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毓红(1966- ),女,安徽芜湖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出站,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艺学、岩画学;冯少波(1958-),男,宁夏盐池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师,法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学

　　内容提要:史料证明,先有跳舞实践,后有胡旋舞名称。胡旋舞本为女性专业舞蹈,安禄山以肥胖老男之身跳胡旋舞,意在制造笑话。安史之乱后,由于事件的新闻效应和内容的戏剧化色彩,因而胡旋舞广为传播。学者们围绕敦煌壁画的乐舞图像是否为胡旋舞展开的研究,并未涉及胡旋舞的含义。敦煌壁画中的胡旋舞分布规律也证明,胡旋舞极盛时期,不是盛唐而是中唐后。即使是讲化生童子的变文,也不曾使用“胡旋舞”之称。所谓胡旋舞在历史上根本就是一个误会。它是北朝汉人对胡人舞蹈,或者是今人对敦煌壁画说法图的一种误读。

　　关 键 词:胡旋舞/安史之乱/敦煌壁画/化生

　　唐元和四年(809),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胡旋女》诗中咏道:“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元稹何曾想到,他这么一句感叹,竟成为胡旋舞在中国1500年历史命运的经典概括!元稹此诗中虽无“胡旋舞”三字,但通篇都在借写胡旋舞之圆转旋迷之名,来讽喻其迷惑君心祸乱朝廷之实,且不经意间道出了胡旋舞所蕴含的形、名、义三重含义,即侧言“胡旋之容”,旁指“胡旋之形”,隐言“胡旋之名”以及明言“胡旋之义”。本文拟以此立论,通过对胡旋舞研究的历史、考古和敦煌学资料的重新检视,揭示胡旋舞研究中的历史误会。

　　一、早期传播:以形为名

　　顾名思义,胡旋舞是“胡人旋转舞”。显然,这是汉人“他称”,而非胡人“自称”。历来外来语翻译无非“音译”与“意译”两种,但胡旋舞却是例外,既非音译也非意译。音译的外来语,比如“婆罗门”,其中每个单字独立出来,都与“婆罗门”无任何联系,而胡旋舞却有可分解特征。“胡”、“旋”、“舞”各有其义。“胡”是指西域的胡人。石田干文助《胡旋舞小考》云:“唐代所谓‘胡’,大体是指北狄,也指西方诸民族”。胡旋舞“这大致是中亚西亚苏古德地带,即康国、米国、史国及俱密等国,有名的东西,他们所跳的舞即‘胡旋舞’,这就是这些地方的特技”。[1]23“胡”是一个造词性很强的字,可组成“胡舞”“胡旋”,或者其他词,如《后汉书·五行志》里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说[2]。而从白居易、元稹的《胡旋女》诗,以及《册府元龟》里所说的开元年间西域多国进献“胡旋女”,我们可以得知胡旋舞之“胡”,具有独立意义,特指西域胡人。“胡旋舞”一词,最早见于杜佑的《通典》。《通典·乐典》记载:“康国乐……舞二人……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3]3724《通典》成书于唐贞元十七年,即公元801年。这不仅早于段安节《乐府杂录》(成书于唐末),而且早于元稹和白居易的《胡旋女》诗(白居易《胡旋女》诗,为《新乐府五十首》中的一首,该组诗作于元和四年至元和十年之间)。这条记载表明:“胡旋舞”之称来源于民间大众的俗称,并非出于文人学者的翻译。“胡旋舞”是口头语,不是书面语。“舞急转如风”则是对“旋”字的绝妙注释:“急转如风”即是“旋”;“旋”来源于舞蹈动作本身。这当然是从观众视觉的角度作出的观察,更好地诠释了“俗谓之”的含义。

　　“胡旋舞”文字源于《通典》,文字是记录事实的,跳胡旋舞的事实必定要早于文字记录。《旧唐书·外戚列传》中记载了武承嗣及其子武延秀事迹。其中写道:“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语,常于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4]4733武延秀于武周圣历元年(698)被派往突厥迎亲,遭突厥默啜可汗扣押,滞留突厥六年之久,故为会唱突厥歌,会跳胡旋舞。他是史料记载中与胡旋舞有关的最早的历史人物。其间,当在武延秀还朝的长安四年(704),到武延秀娶安乐公主的景龙二年(708)之间。这又比《通典》的记载提早大约100年。从这句话的前后语境和“主甚喜之”的措词看,武则天此前尚不知有胡旋舞,据此推断,胡旋舞正是从此时开始进入唐朝宫廷。事实说明,武延秀是通过突厥接触到了胡旋舞,他之所学乃是口中吟唱,身体表演,自然属于胡旋舞之“形”。

　　武延秀的“胡旋舞”之名从何而来?从突厥而来的可能性不大,突厥人即被汉人称作“胡”,他们不可能自称其舞为“胡旋舞”。事实上胡旋舞并非出于突厥,突厥人也属于胡旋舞传播中的“二传手”。如此看来,武延秀所跳之舞的“胡旋舞”名称,定当出于汉人。如前所述,唐代文献出现“胡旋舞”均在9世纪之后,距此相差百年之久。《旧唐书》为五代后晋所修,成书于后晋出帝开运二年,即公元945年。为什么武延秀时就在跳这种旋转胡舞,而直到《通典》诞生时才出现“胡旋舞”的名称呢?至少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当时所跳之舞,尚无固定名称,或许称作“胡舞”,或许称作“康国乐舞”。

　　敦煌学专家、中华书局编审柴剑红在《胡旋舞散论》一文中,曾对胡旋舞何时进入中国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其中有一组史料甚是耐人寻味。这就是“周武帝聘虏女为后”之事,可以为胡旋舞名称的“渐进式”的来源提供一条佐证。《旧唐书·音乐志》记载此事云:“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4]1069该《音乐志》又对“康国之乐”作出解释:“《康国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领。舞二人,绯袄,锦领袖,绿绫浑裆裤,赤皮靴,白裤帑。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4]1071

　　除“锦领”,《通典》作“锦衿”;“锦领袖”,《通典》作“锦袖”外,此段与《通典》所载几乎完全相同,其必出于《通典》。《旧唐书》成书之时(945),距“武帝聘虏女”事(568)已377年。较早时,《隋书·音乐志》也曾记此事:“《康国》,起自周武帝娉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其声。”[5]379此处“《康国》”是指“康国乐”,亦即胡旋舞的伴奏音乐。人物相同,音乐相合,可确定其为同一事无疑。《隋书》成书于公元636年,比《旧唐书》早309年。更早时,《周书·武帝纪》也曾记载武帝此桩婚事:“三月癸卯,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6]75《周书》与《隋书》同修于贞观年间,但所载历史早于《隋书》。此事发生在公元568年。据《隋书·音乐志》载:“其后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由此可知,随阿史那皇后而来的,还有“康国乐”,即胡旋舞的伴奏乐。同一个“周武帝阿史那皇后”事件,基本事实完全相同,《周书》《隋书》记载中均无胡旋舞之名,唯有《旧唐书》中出现“胡旋舞”之名。这显示出胡旋舞之名从“康国乐”到“胡旋舞”的演变过程完全符合乐舞存在规律。音乐与舞蹈本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康国之名侧重音乐,胡旋之名侧重舞蹈,两者所指为同一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