;李培林,1990;李培林、张翼,2008;李强,2010;折晓叶、陈婴婴,1995)的观点,则强调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资源量的相对多寡决定了人们在社会阶梯中的地位。对“阶级”“阶层”概念的大小,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主张阶级概念大于阶层概念,可以在阶级内部区分出下属的阶层(安建华,1994;冯同庆,1991;庞树奇、仇立平,1989;王训礼,1988;赵喜顺,1988),有的学者则主张阶层概念大于阶级概念,阶级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王煜,1988)。梳理过去40年间中国社会学界对“阶级”“阶层”的使用,并不能得到阶级是关系范畴而阶层是资源占有量阶梯差异性概念的结论。但是,无论是使用阶级还是阶层概念,为了保持理论逻辑的清晰性,既有的关于现实社会的阶级阶层分析,要么采用“阶梯性模型”要么采用“关系性模型”(刘欣,2018)。总的看来,过去40年间,中国社会学者对转型期社会结构的分析,呈现出从放弃关系性阶级阶层概念而采用阶梯性阶级阶层概念、再重回重视关系性阶级阶层概念的“否定之否定”的趋势。然而,这种趋势并非界限分明的阶段划分,上述“否定之否定”是一个交叉重叠的过程。

  1.放弃用关系性模型描述中国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前的阶级阶层分析,深受“以阶级斗争为纲”基本方针的影响,阶级关系是围绕着剥削、压迫和斗争来界定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形成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基本框架,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由于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一个依附于其他阶级的阶层,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知识分子将逐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剩下的不属于两个阶级的社会成分,均被归为阶级敌人,包括旧社会残留下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反动军人,以及后来出现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当权派等③。在社会学界,一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都能看到“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框架的踪影(何建章,1986;王颉,1987)。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试图通过经济上的“大跃进”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而成为消灭生产资料和财富私人占有的无阶级社会④。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按行政权力分层或政治身份分层成为唯一的分层体系,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是参照这一体系来确定自己的地位的⑤;又由于计划经济在分配上具有较强的平均主义色彩,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是相对较小的⑥;呈现出西方社会学者所观察到的去分层化(destratification)情形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分层结构具有城乡分割的身份制、城镇就业者的干部—工人身份制、干部级别和官本位制、单位身份制等特征(李路路、王奋宇,1992;李强,1996,2003;林宗弘、吴晓刚,2010)。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是在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中逐步进行的。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可能是出于对强调阶级间剥削压迫关系以及阶级斗争扩大化经历的逆反,虽有一些学者使用关系范畴的阶级概念(何建章,1986;王颉,1987),但大都倾向于采用阶梯性的阶层概念来描述中国的社会结构(蔡禾、赵钊卿,1995;李路路、王奋宇,1992;李强,1993,1996;仇立平,2001;吴忠民,2004;郑杭生,2002b)。不少学者都认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框架已不适用于改革后的情形,有的学者甚至直接否定阶级概念而代之以阶层概念,或者强调阶层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比阶级概念更具有适用性(李培林,1995;王煜、雷弢,1988)。郑杭生(2006)就主张,在分析改革后的中国社会结构时,作为关系范畴的阶层概念更具适用性,可以把阶层范畴看作一种适度淡化的阶级概念并取代阶级概念。这是因为:第一,“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极度扭曲了阶级概念的含义,这种扭曲使人们担心“以阶级斗争为纲”会卷土重来。第二,改革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不能或很难用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概念来概括的社会群体,学界需要寻求能包容阶级概念内容的范畴。第三,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应该转变成一种维护建设型的社会学理论,淡化阶级斗争才能逐步减缓社会张力,增强社会整合。李培林认为,改革开放前,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反右”和“文革”时期,阶级斗争一再被简单化、扩大化,通过“划阶级、定成分”的方式,制造了人为的“阶级矛盾”;中国社会学者放弃阶级概念而采用阶层概念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有别于在政治上“划阶级、定成分”的做法⑧。伴随着阶级斗争、冲突思路的淡化,中国社会学界由传统的阶级分析转向了更重视阶层分析的视角⑨。

  2.采用阶梯性模型描述中国社会结构 198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1990年代和新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中国社会学界主要是使用“阶层”概念对转型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后,社会基本矛盾被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基本思想指导下,由生产资料私有化所产生的私营企业主和自雇者等,不再被视为阶级敌人;阶级阶层之间所存在的是社会资源占有量的差异,而非利益关系,尤其是冲突性的利益关系。因而,如何呈现转型期的阶级阶层整体轮廓,在阶级阶层框架中给新出现的社会群体一个定位,成了一个重要议题。在这一时期,虽有一些学者试图通过修正“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框架,将新出现的社会群体纳入阶级阶层分析之中⑩,但是,大多数的研究者则放弃了这一框架,转而借鉴了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或者以职业声望、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为基础的“阶梯性模型”进行阶层分析。总的看来,学界是在“阶梯性模型”意义上使用阶层概念的。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为了避免阶级概念的敏感性,在关系范畴上使用阶层概念。学界在使用阶梯性模型描述中国社会结构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思路:(1)以职业为基础进行阶层划分,或以职业声望得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描述阶层结构;(2)以职业、教育和收入为指标的多元标准的阶层划分;(3)以收入和消费为指标对社会成员进行阶层划分。

