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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搬用或套用”西方知识的“现代化思维框架”进行批判的前提下 ,基于庞德所提出的有关“世界法”的观点给中国学人的启示 ,我们应当努力在“全球结构的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在对此前各世纪法理学的反思和否思并在中国立场的基础上 ,建构一种全新的“全球结构的法理学范式” ,或一种在整个世界的法理学中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全球结构的中国法学学派” ,并由此形成我们在此一特定时空中对人类法律制度与社会秩序的新认识。 ...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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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的社会工程法学所预设的社会事实不仅与真实的社会事实不符 ,而且在性质上也是错误的。论文解构了庞德社会工程法学的论证进路 ,提炼出其理论预设的社会事实 ,对社会事实进行了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批判 ,提出一种社会学法学可能的理论发展方向 更多还原 [详细]

庞德对中国法制的影响

    1946年2月,庞德正式被聘为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顾问。据说他的中文名“庞德”,便是杨兆龙所起,取“崇高的美德”或“伟大的人格”之意。仔细算来,他应该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后一位由官方正式礼聘的外籍法律顾问。庞德于1946年6月28日抵达中国。接下来的七八月份,庞德在杨兆龙的协助下,初步研究了中国民、刑事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庞德对中国当时施行大陆法系及法典化的思路评价极高,期望中国能够自信地在最短时间内,创造出合乎国情的法律制度。庞德还提议中国方面聚集专家,合力完成一套专门解释中国法律的巨著。此后,庞德多次来到中国。1948年5月,为彻底改善法制,司法行政部专门设立法制研究委员会,从事法律调查、改革方案研究、重要法学著作编纂等工作,该委员会下分别由“法学著作编纂委员会”及“司法调查团”,由庞德、杨兆龙等主持其工作。1948年6月到8月间,庞德一行先后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司法机关、监狱等地展开调查。到了年底,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庞德接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通知而离境,前往武汉、北平等地调研的计划自然取消。尽管由于时局变幻,他的建议并未得到执行,但若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他的贡献仍须铭记。至少从官方层面是这样——庞德92岁生日时,台湾地区的“国民政府”曾专门派代表到哈佛法学院致贺。他逝世后,“国民政府”又派出专员,参加了悼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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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至1948年11月,罗斯科·庞德受聘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和教育部顾问,帮助中国进行法制重建和司法改革。这段经历为晚年在思想上受到挑战的庞德提供了实践其理念的机遇。庞德对《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诊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理论体系盲点的注脚;但他对于中国法制的建言,贯彻了其社会学法理学的基本理念,其... [详细]
 
 专题策划/制作:胡博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