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历史上值得记住的一年。这一年里中国考古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深远意义将会在今后的岁月中逐渐显现。这里拟对这一年中国考古学的一些主要方面进行简单回顾。限于篇幅，不能逐一展开叙述，只能提纲挈领地谈及其主要的方面。

　　大遗址的系统勘探方兴未艾

　　大遗址保护是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国家在“十一五”计划期间，做出了加强大遗址保护的战略决策，启动了国家主导的大遗址保护工程，明确100处大遗址作为重点保护项目，启动了第一批十二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以10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格局初步确立。“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投入资金约20亿元用于大遗址专项保护。“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预计投入资金100亿元用于大遗址专项保护，形成以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新格局。2013年，新批准挂牌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12个，批准立项的31个。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大遗址考古工作大多停留在初期的发现阶段，缺乏计划性指导下持续的考古工作，尤其缺乏系统、细致地考古勘探，即使是在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首批重点保护的100处大遗址中，完成了全面系统地考古勘探的遗址也如凤毛麟角。仅仅对遗址的范围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对遗址内部的布局、功能分区及其变迁所知很少，难以满足制定大遗址保护规划和对遗址实施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需求。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大遗址的系统勘探，拨出专项经费支持一些大遗址的系统勘探。在一些史前时期的中心性遗址和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工作者配合“申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或“探源工程”等项目的实施，开展较大规模的系统地考古勘探。凌家滩、筑卫城、三星堆、丰镐、曲阜鲁国故城、汉长安城、隋唐洛阳城、唐宋扬州城等遗址的系统勘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极大地丰富了对这些大遗址内涵和布局的了解，纠正了以前认识上的一些谬误，为这些大遗址的科学研究、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了宝贵资料，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工作收获，充分显示出大遗址系统勘探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全面展开。

　　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2013年，国家文物局批准的考古发掘项目有700多个。此外，还有一批在各类动土施工中发现遗迹后各级文物考古部门进行抢救性发掘的项目。2013年，又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发现问世。入选2013年度国家文物局年度重要发现的有40余项，其中石器时代的发现约占五分之一，夏商周时期约占十分之一，秦汉时期以后的占近百分之七十，成为2013年度重要考古发现的一大特色。

　　社会对考古的关注度日益提高

　　近年来，社会公众对考古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很多网民们在网上发表对一些考古发现的见解和感受。公众参与的热情对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普及考古知识是十分有益的。同时，也对考古工作的科学性、合规性以及对社会公众发布的时间、方式等各个环节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2013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主管，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举办的“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揭晓，吸收民众参加投票，在此基础上，由专家投票评选。极大地激发了民众参与的热情和对发现评选结果的关注。

　　2013年6月“文化遗产日”前后，中央电视台对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考古发掘进行了现场直播，使社会公众得以亲眼目睹在地下沉睡了三千年的数十件精美的西周青铜器出土的情景，感受到了它给人们带来的震撼。

　　在过去的一年里，陕西秦始皇陵园、唐代上官婉儿墓和江苏扬州隋炀帝墓等多项考古发掘受到社会的关注。尤其是隋炀帝墓的发现，因墓葬规模与皇帝的陵墓相差甚远，一度引起社会上较多的质疑之声，一时间不禁令人联想起几年前围绕安阳发现的西高穴2号墓墓主人究竟是不是曹操，是不是被造了假而掀起的轩然大波。隋炀帝墓是在基本建设施工前所做的考古发掘中被发现的，由于国家、省、市文物局在墓葬被发现后及时采取了相关措施，保证了此项发掘的科学性，全面、准确地获取了墓葬结构、出土遗物等信息，并多次组织专家到现场进行论证。最后，不是由文物管理部门发布结果，而是第一次由中国考古学会综合专家们的意见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开创了由全国性学术团体主持对重要的考古发掘项目进行科学论证并对外发布的成功先例，体现出国家文物管理部门转变职能，尊重学术，锐意改革的决心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