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代官员任用实行举、选分途，即登第后的资格授予与考察任用各行其是。举子通过礼部试“放榜”后，并不意味着“考试”的结束，而是进入新一轮的“才学”比拼。经过“试判两节”的关试，籍属吏部，“守选”三年，方“冬集铨选”，开始“官人”生涯。《通典·选举三》：“凡旨授官悉由于尚书，文官属吏部……谓之铨选。”吏部铨选，要经过颁格发解、磨勘检核、三铨三注、送省过官等程序。

　　通过解状审查的选人，就进入铨试程序，其内容是所谓“四才”：“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词辩证；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通典·选举三》）铨试之后，对合格的选人拟定职位，是为注官，其标准是“校功以三实”：德行、才用、劳绩，“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劳必考其实而进退之”（《旧唐书·职官志》）。“四才”和“三实”，考试与考核结合，是对选人为官从政素质的综合考察。

　　铨试“四才”，身、言是主选者凭感觉的“印象分”，书、判尤其是判才是考察的重点。铨选试判，“务为骈四俪六，引援必故事，而组织皆浮词”，实则“与礼部所试诗赋杂文无以异”，“所得不过学问精通、文章美丽之士耳”。不难看出，在所体现的考试原则和才学标准中，“文学”扮演了重要角色。

　　吏部铨选，涉及数量庞大的新进士人和六品以下官员的选任，实际操作中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如何掌握选官标准，二是如何解决官阙少而选人多的矛盾。唐初，天下兵革方息，“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僧多粥少”的问题尚未突出，随着获得出仕资格者增多，“九流繁总，人随岁积”，到开元时期“大率八、九人争官一员”（《通典·选举三》）。开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以“限年蹑级，不得逾越”为原则，制定“循资格”的铨选规则：“凡官罢满，以若干选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选，高官少选，贤愚一贯，必合乎格者乃得铨授。”在资格范围、官资标准、资格定量、停替年限、实施对象、实施程序等方面做出严格规定。这有效地保障了铨选的正常秩序，然而亦限制了优异者脱颖而出，出现“公干强白者拘以考浅，废疾耄瞆者得在选中”的贤愚混杂局面。于是，平判入等和科目选等补充措施随之出台。所谓“平判入等”，就是对选人所试判，分出等第，“佳者登于科第，谓之入等；其甚拙者谓之蓝缕，各有升降”（《通典·选举三》）。“判入高等”者所授官职多为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司经局之校书、正字等“望秩常班”。平判入等属正常铨选程序，参选者仍须受到选数和考数限制，为使卓异之才脱颖而出，就有了科目选的设置。《通典·选举三》：“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亦曰超绝。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参选者“不须以选数，听集”，使“格限未至”者可以不受选格限制。科目选所试科目众多，为人所重者惟博学宏词和书判拔萃两科。博学宏词科因“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而为人瞩目，“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试文三篇”，亦即诗、赋、论各一篇，书判拔萃科试判由平选常调的两条增至三条，难度亦相应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