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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段的回归与历史学的未来
2017年08月04日 08:11 来源:文汇报 作者:张旭鹏 字号

内容摘要:2007年的《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一书,是阿米蒂奇在后来被其称作“思想史的国际转向”或“全球思想史”上的首次尝试,既分析了《独立宣言》这一文本诞生背后的全球物质文化和思想文化脉络,又探讨了《独立宣言》在大西洋世界以及全球范围的流动与传播。尽管两位作者承认微观史的批判性力量对于破除历史学中的各种神话意义犹在,并在著作的结论部分强调了微观与宏观研究之间要妥善协调、适度融合,既要凸显微观研究在文献档案上的优势,也要张扬宏观研究的广阔图景和普遍关怀。与史学界同行对《历史学宣言》中的某些观点颇有微词形成对比的是,一些传统史学之外的学者对阿米蒂奇和古尔迪的这种自省和批判精神还是持赞赏态度。

关键词:阿米蒂奇;微观史;史学;研究;宣言;古尔迪;著作;大众;思维;科学史

作者简介:

  历史学家是在与时间打交道,他比其他人更具有长时段思维,更擅长应对复杂的变化。一直以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打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界限,在后顾与前瞻中查考古今之变,运筹未来之势。但现在,历史学家放弃了这一职责,醉心于探微索隐,在细枝末节和表象上驻足不前。  

  每当面对危机,历史学家总希望成为时代的预言者,为人类指出一条救世之道;或者成为这纷繁乱世的行动者,为世界的改变尽一份绵薄之力。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在极具挑战性和开放性的著作《历史学宣言》中,就力图去践行这两种职责。他们一方面提出了一份指引未来历史学家的纲领性宣言,另一方面,他们以开篇和结尾处对《共产党宣言》措辞的模仿,表达了历史学家的一种迫切意愿:面对时代和史学的双重危机,历史学家应当像19世纪的无产者那样,肩负起变革的重任。  

  在两位作者看来,当今的时代和史学都经受着“短期主义”的困扰。不论是政府管理者、企业决策人,还是学院精英,甚至历史学家,都普遍缺乏一种看待和思考问题的长远眼光,仅仅满足于近期事务和短期利益。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人们很难把握和解释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特别是在面对未来时,由于缺少对重大问题的长时段考察和反思,人们丧失了应有的洞察力和决断力。从时间向度上来看,长时段的思维方式最终指向未来,而危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两位作者指出,当前人类所面临的最为紧迫也事关其未来生存与福祉的三大问题是:气候变迁、国际治理和社会不平等。由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环境、生态、污染等恶果,似乎正在将人类推向自取灭亡的绝境;不同国家、文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仍然是这个世界战乱频仍的根源;广泛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无论是东西、南北之间,甚或一国之内,正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和谐共存。对于上述问题,因为缺乏长时段的分析方法和着眼于未来的解决之道,人们往往无法获知其确切的发展和走向,只能受困于一种被化约为非此无他的单一论调,难以作出替代性选择。这种对未来的无所适从正是当前时代危机感的根源。  

  两位作者进而指出,对于危机的梦魇般的想象和关于未来的种种原教旨主义神话的出现,历史学家难咎其责。因为历史学家是在与时间打交道,他比其他人更具有长时段思维,更擅长应对复杂的变化。一直以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打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界限,在后顾与前瞻中查考古今之变,运筹未来之势。但现在,历史学家放弃了这一职责,醉心于探微索隐,在细枝末节和表象上驻足不前。正如作者指出的,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出于各种动机,政治的或学术的,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纷纷转向短期问题。与众不同的个体、莫名其妙的事件和富有深意的历史节点,都成为一时之选。更为严重的是,历史学家也放弃了史学改造社会、资鉴决策者和教化民众的功能,转而退出原本属于自身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将参与权与话语权拱手相让于其他学科的学者。历史学家在大众场域的缺席,让史学愈发成为一门专属于精英的冷僻学问,而缺少大众对历史的参与和对话,历史学家就难以找到通向未来的其他途径。历史学家所要做的,就是重启长时段议程,在与大众不断展开对话的过程中,借助宏大叙事重塑史学鉴古知今、放眼未来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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