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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的维度:詹姆斯·凯瑞的新闻历史观及其批判
2016年10月15日 09:37 来源:《国际新闻界》 作者:方晨 李金泳 蔡博方 字号

内容摘要:与过往的研究以《作为文化的传播》为基础讨论传播的仪式观、新闻教育观、凯瑞式的文化研究不同,本文拟以上述几篇文献为蓝本,辅以凯瑞的另一本重要的论文集《詹姆斯·凯瑞:批判性读本》(James Carey:a Critical Reader),还原文献发展的历史脉络.新制度史以媒体组织为中心,不仅对传统新闻史研究的报纸商业提出新批判,而且还希望从社会关系的视角重新考察美国历史中政府与报纸的关系(解决诸如“政府果真一直在阻碍新闻自由吗”等问题),进而考察报纸如何进入美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Nord.1978)是在探讨新闻职业文化的形成,诺德对于芝加哥报纸的研究也在分析新都市报、老大众报等不同类型报纸的文化,至于凯瑞自己对于电报技术的研究,也没有忽视技术变迁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2003).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对话.《传播与管理研究》(台北).

关键词:凯瑞;新闻史;传播;实践;批判;意识形态;新闻文化史;美国;文化研究;史观

作者简介:

  作 者:方晨/李金泳/蔡博方

  作者简介:方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李金泳,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蔡博方,台北医学大学医学人文研究所助理教授,台湾大学社会学博士

  内容提要:詹姆斯·凯瑞的新闻历史观是国内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本文通过对有关文献及其历史、社会背景的考察,梳理了凯瑞新闻史观的脉络。他的新闻史观立足于解决新闻史在新闻教育中日益边缘化的问题,深受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影响,借鉴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建构起新的新闻文化史。面对质疑和批评,凯瑞又提出用新闻实践史代替新闻文化史,进一步强调人在新闻实践中的主体性和新闻史的文化性。但是,他的视角是宏观的,研究方法却是微观的;目标在于革新传统新闻史的弊病,但是却又不展开意识形态的批判,从而陷入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困境中。

  关 键 词:凯瑞/新闻史观/新闻文化史/新闻实践史

 

  詹姆斯·凯瑞(James William Carey)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批判传播学者。2006年他去世以后,美国的两本传播期刊《大众传播》(Popular Communication)(2007年)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2009年)分别刊登了一组纪念文章①。他的学生、同事、好友称他是“文化历史学家”、“传播理论家”、“影响美国记者最大的教师”、“对话哲学家”,体现出景仰的同时,也凸显出其身份的复杂性。作为媒介学者,凯瑞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他深受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不同学科学者的影响,被文化研究、媒介环境学、新闻教育领域都视为领军人物。如同施拉姆(Wilbur Schramm)把传播学比作“十字路口”一样,凯瑞的学术地图也是以传播为原点,在与其他学科的交汇勾联中逐步展开的。他的很多学术成果,深深打上了跨学科的烙印,表现出广阔的视角和丰富的内涵。

  但是,近年来中国学界的研究,尚未涉及凯瑞在新闻史观上的立场及其变化,而仅集中于三个主要议题:1.传播的仪式观;2.新闻教育观与批判;3.芝加哥学派及其人文社会思想②。本文认为,若要进一步延伸探究,就无法回避凯瑞的新闻史观问题。首先,传播仪式观之所以有别于传递观,其关键在于仪式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共享性。而集体的仪式共享如何延续,则涉及到了历史经验如何传承与建构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去理解凯瑞的新闻史立场,从而把握仪式观背后的历史经验脉络。二者,凯瑞对新闻教育的批判离不开他对于传播的历史性考察。他指出,所谓的“传播革命”以“专职传播者”(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的出现为重要标志。新闻专业主义以及美国记者职业特征的成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革新美国的新闻教育无法离开对新闻史的考察。三者,关于凯瑞与芝加哥学派学术谱系的讨论,涉及到他如何为文化研究找寻本土登陆点、如何借鉴西欧学术资源的问题。这其中既有纵向的学术史梳理,也有横向的文化、社会传统比照。这些问题,都只能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才能得到很好阐释,自然也与美国新闻史、传播史有所关联。由此观之,凯瑞的新闻史观关系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其进行专门考察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③。

