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人口流动规模的持续高涨，流动人口正经历着世代轮替，1980年前出生人口已成为老生代，1980—1990年间出生人口日渐成为中生代，而1990年后出生人口成为真正的新生代，构成了流动群体中的生力军。他们的融合状况既是新型城镇化的有效测量指标，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决定因素。2014年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开展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资料显示，与80前、80—90间出生的流动人口相比，90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面临更多困境。

　　总量超过4000万

　　研究发现，90后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群体具有以下新特征。一是数量庞大，总量超过4000万。数据显示，90后新生代流动人口约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6%。若按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69亿计算，总量超过4000万。二是流动原因多元化，东部沿海地区仍具较强吸引力。流动人口的流动目的由以经济动因为主向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种动因并举转变：91.3%的老生代、88.7%的中生代流动人口为务工经商而流动，只有78%的新生代为此而来，而社会和发展动因增强。约三成新生代进入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大城市就业，分别高于老生代的21%和中生代的23%。三是流动模式个体化，多未实现从“流动”到“留住”的转型。老生代、中生代流动人口单人流动比例分别为14%和26%，而新生代占比高达60%；已婚新生代仍有相当一部分与配偶分离，未婚新生代多未与父母一同流动。在流动人口整体的流动模式、流动形态、流动意向都向融城转变的态势中，多数90后新生代尚未实现家庭团聚，游走于城市之间的“流动”特性依旧突出。

　　融合总指数得分仅为43.9

　　社会融合覆盖经济立足、社会互动、文化交融、身份认同4个维度及多个测评指标，通过因子分析等统计方法加以整合，形成4个维度的分指数和1个综合指数，值域均介于0到100之间，取值越大，融合程度越高。分析结果显示，90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依然是“一低、一浅、一窄、一强并一弱”，继续重复着父辈的经历。

　　一是总体融入水平低，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面临三重弱势。新生代流动人口融合程度很低，融合总指数得分为43.9分，分别低于老生代和中生代4分和5分。而其中，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合水平最低，面临作为外来人、农村人、年轻人的三重弱势。

　　二是经济立足不稳，发展后劲不足。通过职业、收入、保障等指标测量的经济立足来看，新生代得分为36.4分，分别低于老生代、中生代5分和6分。职业声望差，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乏，住房环境劣，经济地位最不稳固，物质保障最为薄弱，稳定就业难以实现，未能公平公正地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进而对其他方面的融合带来“马太效应”。

　　三是参与渠道狭窄，社会互动不畅。借助社会网络、社区参与、组织参与、政治参与等指标测量的社会接纳来看，流入地对流动人口的接纳程度很低，得分不到34分，表明他们与其他社群交流不多。当前的民主选举、基层决策等政治参与渠道仍建立在传统户籍人口管理制度基础之上，90后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行为处在较低水平。

　　四是强认同意愿与弱认同结果并存，理想与现实落差大。一方面，90后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很强的认同意愿，愿意与本地人共事、为邻、交友、通婚，愿意长期居留，融入其间，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但另一方面，从老生代、中生代到新生代，身份认同指数得分依次递减，理想与现实断裂，乡土记忆虽弱，城市体验更强，但心却未安，是真正无根漂泊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