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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爱花:妇女史研究拓展须“宽”“深”相济
2017年03月03日 14: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铁爱花 字号

内容摘要:中国的妇女史研究,经历了20世纪初由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拓荒阶段、1950-1970年代末由于特定历史因素而导致的凝滞时期、1980年代以来的蓬勃发展等阶段。

关键词:研究;妇女;女性;传统社会;女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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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妇女史研究,经历了 20 世纪初由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拓荒阶段、 1950-1970 年代末由于特定历史因素而导致的凝滞时期、 1980 年代以来的蓬勃发展等阶段。到今年,正好走过百年历程。在传统与现代转换、西方与东方对话的格局中,中国大陆妇女史研究成绩斐然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扩大史料来源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学较诸他种科学,其搜集资料与选择资料实最劳而最难。”妇女史研究尤其如此。中国历史上有关女性问题的资料碎化、分散,成体系不易,且记载者多为男性,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尽可能全面地搜集、整理不同时代与女性问题相关的资料,并对其进行精耕细作的辨析和利用,是中国妇女史研究者共同面对并需要解决的问题。就笔者看来,要做到一宽和一深,即宽取径,深挖掘,方能真正拓展妇女史研究的资料空间。如正史、方志、墓志碑铭、儒家经典、法典、笔记小说、诗词文、类书、石刻、出土文献等资料,需充分发掘,配合使用。

  正史与方志中的列女传及墓志碑铭中的女性资料虽相对集中,较易收集,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正史与方志中的列女传重在树立贞节烈女等典范形象,以教化世人;女性资料相对集中的墓志碑铭又往往流于溢美,隐恶扬善。因此研究者在使用此类材料时,须认真辨析,有所取舍。此外,应扩大正史、方志、墓志碑铭的阅读与搜集范围,以期能设身处地对传统女性所处的环境、所受的背景真正“具了解之同情”,方可发掘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深化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与研究。

  儒家经典是传统思想文化的宝库,也是研究女性问题非常重要的资料。以《周易》为例,其古本原是经传分开的,《易经》中并无阴阳辞句,战国时成书的《易传》,以阴阳变易的观念来解释六十四卦和宇宙万物的原理,将阴阳与天地、男女、君臣等事物密切联系,使阳尊阴卑的思想初露端倪。汉儒进一步以阴阳学说阐释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女性在理论上的“阴卑”地位,也因之奠定。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因礼法松弛,胡风浸染,汉代所形成的阳尊阴卑、男尊女卑的学说受到一定冲击,明确以阴阳学说诠释性别秩序的言论虽不甚普遍,但它仍在根本上影响着社会的性别秩序格局。宋代儒学复兴,以阴阳学说重解《周易》等儒家经典,成为宋儒建构性别秩序的理论依据。这些都对后世的性别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故考察传统社会女性问题,尤其是传统社会的性别秩序问题,必须从源头入手,下大力气发掘与利用儒家经典。

  古代律令法典多有散佚,但仍是重要资料。如唐代法典有律、令、格、式四种,今传世者仅《唐律疏议》和《唐六典》。宋代现存法典主要有宋初依唐律而修的《宋刑统》、南宋宁宗时修的《庆元条法事类》(残本)及新发现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在这些法律文献中,与女性相关的资料也较丰富,具有独特价值。根据不同时期法律文本的差异也可窥探不同时代女性身份权益、社会地位等的演变。

  历代笔记小说数量庞大,资料丰富。有的如洪迈《夷坚志》,在记载奇闻逸事以资消遣的同时,又有明显的警世意图。有的如周必大《泛舟游山录》,则记载了自己携妻子家人远行的经历见闻。各种笔记小说,或书写者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或取材史籍,涉及女性社会生活等的资料较多,也较为生动。诗、词、文别集和全集中,也存在不少有价值的女性资料。一些诗、词、文作品本身即为女性完成,为我们保留了传统社会的女性声音,值得妇女史研究者系统深入发掘。一些类书也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如宋代陈元靓所编民间类书《事林广记》,即有关于民间婚俗、女性生活等的资料。不过类书一般是二手资料,时常存在一些错误,使用时需加考索甄别。

  各种石刻文献,是补传统正史、文集等不足的重要资料。其中如一些新见女性题材的题壁刻石,反映了女性走出家门,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活动的印迹,能丰富对女性生活的认识。

  出土文献是丰富妇女史研究的又一珍贵资料。如 1951 年发掘的河南禹县白沙镇三座北宋雕砖壁画墓,其中“妇人启门”的壁画典型地反映出门户对男女两性生活空间的区隔。在考古发掘的河南温县西关宋墓中也有关于妇人启门的壁画。这些对于认识传统社会男外女内的性别秩序格局具有特殊意义。

  妇女史研究的材料虽然零散,但来源宽泛,若取径过窄,就会忽略不少有价值的资料,使研究难以深入。

  借助学科之间的交流互补

  近年来,社会性别理论为妇女史研究者普遍重视与使用。尽管这一理论对认识传统社会男女两性权力关系、群体特征、角色定位、活动场域等一系列问题很有帮助,但它也将男女两性抽象化,忽视了阶级、种族等因素的影响,在重视普遍经验的同时,忽视了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特征。故学者们已认识到,研究传统社会女性问题时,仅依靠社会性别理论是不够的。

  学科间交流互补是中国妇女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途径。要突破理论与方法狭窄的瓶颈,必须坚持以实证研究为本位,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交叉研究的路径,做到“史无定法”。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使用,有助于从多角度、多层面透视女性历史,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社会学中“社会分层”理论,对认识社会系统具有重要价值,它既显示了社会稳定性的原因,又表现出社会内在紧张或社会变革的原因。“社会控制”理论则有助于考察传统国家、社会及家庭等各个层面如何对男女两性进行规范,进而观察社会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异和互动。法学中“法文化”理论,认为法律不能简单归结为解决纠纷的手段和技术,而是组织和维护人类合作诸事例中安排秩序的方面,是文化的一部分,可以体现价值观念,传达文化内涵。这对深入研究传统国家法律与女性地位、家庭及社会生活的关系不无裨益。但无论使用何种理论与方法,最终落脚点都要回归到历史问题中来,避免顾此失彼,游离于历史之外。

  在妇女史的研究中,材料、理论与方法彼此关联,相互生发。只要研究者秉持深切的社会和时代关怀,材料、理论与方法并重,努力发掘富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妇女史的研究必将得到拓展和深化。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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