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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幕“疯子的人间喜剧”
2016年10月20日 16:23 来源: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钱文彩 字号

内容摘要: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1905-1994),德语作家, 1981年因其作品具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关键词:卡内蒂;人间喜剧;疯子;柏林;诺贝尔

作者简介:

  在未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前,卡内蒂并非是声名显赫的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默默无闻。他的《迷惘》直到1963年再版后才为世人所了解。

  1924年秋,卡内蒂开始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化学。1927年4月,他在维也纳郊区租了一家私人住宅的一间屋子。这套住宅的女房东让他住在楼上,自己和一家人住在楼下。这位女房东就是卡内蒂在《迷惘》中塑造的台莱瑟形象的外形模特儿。“孔夫子做媒”那一章里,台莱瑟对青年问题所发表的一通议论以及“样样东西一天比一天贵,土豆价钱已涨了两倍”的那段议论,正是女房东经常对卡内蒂唠叨的话。在卡内蒂所住房间的对面山坡上是一所疯人院,那里有六千名精神病人,作者对那里的情况也耳闻了不少。这与作家塑造疯子的形象,描写疯人院的情况都不无关系。

  1927年7月15日在维也纳发生的一起工人示威游行遭到当局镇压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卡内蒂。自称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的头头们为什么竟忍心下令枪杀工人呢?这时的卡内蒂已没有多少兴趣去攻读化学了,而是醉心于他所关心的事情,即所谓大众的问题。他博览了各国的文化史、希腊哲学、中国历史和先秦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使他入了迷。他也研究了英国、法国和俄国的革命,甚至宗教史他都研究过。他研究达尔文的进化论,想在达尔文的著作中找到大众问题的答案,他还研究了昆虫世界。所有这些研究在他的《迷惘》中都得到了反映。

  1928年夏天,年轻的卡内蒂应朋友的邀请来到柏林。在这里他有幸会见了维兰特·赫茨菲尔德和布莱希特等德国进步作家。他们对年轻的卡内蒂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卡内蒂在柏林的第一次三个月的逗留使他眼界开阔了。柏林的生活跟他在维也纳闭塞的生活相比大有霄壤之别。那里的男男女女似乎都有些癫狂。他们聚集在咖啡店、酒吧间和餐馆里,公开表露自己的爱憎,甚至公开表露自己赤裸裸的情欲。他的所见所闻有的使他很激动,有的使他很惘然,有的使他很恐惧。他试图以一个清醒者的头脑来观察柏林这个大都会的生活。他得出的结论是:这柏林的世界仿佛是疯子们的世界。

  1929年夏天他第二次到柏林,在柏林又待了三个月。这次他比较冷静,决计接近更多的工人、小市民和小知识分子,花了一些时间,记下了不少东西。作家两次共六个月的柏林生活,为他塑造《迷惘》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秋,卡内蒂回到维也纳郊区的寓所,独自一人瞅着对面山坡上的疯人院,回忆着在柏林的经历,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了。日夜萦绕在他头脑中的一个念头,就是要创作一组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的长篇小说。他给自己的小说定名为《疯子的人间喜剧》。最初他的构思是写八部小说,每一部中都以一个接近疯狂的人物为中心。他对自己说,要造八个探照灯,用来从世界的外部向内部进行探索。

  从1930年秋到1931年秋,卡内蒂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以一个与世隔绝的书呆子为主人公的《迷惘》的创作。

  和一切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的文学作品一样,《迷惘》的诞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它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惨痛经历,也是作者内心激烈斗争的产物,是一个天才的社会观察家对于由疯狂或半疯狂的人所构成的复杂、庞大、光怪陆离的社会的无情揭露和抨击。本世纪二十年代的欧洲,危机四伏,各种矛盾空前激化。1929年爆发了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一片恐慌和混乱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如诞生《迷惘》的德国和奥地利,则更是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以德国为例,由于战败而丧失了十分之一的人口和大片工业发达地区的土地,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殖民地也丧失殆尽,还要偿还巨额的战争赔款;国内民怨沸腾,少数大资产阶级为了扶植自己的党羽,东山再起,四处打击进步力量,并散布谬论说,德国的战败是由于中了进步力量的“暗箭”,挑拨离间,煽风点火。魏玛共和国风雨飘摇,奄奄一息。

  人们为生计疲于奔命,不择手段,同时又被战败的耻辱所压抑,为风传的谣言所苦恼,找不到发泄的窗口。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搞的“啤酒店暴动”就是这种疯狂状态的集中体现。

  一般说来,灾难到来前的时刻是最令人迷惘和恐惧的时刻,而一旦灾难真的发生了,人们却往往会变得麻木不仁。因此,《迷惘》在这个时候诞生也就并非偶然了。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当时的处境很有点像我国战国时的屈原,身不由己,“濯淖污泥之中”,却又无力回天,至多是像屈原那样来一篇《天问》,发发心中的怨气,于是只得洁身自好,追求“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我们可以这样说,《迷惘》如同一部因彷徨而产生的二十世纪的《天问》,而基恩正是当时苦闷郁愤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

  卡内蒂笔下的人物形象是怪诞的、漫画式的:基恩的眼睛是淡蓝色的;他双颊干瘪,额头像不协调的破碎的岩壁,嘴巴像个自动切削机切出的口子;两条明显的皱纹像两条划破的伤疤从两边的太阳穴一直延伸到下巴,并在下巴尖上汇合了。台莱瑟的蓝裙子上了浆,一直拖到地面,人们看不到她的脚;她的头歪着,一对招风耳宽而平;因为头向右边歪着,右耳朵擦着肩,并被挡住了一部分,所以左耳朵就显得大些;走路或说话时她总是摇着头,两个肩头也就交替着晃来晃去;她笑起来嘴角一直咧到耳根。费舍勒仿佛就是由一个驼背构成的,驼背有时像大乌龟的龟壳,把他保护在下面;有时又像蜗牛的壳,他的肉体就蜷缩在壳里;或者像个蚌壳,把他团团包住。卡内蒂有时干脆用最能说明人物特征的那一部分来代替整个人,如用拳头代替巴甫,用裙子代替台莱瑟,用驼背代替费舍勒等等。

  又如“小人物”一章中描写费舍勒学英语的情况。费舍勒怪声怪调读的英语是令人发笑的,有一位老者很认真严肃地想给他纠正发音,一再对他说,英语不是这么念的,应该如何如何念。他回答说:“您懂什么?我念的是美国语!”他说着就向老者掉过驼背,不予理睬。那位老者被他抢白得哭笑不得,愤愤地走了。作者还采取烘云托月的手法,把围观的人也写成是支持费舍勒的人,这些人甚至讥笑那位老者,说他把英语和美语搞混了,大家乐得跟侏儒学点儿美语等等。读者此时要问:他们果真要跟他学点儿“美语”吗?否!他们不过是想看看费舍勒这个侏儒小丑的表演而已。这一段描写虽然不长,却把费舍勒爱虚荣、善诡辩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迷惘》是值得介绍的一本小说。介绍这本小说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批判的意义,它反映了欧洲在法西斯希特勒上台以前知识界的精神状态,小说的寓意说明代表愚昧、野蛮的法西斯主宰欧洲有它精神上的背景和必然性。其次,这本小说的写作手法是应用了精神分析的手法,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现代主义的创作确是二十世纪西方社会和它的文化中存在尖锐矛盾的产物,看看《迷惘》怎样运用精神分析的创作手法,确实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

  (节选自《迷惘》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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