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以语言分析特别是语言的逻辑分析为特色，实用主义以实践为要旨。美国哲学家罗伯特·布兰顿自《清晰阐释》开始，通过《阐明理由》《言行之际》等一系列著作，力图以“分析的实用主义”为纲领推进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的融会，以规范语用学和推理主义语义学打造语言哲学的“地基”。布兰顿认为，语言意义的确定性和思想推论的可能性，均来自语言使用者就相互之间的推理承诺和资格所进行的“道义计分”活动。这种分析的实用主义批判了早期分析哲学中的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沿着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学路径，遵循塞拉斯“理由空间”的规范性进路，将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和表达主义融为一体，赋予分析哲学以实践的生命力，赋予实用主义以概念的清晰性。

　　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的结合始于20世纪40—50年代，在这一时期，产生了莫里斯的科学经验主义、刘易斯的概念论实用主义以及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第二次结合始于20世纪60年代，这个结合的产物通常被冠以“新实用主义”。可以称为“新实用主义”的不仅有蒯因、塞拉斯、古德曼、戴维森、普特南等人的哲学，罗蒂由后现代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而来的教化哲学也在其中。单就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的结合而言，这一融合结出了丰硕成果：蒯因在致力于分析哲学的实用主义化的过程中，提出了本体论的承诺、自然主义的认识论、行为主义理论；塞拉斯对“明显影像”和“科学影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在批判“所予神话”的基础上开启了分析哲学中的“推理主义”转向；戴维森提出了“戴维森纲领”；古德曼和普特南两人也各有建树。美国学者斯坦利·罗森曾在总结20世纪语言哲学的发展之后，预测其中一些争论将在元层次上继续推进，而以塞拉斯、麦克道威尔和布兰顿为代表的匹兹堡学派就代表了分析哲学的这一发展趋向。

　　“匹兹堡学派”的说法由梅尔（Chauncey Maher） 提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长期在匹兹堡大学任教，更重要的是其共同的哲学关注点：一是拒斥“所予神话”，以此为基础批判传统分析哲学中的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二是“概念”或“推理”都是“语言性”的，要进入“理由空间”，我们必须进入自然语言的空间，对感官感知和意向性行动的理解都离不开对语言的掌握。三是对规范的强调，谈论推理的正确性就是在谈论语言使用中的规范，而推理是语言使用者所做的事情，规范就隐含于其中。除此之外，匹兹堡学派摒弃英美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对峙和成见，从欧陆哲学那里汲取灵感和养料，其中借鉴最多的欧陆哲学家是康德与黑格尔。按照罗蒂的说法，塞拉斯把分析哲学从休谟阶段推进到康德阶段，而布兰顿则拓展了塞拉斯的工作，将分析哲学从康德推进到黑格尔阶段。

　　国外学界对分析的实用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分析的实用主义的理论主旨。分析的实用主义赞同理性主义而反对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赞同推理主义而反对表象主义，赞同整体论而反对语义学原子主义，赞同对逻辑的表达主义的解释而反对形式主义解释。而位于其思想核心的乃是推理主义，而推理主义与整体论密不可分，因为如果传递意义的是推理，那么具有特定的意义就预设了在特定推理构造中的特定位置；就此而言，这一整体论会导致功能主义；如果我们把实用主义理解为实践对理论具有优先性，那么，这又与实用主义密切联系起来，因为推理就是做事。因此，分析的实用主义强调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结合，为拓展分析的语义事业提供了特别的资源，也就是单一关注对意义之间关系的分析扩展到包括意义和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此外，分析的实用主义是以规范性为主题的实践哲学。在此意义上，分析的实用主义不是一种自然主义、经验主义、行为主义层面的实用主义思想，而是以实践为基地的方法论层面的实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