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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
2019年06月16日 07:59 来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 作者:魏敏 李书昊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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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研究目标:测度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分析其空间分布规律。研究方法:构建面向新时代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体系,利用熵权TOPSIS法进行实证测度。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水平在不同省份具有不同的分布特征,综合水平总体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分布格局;依照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高低,30个省份被划分为明星型、平庸型和落后型三种类型。研究创新:构建了涵盖经济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资源配置高效、市场机制完善、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协调共享、产品服务优质、基础设施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成果惠民10个方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体系。研究价值:把脉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分布规律,为推进各省份全面、协同提升提供依据。

  关键词:经济高质量发展/ 测度体系/ 熵权TOPSIS法

  作者简介:魏敏,李书昊,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指标令世人瞩目,2017年中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达827122亿元,较1978年的3678.7亿元明显大幅增加,较2016年的744127亿元也增加了6.9%①。国内生产总值快速提升固然令人欣喜,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结构失衡、环境污染加剧、经济效率低下、收入差距拉大等外延式和粗放式发展问题(刘燕妮等,2014;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大而不强,质量不高,是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不争事实,严重制约着经济高质量强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做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论断,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开始逐渐步入质量优先的新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乃至未来中国经济建设的主题。步入新时代后,高质量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和关键性变量,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逐渐被摒弃,必须将高质量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的基础,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促使中国经济沿着高质量发展轨道前进(任保平,2018a)。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本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路径,也是遵循中国经济实践规律的根本所在,对真正实现国家富强至关重要。

  然而,现有文献的关注点仍聚焦于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及其相关扩展研究,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重视程度略显不足。经济增长数量侧重从量的视角衡量经济增长的水平高低,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数量规模与速度快慢(任保平,2013),未能将经济高质量发展②相关要素纳入研究考虑范围;经济增长质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质的视角揭示经济增长的品质优劣,但就经济学研究领域来看,“增长”的概念外延远远小于“发展”(钞小静和惠康,2009),这意味着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深度与广度相对弱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被视为比经济增长质量范围更宽、要求更高的质量状态,更能体现新时代的新思想与新变化,包含了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任保平,2018b)。那么,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应如何融入这些新思想和新要求进行测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为科学认知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供参考,还能够为全面、协同提升不同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供借鉴,因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结合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与新理念,系统归纳经济高质量发展逻辑主线,并据此构建适用于新时代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量化测度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分析其空间分布格局。本文内容安排如下:首先,对现有国内外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关研究进行文献述评;其次,阐述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逻辑主线,据此构建面向新时代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体系,并介绍熵权TOPSIS法的具体实施步骤及本文数据来源;再次,展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水平及综合水平测度结果,分析其空间分布规律;最后,归纳本文主要结论,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一、文献述评

  数量和质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紧密联系但又具有各自侧重的两个方面,前者强调经济增长过程中量的扩张,从速度和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数量成效水平进行揭示,而后者侧重经济增长过程中质的提升,从过程、结果和前景对经济增长的品质优劣程度进行反映(钞小静和惠康,2009;任保平,2013)。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增长数量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经济增长的数量积累,不可能谈及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升(任保平,2012)。最理想状态下的经济增长是数量与质量的有机结合、相互统一,既能满足量的要求,又能体现质的规定(钞小静和惠康,2009)。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与增速减缓时期,更加依赖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而非数量和速度(Mei和Chen,2016),诸如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经济增长数量指标不再是政府唯一的关注焦点,而是逐渐由关注数量向关注质量转变,以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Ni等,2014)。

