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文艺工作者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史诗是人民创造的，不论多么宏大的创作，多么高的立意追求，都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而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

　　任何时代，史诗从来都是文艺创作应有的最高追求，也是文学价值经典性的体现。在快节奏、娱乐化、碎片化的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往往不再追求史诗性，甚至以消解史诗性为前卫，取而代之的是专注于日常书写的“小长篇”。不可否认，小长篇中确有很多优秀作品，但也不乏为凑篇幅而以技巧拉伸或内容注水现象，以致出现评论者所说的“时代之重与写作之轻”的不对称感。纵观历史，能经得起淘洗和冲刷的流传之作，或气象宏阔，或精神深邃，它们构成了文明的精华和文化的经典。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作家、艺术家不能总是深居在书房里，不能总深陷在文本中，更不能脱离中华文化之根和远离丰富的民间生活。只有不断汲取传统与民间的源头活水，才能书写出高质量的史诗之作。

　　高尔基曾说：“各国伟大诗人的优秀作品都是取材于民间集体创作的宝藏，自古以来这个宝藏就曾提供了一切富于诗意的概括、一切有名的形象和典型。”的确，文学艺术中的优秀之作，都蕴含着丰厚的民族文化精髓，都是文化传统与民间文化的承载。民族性不仅是文学的重要精神资源，而且是身份徽标，是其独特性、创造性的体现。

　　民间文学资源是文艺创作的资源库、素材库，并给予创作以灵感和启示。从中国文学演进和嬗变过程看，很多文类与体裁的出现和繁荣，都可追溯到广阔的民间。如《离骚》《九歌》等作品与民间祭祀歌谣密不可分，传奇小说受到口耳相传的俗讲和变文的影响。而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嫦娥奔月、鹊桥相会等瑰丽的文化遗产，构成了中国人独有的创造与想象，也沉淀成为民族的原型意象与潜隐结构。

　　民间文学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思想内涵、美学价值乃至语言艺术，是民族文艺的立身之本、生机所在。别林斯基评价民间文化对于果戈理文学成就的意义时指出：“如此可爱的托名为养蜂人的果戈理，是一位非凡的天才。谁不知道他的《狄康卡近乡夜话》？这里面有多少机智、乐趣、诗意和人民性！”其实，果戈理的成功并非因为他具有什么“非凡的天才”，而是他植根于乌克兰民间文化沃土，体现的是民间文艺的伟大和丰饶。

　　很多优秀作家的成功也表征了民间文化的决定性作用。汪曾祺多次表达民间文化对于创作的意义：“我觉得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我们要‘以故为新’，从遗产中找出新的东西来……特别是民间文学，那真是一个宝库。我甚至可以武断地说，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贾平凹在谈创作体会时也强调作品要有现代性、传统性和民间性。莫言提出作家要“大踏步后退”到民族传统。他们的不少作品，深植于文化传统，浸润了民间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