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当代中国改革进程的加速,城市社会转型成为近年学术界讨论和研究的热点。这也促使我们回头思考,在唐宋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城市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城市形态与空间、城乡关系及其新变化、城市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与倾斜、人口向大城市尤其是都城集中的趋势、主体社会的分流与新兴权贵和利益集团的崛起、膨胀中的城市社会边缘群体及弱势群体的官方应对、宏大叙事与微观"日常"诸问题,都是我们在研究唐宋时期城市社会直面而非常值得研究及具有借鉴意义的重大问题。本专题包括三篇论文:一篇是分析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以及"市井之徒"与"浮寄流寓"人口对唐后期中央禁军构成的影响;一篇从"窦乂种榆"发家的故事入手,探讨唐长安城经济产业链的相关问题,以求从新视角考察并揭示唐中后期长安城经济的内在联系;一篇是借鉴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视域,对社会生活史研究尝试向"日常生活"研究转型的深入思考。三篇论文论题虽然不同,但都希望在传统与突破的博弈中,对如何认识中古城市变化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视角,以开拓城市研究更广阔的"空间"。

　　关 键 词: 唐代/城市/市井之徒/神策军/林木经济/日常生活

　　标题注释:本文为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五代宋初城市社会中下阶层研究》(10BZS057)阶段性成果;2014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笔记小说与隋唐五代城市研究》(SKZZY2014035)资助。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东都洛阳城下发生了一场恶战,交战的一方是蓄力多年、兵强马壮、从范阳起兵、气势汹汹而来的安禄山、史思明叛军;一方是仓促应战、临时召募、临阵命将的封常清率领的唐军。安史叛军由多民族组成,号称二十万,将悍兵精;而封常清率领的唐军六万人则系临时招募、“未更训练”的“白徒”[1](P6935-6938)。《旧唐书》还特意点明,“皆佣保市井之流”。双方交战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但令人没有想到的却是其过程也堪称惨烈。

　　这些新召募的“市井佣保之流”,不仅成为洛阳保卫战溃败后首当其冲的替罪羊,也成为当时朝野乃至后人诟病的口实。从“白徒”、“市井子弟”(《资治通鉴》);“佣保市井之流”(《旧唐书》);“市井佣保”(《新唐书》);“乌合之众”、“市人”(《册府元龟》)等称谓来看,除“白徒”、“市人”属中性定义之外,其他基本均含有或多或少的贬义。但这些“市井佣保”之流,不仅是洛阳保卫战应募新兵的主要成员,还是此后唐中央禁军召募的对象,时人及后人抨击和指斥之声不绝于缕。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市井佣保”应指城市中从事及受雇于商业、运输业、服务等行业者及其子弟,但对洛阳保卫战和此后大量涌入(包括寄名、挂籍等)禁军的“市井佣保”是否仅是上述这些群体呢?为何他们会成为唐中央禁军召募的重要对象?对他们的作用和评价是否都是负面呢?在不同时期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何在?这些都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对封常清领导的抗击安史叛军的洛阳保卫战记述如下: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辛未,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上问以讨贼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度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上悦。壬申,以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常清即日乘驿诣东京募兵,旬日,得六万人;乃断河阳桥,为守御之备。……丁丑,以荣王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副之,统诸军东征。出内府钱帛,于京师募兵十一万,号曰“天武军”,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将飞骑、骑及新募兵、边兵在京师者合五万人,发长安。……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训练,屯武牢以拒贼;贼以铁骑蹂之,官军大败。常清收余众,战于葵园,又败;战上东门内,又败。丁酉,禄山陷东京,贼鼓噪自四门入,纵兵杀掠。常清战于都亭驿,又败;退守宣仁门,又败;乃自苑西坏墙西走。……封常清帅余众至陕,陕郡太守窦廷芝已奔河东,吏民皆散。常清谓高仙芝曰:“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仙芝乃帅见兵西趣潼关。贼寻至,官军狼狈走,无复部伍,士马相腾践,死者甚众。至潼关,修完守备,贼至,不得入而去。……是时,朝廷征兵诸道,皆未至,关中恼惧。会禄山方谋称帝,留东京不进,故朝廷得为之备,兵亦稍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