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之名有历史合理性

2013-12-26


  我强调的正名问题是我们在汉语文化中讨论的问题,其中包含着“sinology”在当代汉译的问题。日本把明治维新之前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汉学”。明治维新以后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之为“支那学”。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对中国的称呼变成了“支那”,这是蔑视中国人的称法。当时的中国政府在1934年曾经通告其驻外机构,接到日本有“支那”称呼的文书一律予以退回,这就是说中国人是不承认这个称呼的。日本正式称中国学是1949年以后,一直到1972年,东京大学仍称之为“支那学”,1972年年底才改为中国语学和文学研究。

  为什么有这样的阶段呢?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也就是说在日本近代化之前,日本对中国文化怀着一种崇敬的、膜拜的心态,研究者在研究时把研究对象常常作为自我思维乃至意识形态的材料,构成“主客融一”的状态。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中国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首先在观念和方法论上接受了欧洲各种各样的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思想。

  日本中国学是从日本的世界文化、外国文化研究中独立出来的学科,与埃及学、印度学处于同等的位置,之后日本把欧洲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和汉学的思想融合起来,自我筛选后进入到了所谓近代层面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随着日本文化的发展以及日本国家性质的变化,比如说扩张主义、国权主义的发展,它的研究就推进到了中国的满族、蒙古族、藏族等的文化研究,这就有了对区域文化的研究,统称为“中国学”,我认为就比较合理。

  欧洲实际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当然并不完全等同。中国的文化在向欧洲传递的时候,早期主要是通过商人、旅游者和传教士传入,他们之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同样怀着对东方文明敬重的态度。欧洲18世纪启蒙思想阶段,很多地方借用中国文化作为话语力量来推进他们自身反对封建神学的思想斗争。但是随着欧洲启蒙运动的推进、启蒙文化的建立,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开始怀疑中国的文化,逐渐对中国文化有了质疑。虽然在方法上仍然坚持了“汉学”的“实证”传统,但他们在研究内容上已经有了跨民族的扩展,观念上已经是“主客分裂”了,即只是把中国文化作为“客体”来研讨,不再进行为构建“主体精神”而加以吸收,这就从传统的状态进入近代的状态,也就成为了中国学。

 

责编:张雨楠


文档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