  一些学者以职业类型、职业声望作为阶层划分的基础,或者直接用职业声望、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连续变量来描述阶层结构。这些做法,实际上是阶级阶层分析的一种简约化方法。在现代社会中,职业包含了对重要社会资源占有和使用的信息(11)。庞树奇等(1989)扩展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框架,把知识分子阶层看作中产阶级,再加上改革中新生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劳动者,区分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中产阶级以及有限制的资本家阶级四个阶级。他们进而综合考虑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因素,分城乡对中国社会的阶层进行了划分,认为农村社会由农民阶层、家庭非农经营者阶层、工人阶层、专业技术阶层构成,而城市社会由工人阶层、服务性工作人员阶层、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有经营者阶层、退休人员阶层构成。陆学艺等认为,阶层就是具有相同或相近职业,使用相同的生产资料方式和对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具有同类权力的个体集合。他们以职业为基础,并考虑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力,将中国农村居民划分成13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人阶层、雇佣工人阶层、智力型职业者阶层、个体工商户与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12)。张翼据职业地位高低,区分了7个阶层:果农菜农粮农阶层,农村专业户阶层,体力工人阶层,商业服务业阶层,办公室办事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官员、国有企业经理和私有业主阶层(13)。

  有的学者则把职业声望或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作为衡量阶层地位高低的连续变量来描述阶层结构,或者把职业声望、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进行分组,形成上中下阶层。比如蔡禾等(1995)根据职业声望,将社会成员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五类。折晓叶等(1995)基于100种职业的声望对五类职业群体的地位进行了排序。仇立平(2001)认为,职业声望是社会阶层划分的核心指标,据职业声望得分,划分了城市社会的五个阶层:以领导干部为主的、以办事员或职员为主的、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以商业人员为主的、以工人农民服务业人员为主的职业群体。李春玲(2005)据抽样调查资料,计算了81种职业声望、161种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她还进一步据职业声望得分划分了7个声望等级,据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划分了5个地位阶层。

  另有一些学者主张以职业、教育和收入为依据,采用多元标准进行阶层划分。比如,张翼等据“职业声望”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获得者占该职业的百分比”的乘积作为分层指数,划分了6个阶层(14)。李强基于收入、教育和职业结构构造了一个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并以此进行阶层划分。他把教育、家庭人均月收入、职业地位都分别分成7个等级并赋值1-7分,把分值加总后得出7个阶层,最上层(21分)、上层(18-20分)、中上层(15-17分)、中层(12-14分)、中下层(9-13分)、下层(6-8分)、最下层(3-5分)。李强还以国际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分析“五普”人口调查数据,把中国的阶层结构描述为倒“丁字形”结构(15)。还有些学者采用了多元标准,如李培林等(2008)把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程度综合起来界定中产阶级,认为在三个指标上都符合中产阶级标准的人群属于“核心中产阶级”,其中两个指标符合中产阶级的人群属于“半核心中产阶级”,只有一个指标符合中产阶级的人群属于“边缘中产阶级”。

  除职业外,还有一些学者还把消费水平作为分层标准。比如,李培林、张翼据恩格尔系数(食物消费额/消费总额)的大小把中国城市家庭划分为7个消费阶层:最富阶层(恩格尔系数0.29以下)、富裕阶层(0.30-0.39)、中上阶层(0.40-0.49)、中间阶层(0.50-0.59)、中下阶层(0.60-0.69)、贫困阶层(0.70-0.79)、最贫困阶层(0.80及以上)(16)。李春玲根据14种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状况构造了一个家庭耐用品指数,进而据这一指数区分了5个消费阶层(17)。

  3.重返关系性模型分析中国社会结构 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2000年初期开始,学界对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探讨有一种重返关系性模型的趋势。新的关系性阶级阶层模型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冲突论思路不同,它并不强调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之间的必然因果关系,其目的在于揭示因阶级阶层分化而造成的资源、利益和机会分配的不平等,或资源如此分配的原因(李路路等,2012、2016)。郑杭生认为,阶层是社会中资源分配与占有的关系,应该主要从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位置入手去了解阶层差别。他所划分的社会阶层,就是一个包含了多重资源占有与分配关系的分析框架:管理阶层(包括企事业单位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和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专门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应用的高级、中级和低级技术人员),办事员阶层(一般性的管理人员、企事业单位的一般职员),工人阶层(从事体力劳动的技术工人、体力工人以及下岗职工),自雇佣者阶层(从事职业不受雇于他人),私营企业主阶层,其他阶层(未能确切区分的阶层)(18)。

  关系性阶级阶层分析模式的重点在于揭示社会成员间的利益关系,强调以社会关系来确定人们的阶级阶层地位,将阶级阶层地位视为由社会关系界定的结构性位置,并在此基础上揭示收入不平等的原因(19)。在根据什么来确定人们之间的阶层关系上,又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分别同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20)和新韦伯论的阶级理论(21)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把剥削看作阶级关系的实质,通过对生产组织中社会关系的考察进行阶级分析。人们在生产组织中因对经济资产、组织资产、技术资产的控制权不同,而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有着不同的控制权,进而对劳动剩余有着不同的攫取权利并表现为收入不平等。新韦伯论者继承了韦伯视阶级关系为支配关系的基本思路,把人们在企业组织中的雇佣关系、在市场中的交换关系看作支配关系,并把揭示这样的支配关系如何导致人们生活机遇差异看作阶级分析的核心议题。社会成员因占有不同的资产,包括经济的、组织的、专业技能及人力的资产,而在市场交换中有着不同的市场处境、在企业组织中有着不同的工作处境。即在中国社会学者进行阶级阶层分析时,上述两种理论观点都有所体现。比如,陆学艺(2002)及团队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分析,就是在改造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形成的。李春玲、张翼等的研究则借用了赖特的分析框架(22)。林宗弘等(2018)则试图借制度分析来扩展赖特的框架,以使之适用于中国社会。李路路等(2012)构造的关于中国城市社会的权威阶层分类图示,可以看作是对韦伯—新韦伯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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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欣 田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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