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群众自发的"包产到户"做法，中央怎么看？且听杜润生讲述"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

　　现年97岁高龄的杜润生，1932年参加革命。1949年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任上，领导中南地区土地改革。他所提出的"分阶段进行土改"的主张，得到毛泽东的赞誉。此后，他的命运与农村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1953年，杜润生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参与组织农业合作化；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因心存疑虑而被以所谓"右倾"错误调离。　　

　　1979年初，杜润生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持起草农村政策文件，特别是5个中央一号文件。杜润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及见证人。

　　1979年初，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立。农委作为国务院指导农业建设的职能机构，同时兼理党中央委托的农村工作任务，并指导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委员会和中央相关部门的工作。中央任命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兼任农委主任，杜润生担任副主任。此时，安徽、四川的农民开始了自发的群众性的包产到户，对既往的农业管理体制进行了划时代的冲击。

　　《财经国家周刊》：当时，中央对于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怎么看？农委对此的看法又如何？　　

　　杜润生：当时中央高层负责同志都很重视农业，但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有不同意见，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我刚到农委工作时，也面临着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局面。一些关心我的同志对我好言相劝，要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相反，也有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机问题。看来，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争论，是难以回避的了。

　　《财经国家周刊》：在这种情况下，农委的工作是不是就陷入到两难境地？　　

　　杜润生：农委的确是两难的境地。农委是国务院的机构，自然应该和中央保持一致，但是，一些有识之士的意见，则对农委支持农民的行动提供了依据。比方说当时胡耀邦的意见。

　　《财经国家周刊》："生产责任制"这个概念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　　

　　杜润生：农委要替中央、国务院起草一个农村工作的安排意见，涉及落实中央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以体现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精神。耀邦同志看过文件，提议重视多种经营，不要只强调水利，不要"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要加上种树种草、发展畜牧业。我对他的意见表示赞成，并说，"民以食为天"这句话成为历来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历代朝廷都提出"重本抑末"。这时他很兴奋，说：要立志从现在起，改弦更张，首先把"农业"内涵说明白。

　　我借机谈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责任制"问题，这是保证农村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我提出：生产责任制到人、到户，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试验得不错，可增产粮食，减少开荒砍树。可不可以由中央说话，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注意到，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这是一次专门讨论责任制的会议。我们看到过许多谈包产到户过程的记载，可很少有人提及这次会议。您能讲讲吗？

　　杜润生：这次会议就是由我主持召开的，当然可以讲的。为什么要召开这个会议？是因为这几个省县都有农民进行包产到户的尝试，那么这几个省的领导对包产到户，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观望。开个会来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