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各种关于占领、抵抗、逃亡等战时经历的个人记忆在欧洲盛行。而且当时的欧洲仍然很混乱，没有哪国政府能够迅速建立一种占据主流地位的集体官方二战记忆。因而，这一时期多种非官方记忆和官方记忆能够在一国内得以并存。

　　冷战开始后，东欧和西欧都想构建一种为本阵营国家所共有的身份认同，二战记忆被有意识的利用以致歪曲, 并被分别贴上了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标签，最具代表性的关于集中营的记忆，在东欧它是共产主义解放人民战胜法西斯独裁的记忆，在西欧它则是独裁政权罪恶的标志。东西阵营的二战记忆都越来越“神话化 (mythologised)”，并且逐渐变得不同。但欧洲各国的官方记忆绝不是不受挑战且一成不变的，甚至在民权意识比较弱的东欧这也是事实，比如波兰和德国和解最初就是由民间及教会推动的。

　　冷战结束后， 欧洲各国都从意识形态思考方式及敌友模式中解放出来， 在西欧和东欧都有一个解冻二战记忆的过程。一些之前时期很少触及的记忆，如对少数民族的迫害，汉内奸行为等等都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但是，二战记忆，特别是新发掘的记忆仍然继续被国家政府利用以达成某种政治目的。比如，对因政治经济改革而产生动荡的东欧国家，重新构建官方二战记忆尤为重要。像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大街小巷的雕塑和国家博物馆都反映着一种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双重迫害”为核心的二战记忆。一些新纳粹主义份子、历史修正主义们制造的事件丑闻也使得欧洲整体真诚反思二战的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不可否定的是，很多欧洲国家也开始真真正正地、重新客观地省视它们二战历史。欧洲的不断融合也使得欧洲公民积极致力于缩小彼此之间二战记忆的差距，一种使各国都相对满意的共同二战记忆得以逐渐建立。

　　可是在东亚，二战历史争端问题还总是使区域内国家的关系如履薄冰。为什么相差如此之大？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欧洲国家间二战记忆的差别在过去70年的演变中不断缩小，而东亚各国在二战记忆方面的鸿沟却不断扩大。

　　东亚也经历过一个官方二战记忆逐步建立的过程。比如在1945年到1949年间的中国，无论在物质层面（如重建，战犯法庭，申请褒恤款项等）还是在精神层面（如纪念抗战烈士，看抗战电影等）， 抗日战争都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话题，因而各种抗战记忆并存。再加上当时中国尚未统一，抗战记忆也因地域而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官方抗战记忆逐步得到建立，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际无产阶级援助以及中国人民努力下的悲壮抵抗，和对日本暴行的痛诉。 改革开放后，国民党军队抗日的经历也被逐步接收，成了主流官方二战记忆的一部分。

　　但也有例外，在日本，一个统一的官方二战记忆尚未建立。1952年占领结束后，日本保守政府通过一些强硬手段在二战记忆领域一时占据了主导地位。 比如，通过教科书审查制度来遏制左翼教科书的出版，很多日本的战时罪行，如南京大屠杀，就几乎从日本学校教科书中消失了。日本政府也开始利用战争纪念日及仪式，如始于1963年的全国战殁者追悼式，来建立一种以相同二战记忆为基础的国民纽带。但其他非官方二战记忆并没有消失并且不断的挑战着甚至取代过官方记忆。“竞争性”这一日本二战记忆的特性一直延续至今。

　　冷战也使得中日两国间的二战记忆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因而产生差异。1972年中日建交常常被看作是东亚冷战体系松动的第一步。可是东亚各国战争记忆的差异并没有因为各国恢复正常交往而得到缩小。比如，中日之间二战记忆的差异在1972年建交谈判时就已引起轩然大波。田中角荣首相几次三番将日军侵华说成是给中国“造成了麻烦”，引发了中方的强烈不满。最后，两国在建交公报中的互相妥协看似完满的解决了此事，实则只是对这种差异无可奈何的暂时搁置。中日两国失去了缩小二战记忆鸿沟的黄金时间，以后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芥蒂和二战记忆之差又互为导火索，引爆的矛盾源源不断。

　　总之，经过战后近七十年的演化，东亚各国对同一场战争的记忆逐渐变得不一样，且对对方来说都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中国人来说，日本战争记忆的问题在于：民族主义群体对“大东亚战争”的美化，修正主义群体对日军暴行的否认，一般民众的对侵华战争的“健忘症 (amnesia)”，以及绝大多数日本人的受害者意识。东亚各国间二战记忆的不同导致了这些国家在二战历史方面的矛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历史问题”。 历史问题又常常与现实争端（如中日钓鱼岛／尖阁诸岛之争）纠结在一块，愈发不可调和。在二战胜利结束七十周年之际，如何在二战记忆方面求同存异，是摆在东亚各国面前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

　　注释：本文的“记忆”涉及到认知心理学范畴的“个人记忆”(individual memory) 以及社会学领域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