  而从文献资源而言,凯瑞不但与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埃里温·埃默里(Edwin Emery)、大卫·诺德(David Paul Nord)等新闻史学家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还多次撰文表达对新闻史研究的思考。根据丹尼尔·凯瑞(Daniel Carey)整理的学术目录,他至少有五篇文献集中阐述了新闻史观(Carey D,2007),分别是发表在1974年《新闻历史》(Journalism History)创刊号上的《新闻史的问题》(The problem of journalism history)、1985年的访谈录《将世界放置在危险中》(Putting the world at peril)、199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传播论坛上的发言《回应新闻史》(Remarks on journalism history)、2000年《美国新闻学》(American Journalism)第17卷上的《新闻与技术》(Journalism and technology)和2007年去世后才发表的《写给记者的简明新闻史》(A short history of journalism for journalist)。这些文章,进一步廓清了凯瑞的学术版图,其影响也跃出了美国,延伸到了荷兰、斯洛文尼亚等欧陆国家④。与过往的研究以《作为文化的传播》为基础讨论传播的仪式观、新闻教育观、凯瑞式的文化研究不同,本文拟以上述几篇文献为蓝本,辅以凯瑞的另一本重要的论文集《詹姆斯·凯瑞:批判性读本》(James Carey:a Critical Reader),还原文献发展的历史脉络,重新解读和审视凯瑞新闻历史观的价值。

  一、新闻史的危机和凯瑞文化史观的提出

  凯瑞对新闻史的反思是建立在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变迁之上的。与五十年代战后难得的和平与稳定相比,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是躁动不安的。一方面,新科技革命、跨国公司和新移民浪潮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高速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家庭、妇女、种族、吸毒、暴力、犯罪、失业等社会矛盾反而变得更加突出(弗·斯卡皮蒂,1986:1)。城市的发展和移民的涌入使得个体产生了身份认同危机,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古巴导弹危机夹杂着妇女运动、黑人运动和战后“婴儿潮”一代掀起的青年运动导致了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充满了反叛精神。这种与传统“美利坚思想”背道而驰的“叛逆”,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行业,也影响了学术研究。在历史研究中,以底层人、边缘人为新研究对象的新社会学开始兴起;而在新闻学领域,则表现为受众对于客观性、平衡性等传统新闻模式的批评和对媒体、政府、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舒德森(Schudson,1997:79)敏锐地意识到,“记者们……在实验一种‘新新闻业’,更加文学化,更加开放主观,对新闻写作的过程更加具有自我反省性(self-reflective)。”

  这种学术旨趣的变化首先集中体现在历史研究中。新社会史抛弃了传统精英史观,将更多的目光投射到妇女、少数族裔、工人等边缘人身上。严肃的政治史被普通人的生活史取代,城市史、家庭史、劳工史、黑人史等极大扭转了五十年代史学的保守主义倾向。福格尔(Robert Fogel)、恩格尔曼(S.Engerman)等的新经济史研究斐然一时⑤。凯瑞对这种“从下向上”(from the bottom up)的研究路径十分赞同,在读了彼得·拉兹勒特(Peter Lazlett)的《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The world we have lost)后,对他为农民写史、给边缘人发声赞赏有加(Carey,1997a:101)。但是,新社会史也有两个明显的特征:(1)充分运用行为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2)广泛采用计量研究方法和数量资料(张广智,2011:143)。在凯瑞看来,新社会史的路径无疑有助于扩展新闻史的研究范围,但是结构功能主义倾向、定量的研究方法却又是他反对的。

  新社会史与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结盟同样引起了一部分历史学家的不满。在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影响下,他们将历史研究与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学理论结合,在20世纪70年代掀起了所谓的“新文化史”转向。它延续了“从底部向上”的视角,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作为历史研究的核心。当代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彼得·伯克(Burke,1987:3-4)认为,与社会史相比,新文化史的特点在于:(1)采用定性的历史人类学方法,集中于个案研究;(2)有意识聚集在小社会群体,进行微观分析,从而了解更丰富生动的生活;(3)更加注重解释社会规则下的现象和关系,而非作出长期因果解释或规律总结;(4)试图说明日常琐碎活动和仪式对维持或加强人们世界观的作用,关注诸如服饰、饮食、言谈等的意义;(5)更多地借鉴诸如涂尔干、格尔茨、布迪厄等人的理论。⑥由此而知,新文化史与当时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有很多交叉之处,难怪雷蒙·威廉斯(1989,转引自哈特,2008:144)说:“新文化社会学(即指文化研究)可以被认为是两个显著倾向的汇合,在某一点上还可以被认为是两种显著倾向的转变:一种倾向表现在一般社会思想里,具体地表现在社会学内部;另一种倾向表现在文化史和文化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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