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中国考古学经历了百年的辉煌发展历程，在学科体系逐步完善、学术体系也逐步建立的时代背景下，文明探源工程作为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级研究项目，其目标指向、方法设计、措施路径、研究范式和组织模式，既体现了百年考古学深厚学术积淀的内在发展能动，又对促进考古学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标杆指向作用，在以下几方面极具启示意义。

　　一、选择关键区域和关键时段，开展全方位的文明进程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实施初期，以考古研究起步较早的黄河流域为研究重点，对偃师二里头、襄汾陶寺等中心性或都邑性聚落开展持续性田野发掘和综合研究，后来陆续扩展到良渚古城、辽宁牛河梁、神木石峁、石家河古城、巩义双槐树、章丘焦家等遗址，研究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轴线不断得到拓展和延伸。

　　除了这些中心城址的个案研究外，还针对典型区域开展了持续性的区域系统调查工作，如鲁东南地区的区域系统调查工作已开展近三十年，它与两城镇遗址的精细发掘和多学科合作研究相得益彰，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的讨论提供重要的区域视角和解释模式。这些工作在全国普及开来，经过几代考古学人的不懈努力，目前已经探索出来一套为成熟的、适合中国特点的聚落考古工作方法体系。相关研究也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在一个相当辽阔的空间内的若干考古学文化共同演进的结果。对我国主要文化区文明形成过程、基本态势和发展流变的深刻认识不断得到深化，为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建立起扎实的资料储备和方法支撑。

　　二、多学科交叉融通是文明演进研究走向深入的必要路径

　　面对文明起源与发展这样的重大学术问题，单靠一个或几个学科是难以完成的，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进路，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协同攻关的工作模式。考古学作为一门实证性极强的学科，获取什么材料、如何获取材料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其研究取向也必须经历从侧重物质文化史上升为全面深入的社会历史研究，这对田野考古提出了新要求，在田野发掘阶段不仅就要开展聚落结构的复原研究，还要对复原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系统信息进行整合。2009年新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颁布，为最大限度的提取考古信息提供了操作规范和技术标准。

　　在文明探源项目中，以考古问题为导向，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设计实施了大量与考古年代学、生物遗存和人工制品分析的内容。如通过系统开展测年技术来获取高精度、高分辨率的年代数据，建立可靠的年代序列；通过对环境和生物遗存的多角度考察，建立环境、生业、文化等多方面的信息；另外古DNA研究还采取高通量测序技术对人、动物、植物的全基因组测序、微生物组的宏基因组测序等，开展人类迁移、人群内部社会组织结构、人群源流和文化身份、以及人群间的基因交流等研究。这些研究对全面复原古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文明探源项目长达几十年的实施，除了在研究内容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外，其多学科合作、多部门协同攻关的运行模式尤为引人注目。这种研究模式不仅为同类大型研究项目研究提供了一个成功案例和范式，对一些个案或专门性的分析同样也极具参考和启示意义。近些年，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考古实验室建设取得长足发展，考古学中的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与支撑研究、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术研究方兴未艾，这种研究范式的建立和推广，必将对中国考古学的长足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体系构建中的学术本位和时代使命

　　中国考古学经过百年发展，在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持续完善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学术话语表达，以新石器时代考古为例，采用考古学文化研究方法，命名大量考古学文化，从单个考古学文化研究、不同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研究、跨时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等各个层面，形成针对古代文化发展格局的图景式构建，并从文化特征、时空关系的讨论不断延伸到对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机制、社会发展道路、人与环境及资源的关系等复杂与多元的解释上来。结合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优势，参考古代文献中的“国”“邦”等概念，从宏观上勾勒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古国、王国和帝国等阶段的演进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的特质、模式、途径以及产生不同模式、途径的原因和机制，思考中国古代文化格局的动态发展、中国文明社会的多元演进与一体化进程等问题。

　　实践证明，通过扎实的系统性考古工作，结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是能从考古遗存中辨识和总结中华文明特质，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并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从而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原创性贡献。同时也看到，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文明的交流互鉴，对文明的研究也离不开对不同文明价值内涵开展全方位的比较研究，中外合作考古的课题设计和具体实施，同样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展示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面对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透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样一个标杆性项目的实施，如同一个棱镜，折射出了这一命题的高屋建瓴、博大精深。作为考古工作者，我们面对的、看到的、思考的还应当是在这一重大命题下展开的如何设计扎实的田野考古发掘、如何实现多元的信息提取、如何推动高质的协同综合研究等系统性工作，没有捷径，任重道远，行则将至。

　　（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