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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在美国的故事
2017年12月16日 08:2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熊玠 字号

内容摘要:有学者研究过,譬如亲手拟就美国《独立宣言》,也是日后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杰斐逊,第二任总统亚当斯,以及第四任总统麦迪逊,还有在美国独立战争宣传事业中享有盛名的潘恩等诸人,都对孔子的教诲甚为关注与推崇。此无他,盖刚诞生的美国既要与英国的现行制度决裂,又要强调自由不可没有道德的基础,所以认为来自东方孔子所着重的私德(仁、义、礼、智、信)以及公德(“为政以德”)的教诲,特别为当时美国新兴国度之急需。Foust)执笔的巨著《儒学与美国哲学》(Confucianism and American Philosophy),是我所知道最有系统,也是最完整将儒学与美国哲学加以比较的著作。在美国,有所谓“波士顿儒学”,一般猜想这是儒学与波士顿实验主义相结合的结果。

关键词:儒学;孔子;哲学;儒家;研究;中国;美国人;学者;介绍;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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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各国对儒学的认知,最早应推欧洲,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又过了五个世纪,才到美国。但美国独立之初,在其开国元勋之中,倒是不乏对孔夫子很尊崇的人。有学者研究过,譬如亲手拟就美国《独立宣言》,也是日后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杰斐逊,第二任总统亚当斯,以及第四任总统麦迪逊,还有在美国独立战争宣传事业中享有盛名的潘恩等诸人,都对孔子的教诲甚为关注与推崇。此无他,盖刚诞生的美国既要与英国的现行制度决裂,又要强调自由不可没有道德的基础,所以认为来自东方孔子所着重的私德(仁、义、礼、智、信)以及公德(“为政以德”)的教诲,特别为当时美国新兴国度之急需。

  上面提到的第四任总统麦迪逊,据说他家里还供有孔子的画像。而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在他1801年就职演说时,还特意提起孔夫子在德育上的训诲。另外一位向来以立言、立行而为后人尊称为“美国精神典型”塑造者的富兰克林,也推崇孔夫子的德育教导,认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尤有甚者,潘恩甚至将孔夫子与耶稣基督、苏格拉底相提并论。

  美国独立战争以至美国开国初期,其时相当于中国清朝的乾隆与嘉庆年间。那时候美国与中国并无来往。以上这些美国开国元勋与名人们,如何得知孔子与儒家思想,似乎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据了解,杰斐逊对法国启蒙时期著名的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甚为景仰。而伏尔泰本人则极为推崇儒家的道德教诲,认为孔夫子应名列于世界万圣之中。杰斐逊总统就职演说中有关儒家“为政以德”的理念,可能是受到伏尔泰的影响。

   

  儒学在美国民间究竟什么时候才受到广泛认可,几乎没有人能够具体作答。一个自称是“民间百科全书”的网站,居然声称其时间应在1849年的“采金浪潮”之后。它的解释是:由此浪潮带来的华人移民,把孔夫子的哲理带到美国。另外一种说法是,儒学传到美国与“先验哲学”的兴起有关。这是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美国东部的一个哲学运动。其动力来自对当时哲学界“理智主义”与“唯灵主义”两个偏向的不满与批判。它的中心思想建筑在反对基督教“原罪”信仰之上。“先验哲学”认为,人性本是原善,而因后天的社会环境与制度而腐化。这恰与儒家“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吻合。

  先验哲学也被哈佛神学院采用,作为“唯一神学”宗派的基本学理,也是美国“唯一神论教派”(Unitarian Church)传布之中心教义。这一哲学学派对儒家思想的向往,可由该学派两位知名学者的笔下看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与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据说,这两位哲学家兼文学家都看过别人写的对孔夫子的介绍,然后再读了《四书》的英文翻译本,很受启发。从他们的著述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风韵。

  今年刚出版的由马太·佛斯特(Mathew A. Foust)执笔的巨著《儒学与美国哲学》(Confucianism and American Philosophy),是我所知道最有系统,也是最完整将儒学与美国哲学加以比较的著作。

  佛斯特语出惊人,将杜威称为“孔夫子第二”。这是因为孔子与杜威均特别注重经验与传统对于知识与社会风尚的关联性。

  在美国,有所谓“波士顿儒学”,一般猜想这是儒学与波士顿实验主义相结合的结果。另外有人认为,这大概是由于几位笃信儒学的大牌学者正好都是在波士顿地区大学任职的关系:譬如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波士顿大学的John Berthrong及Robert Neville等。

  二十世纪初,儒学在美国学术界逐渐抬头,也许与“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的资助有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该协会有感于美国对中国的了解甚为缺乏,于是开始拨款赞助对中国之研究。一时在各名校培养了若干未来的汉学家人才。譬如乔治·肯尼迪(George Kennedy)、德克·巴德(Derk Bodde, 1909—2003)。值得一提的是,巴德与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携手合作,将冯的中文名著《中国哲学史》改成英文本在美国出版。时至今日,这本书仍是介绍中国哲学不可或缺的英文巨著。

  这些由ACLS资助的新起之秀,再有其他汉学家之加入,阵容堪称一新。在后者中,有芝加哥大学的顾立雅(Herrlee Creel, 1905—1994)。顾立雅最重要的著作,均与儒学有关。而顾立雅在论述孔子思想时,把孔子出生时代的历史背景也穿插其中。这样,比较容易让美国人了解为什么孔子会有那些见解与言论;同时,也更能理解孔子的原意与用意何在。譬如顾立雅的《孔子与中国之道》就是如此介绍孔子思想的。

  由于学校教课之需要,这些汉学家的任命,原先均分散在不同系别,譬如历史系、政治系、人类系,或者艺术史系,但最常见的,仍以东方语文系较多。所以汉学(包括儒学)的课程,还算是有其自己系别的基础。但在二战以后,就不同了。因为很多美国年轻人二战期间在东亚服役,而战后因有政府给退役军人的奖学金,所以那些返回大学念书的退役军人,很多均具有去过东亚的经历。所以他们除了语言以外,还想要选修有关东亚社会与政治、经济等一类的课目,而这些都不是语文系的教授所能完全满足他们需求的。因此,美国大学面临需要建立“东亚地区研究”课程的新挑战,除了在现有的专业学系(诸如历史、社会、政治系等)中安插符合该专业而精通东亚研究的老师以外,甚至还得建立专为研究东亚地区而设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学系。从此,汉学(包括儒学)有时在某些学校就必须附属于区域研究的课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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