  然而,自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起,经济增长的数量而非质量问题历来是经济学家们的首要关注对象。Ezcurra等(2007)利用非参数方法探索中欧和东欧各国人均收入的非平衡动态演进趋势,发现研究期间内区域间不平等水平正在下降;借助Moran指数和空间计量模型,Bai等(2012)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某一省份经济增长同时依赖本地投入和邻近地区投入;通过建立基于熵的计算程序,Papalia和Bertarelli(2013)识别出世界若干国家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俱乐部收敛趋势;此外,还有学者运用各种计量模型分别探讨了教育、政治不稳定性、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银行业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术等驱动因素对经济增长数量指标带来的具体影响(Zeira,2009;Aisen和Veiga,2013;Agbola,2014;Ghosh,2017;Niebel,2018),为清晰认识经济增长动力源泉提供了依据。

  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表征,受Solow(1956)、Jorgenson和Griliches(1967)研究中经济模型的影响,学者们通常采用经济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简单衡量(Zhang和Kong,2010;刘文革等,2014;Mei和Chen,2016;李平等,2017);然而,由于概念误差与度量方法等方面的影响,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在可行性和合理性方面存在明显局限性(郑玉歆,2007)。此外,部分学者认为增加值率与经济增长质量密切关联,并以此表征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沈利生和王恒,2006;沈利生,2009;刘瑞翔,2011);但以增加值率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受门槛上限影响,低于或高于该门槛值具有不同的反映效果(范金等,2017)。同时,部分学者运用企业中间投入产出率、投资效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等指标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沈坤荣和傅元海,2010;唐毅南,2014),这些单一衡量指标虽具有一定成效,但却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无法综合揭示某一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全貌。

  因此,通过构建测度体系综合评价经济增长质量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这些测度体系评价视角丰富多样、测度指标各具特色,改善了利用单一指标表征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局限性。其中,以任保平为首的研究团队在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方面颇有建树,成果丰富(钞小静和惠康,2009;钞小静和任保平,2011;魏婕和任保平,2012)。此外,为探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马轶群和史安娜(2012)从方式质量、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三方面入手刻画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以“五大发展理念”为逻辑依据,詹新宇和崔培培(2016)对2000~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五大”方面的质量水平进行量化评价。把握新常态下的新理念与新要求,魏敏和李书昊(2018)重构经济增长质量测度体系,揭示了新常态下中国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空间分布。与此同时,Qi(2016)构建了涵盖规模、绩效、结构和协调的经济增长质量测度体系,Frolov等(2015)则是基于矩阵方法,结合年均生产率增长率和人均发展指数构建了区域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

  上述大量研究已着眼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测度评价,但却鲜有研究通过构建测度体系的方式对不同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量化表征。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紧密联系,但具有一定区别的两个概念。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均从质的视角对经济成效的品质优劣等级进行揭示,其核心均为质量,其主体均为经济,强调了质量要素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与前沿性,是对以往单一侧重经济增长数量的有效改进。所不同的是,经济增长质量侧重从“增长”的视角揭示经济成效的品质优劣,而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从“发展”的视角反映经济成效的质量等级。相对而言,“发展”一词的内涵较“增长”一词更加丰富,范围也更加宽泛,涵盖了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等(任保平,2018b);而且,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高”字突出了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与新要求,强调了经济建设过程中质量水平的高级程度。相对于经济增长质量来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更高级,内涵更广泛,是对前者的思想理论升华(任保平,2018b)。

  虽然鲜有研究通过构建测度体系的方式专门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高低,但仍可从已有研究成果中发现部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紧密关联,能够为后者的系统测度提供诸多启示的文献。Badinger(2010)研究发现产出波动性在不同国家间具有溢出效应,且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刘瑞翔(2013)研究表明要素投入而非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Tian等(2016)对中国区域收入不平等进行俱乐部收敛检验,发现高收入俱乐部和低收入俱乐部之间收入差距具有扩大趋势;此外,借助热值能源强度和经济价值能源强度两个指标,Wu等(2017)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能源效率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基于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Wang等(2018)指出中国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和生态经济协调系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恶化趋势。以上这些研究发现虽未直接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高低,但其研究所涉及的经济波动、经济增长动力、区域收入不平衡、资源利用效率、生态环境水平等内容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时的重要借鉴。

作者简介

姓名:魏敏 李书昊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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