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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生活中的“大象”
2014年04月17日 09: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胡泳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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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洞察数字社会的重要性并将其引入中国人生活的第一人。出版著作包括《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等;译作有:《数字化生存》、《认知盈余》、《2.0版:数字时代的生活设计》、《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信息高速公路》、《人人时代:无组织的力量》(原名《未来是湿的》)等。其中《网络为王》是国内首部全面介绍互联网的诞生、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趋势的专著,《数字化生存》是中国迈入网络时代之际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

 

  ●20年来,互联网对中国人而言已不再是一种域外传说,一种科学幻想的材料,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登堂入室。

  ●我们应该提高有关网络的对话的质量,使其超越推销语言、武断的意见以及早期那种无端的臆测。我们应该把技术之网变为社会之网,让媒介从业者、理论家、程序员和电子艺术家彼此相遇。

  ●我们了解了更多,但我们因此更加不解。我们不停地说话,却丧失了倾听的能力。我们打破权威,但同时对要紧的事物失去了敬畏之心。我们崇尚小圈子共识,但忽视社会纽带的瓦解。

 

  中国互联网20年了。今天,在回顾20年的网络岁月的时候,过去的时光已成亲切的怀恋。那时,公共汽车驮着花花绿绿的广告在大街上奔跑,而车身广告上广告商名字的后面还没有印上那一串以http://开头的奇怪的英文字符;那时,Java的意思是一种咖啡,而Web则被影视记者用来指电视网;那时,很少有人知道@符号的发音。经过这么多年,互联网由一个外来的物种,在中国艰难生根、曲折成长,并具有了中国特色和中国底蕴。

  2006年5月,我在《读书》上发表《电子游戏:卧室里的大象》,指出电子游戏已成了生活中的“大象”——一些重要的东西被忽视了,就像大象在卧室活动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人们根本无视它的存在;或者,对一些重要的东西人们得不出完整的看法,有如“盲人摸象”的寓言所显示的那样。其实,对整个中国互联网,也应作如是观。

  20年来,互联网对中国人而言已不再是一种域外传说,一种科学幻想的材料,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登堂入室。我始终以为,在这样的变化当中,我们有必要倡导“网络批评”。网络批评不是圈外人的批判,而是深深扎根于网络之中。它在软件内活动,它在网线中穿行。但它又绝不是任何技术或技术主义者的营销广告。它致力于让公众获得对所有媒介及其内容的入口。它试图谈论有关多媒体和互联网的政治、经济、美学和技术问题。如果我们想超越大吹大擂的阶段,而又不想退入怀疑一切的陷阱,网络批评必不可少。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澄清我们所使用的许多概念。

  我们应该提高有关网络的对话的质量,使其超越推销语言、武断的意见以及早期那种无端的臆测。我们应该把技术之网变为社会之网,让媒介从业者、理论家、程序员和电子艺术家彼此相遇。此刻,我们亟需对网络的政治经济学展开讨论,因为商业化和国家的管制正同网络的大众化迎头相撞。网络批评的目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对现在发出多样化的声音。

  网络批评并不一定非得板着严肃的面孔,它也可能很好玩。特别使当它产生于人们上网的欲望、产生于人们跨越一切障碍而互相交流的自由意志的时候尤其如此。网络批评最终不应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信仰体系。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不应该成为一种个人化的生活方式或时尚。否则它将消失在网络空间的无垠黑暗中。

  开展网络批评要切记,对网络的态度因代际而不同。例如,仅以网络游戏而言,年轻人接受游戏,而年长的人则大多拒绝它。一旦年轻人长大,年长的人逝去,游戏也会像当年的摇滚乐成为无足争论之事。所以,反对游戏的人不仅需要面对事实,还需要面对历史。

  20年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高速发展,开始给我们的社会构成留下明显的印迹。最突出的,是它造就了所谓“数字化土著”和“数字化移民”的分别。对许多孩子而言,使用电脑就好像呼吸一样自然。而后者对科技却必须经历截然不同且较为艰难的学习过程。只要了解了下列数字,你就会明白“数字化土著”在数字化经验的累积上,比起“数字化移民”来,领先了多大距离。目前,美国青少年在大学毕业之前,玩电子游戏的时间平均接近1万个小时;收发的电子邮件和聊天信息达20万件;在手机上消耗1万个小时交谈、玩游戏和进行数据下载;观看电视的时间超过2万个小时(快速切换的MTV是他们的最爱);浏览过大约50万条电视广告――与此同时,他们阅读的时间却大概只有5000小时。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吸收信息和作出决策的时间都快得惊人。超文本、即时回应、多重互动等等新媒体的特性,使得这一代的信息输入与输出已发生显著的变化,具有同时接受和处理多种信息流的能力(multitasking and parallel processing)。与更年长的人相比,他们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从来不会谈论什么“信息超载”问题。他们就像知名科幻小说家和博客Cory Doctorow所描述的那样:“我以吞吃、消化和排泄信息为生。”

  正是因为新的“代沟”——它分开的不是两群年纪不同的人,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出现,我们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在《笑忘录》中,米兰•昆德拉写到了书写狂,他们怀着要在一群不知名的读者面前以文字表达自己的病态欲望。“普遍的孤立感繁殖了书写狂,被普遍化了的书写狂反过来加强和恶化了孤立感。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文字所包围,好似被整面墙的镜子所包围一样,没有任何声音能从外面穿入。”在一个冷漠的和原子化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害怕默默无闻地消失”;因此,每个人都被诱使充当一名作家,把自己变成“一个文字的宇宙”。然而,“当每个人一觉醒来都成为作家之后”,昆德拉警告说,“一个普遍耳聋和不解的时代就会到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悖论:我们了解了更多,但我们因此更加不解。我们不停地说话,却丧失了倾听的能力。我们打破权威,但同时对要紧的事物失去了敬畏之心。我们崇尚小圈子共识,但忽视社会纽带的瓦解。

  最近读张东荪,觉得他半个世纪以前说的话,说得是真好:“中国人之知道民主是一个政治制度,而始终未了解民主乃是一种文明,包含有社会,道德,思想等等方面。如果当作一个理想或精神来看,即其包括文明的全体更是易见了。因此我们可不称之曰‘民主’,而称之曰民主原则(democratic principle),或民主理想(democratic ideal)。” 他还说:“民主式的社会中,必须有自由讨论的习惯,有肯与他人调和的性格,有在真理面前自甘让步的气量,有据理力争而不伤和气的胸襟。”在纪念中国互联网20周年之际,我衷心希望互联网能够帮助中国社会塑造这样的民主文明,庶几不负一拨又一拨为互联网奋斗过的人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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