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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防疫体制建立探析
2020年03月10日 21:32 来源:《安徽预防医学杂志》2017年02期 作者:杨银权 字号

内容摘要:在这一时期,随着近代包括东北鼠疫在内大瘟疫的发生和防治,我国近代的卫生制度和防疫机制,在冲突和调适中逐步建立和完善。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外国传教士、还是国内的知识阶层及民众,都在这一裂变中发挥了或引介、或口口相传的推动作用,更离不开晚清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强制推动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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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是瘟疫流行的又一高峰期。恰恰在这一时期, 包括西医在内的西方科学技术逐渐传入中国。对于这种完全迥异于中国传统的防疫手段和方法, 国人表现出了强烈的疑惑、排斥, 最终在良好瘟疫防治效果的实证下, 国人逐步接受、认可了这一防疫思想和方法, 随着近代包括东北鼠疫在内大瘟疫的发生和防治, 我国近代的卫生制度和防疫机制, 在冲突和调适中逐步建立和完善。在这一过程中, 无论是外国传教士、还是国内的知识阶层及民众, 都在这一裂变中发挥了或引介、或口口相传的推动作用, 更离不开晚清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强制推动之功。总之, 近代防疫制度和卫生制度在瘟疫防治中建立了, 它的建立, 不仅有别于传统中国的防疫习俗, 更为重要的是, 它推动了中国疾病防疫标准和防疫机制的国际化。

  1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防疫事务

  我国近代防疫事务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与不断调适的结果。因为, 西方欧美国家的防疫建设及其规章制度, 对我国的防疫事业发挥了榜样及辐射性作用。但首先要注意的是, 我国近代医疗设施的引进和建立, 与传教士具有密切的关系。因为, 为了打开在中国传教的新局面, 西学东渐时期的传教士纷纷将医疗慈善事业作为突破口, 他们采用西方的医学技术和手段施医治病, 使病人摆脱了包括瘟疫在内疾病的困扰, 藉此作为传道的辅助工具, 其效果非常明显。对此现象, 有学者论道:“当泰西大炮不能举起中国门户上一根横木门时, 伯驾却以外科小手术刀开辟了中国的大门”[1]。显然, 这番言论虽是论及西方医学进入中国的动机,但其间接对包括疫病防治在内的近代医学发展的贡献也给予了肯定。鸦片战争结束后, 由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不再受到我国政府的阻禁, 于是医疗传教的范围和人数也就不断扩大和增多。在此背景下, 来华传教士就创办了很多教会医院和私人诊所。例如, 美国教会创建的广州眼科医院, 就是近代我国非常著名的西方教会医疗机构。据统计, 截止到十九世纪末, 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召开第一次大会时, 共有16所医院, 24处诊所 (药局) , 这些医疗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广州、北京、福州、宁波、汉口、汕头等沿海城市和省会城市。西方医学传播的范围不断扩大, 医疗资源的充足, 以及医病救人的成功范例, 不仅促进了中西医学的交流, 而且教会医院工作逐渐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和上层社会的认可, 这不仅有利于扫除附加在防疫措施中的迷信活动, 而且增强了人们向西方学习科学防疫的信心[2]。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和背景下, 西方医学技术不断被介绍、引进到中国。例如, 1796年英国医生琴纳发明的牛痘接种法, 到十八世纪末期被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传到了广州一带, 他还编译发行了宣传种痘的小册子。这也是西方人在中国进行人工免疫的最早记录。由于我国素有人痘接种的历史, 所以对这种新方法也比较容易接受。因为, 相对而言, 牛痘比人痘的防治效果更为明显, 更具优势, 所以在防治天花方面的效果也更为明显。例如, 在1805到1806年冬、春两季天花大肆蔓延的时候, 许多接种过牛痘的人免遭劫难, 因而牛痘接种术在我国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在这次瘟疫中, 由于许多西方教会医院设有种痘局, 一年内接种的人数多达2 558人。牛痘接种方法在中国的推广, 不仅提高了人们的抗病力, 使天花这个可怕的疾病得以控制, 而且促进了包括牛痘术在内的西方医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加速了近代中国防疫体制的建立。在此基础上, 1891香港成立了牛痘苗生产机构, 1903年, 上海卫生局也建立了拥有现代化实验室的新牛痘苗制备机构[3]。1909年, 成都细菌实验室建立, 开始研制疫苗, 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地区的牛痘接种范围。总之, 由于受到来华教会医学观念的影响, 我国政府对天花等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也更为重视, 这对于加速国家层面卫生防疫机制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 近代中国防疫机制的建立

  随着西方防疫观念和相关实践的不断传入, 在国内向西方看齐心态日渐增强的背景下, 20世纪以后, 清洁、检疫、隔离、消毒等应对疫病的举措已渐成为中国社会“先进”而主流的防疫观念[4]。在这样的背景下, 1912年, 广东卫生处成立, 将控制传染病作为其主要工作, 从李树芬处长在1913年的工作报告, 就可以看出我国近代卫生防疫观念和制度的趋新和变化, 其报告共有七个部分, 即: (1) 八种传染病的报告; (2) 受灾地区的消毒和清洁; (3) 死老鼠的收集和检验; (4) 对鼠疫的预防; (5) 对天花的预防; (6) 对麻风病人采取隔离措施; (7) 死亡人口登记。这表明近代中国初步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卫生防疫机制。

  2.1 晚清防疫思想的质变

  西方医学科技的传入带来了全新的医学观, 这为我国近代防疫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指导。首先, 清政府在时代医疗观念的影响下采取了一些科学性的防疫措施。例如1894年香港鼠疫, 清政府采取的传统防疫措施没有起到效果, 而香港政府首先对民众进行隔离和检疫, 尽量控制感染者与健康人群接触, 避免疾病的迅速传播, 防疫工作起到了良好效果。可以说, 1894年香港鼠疫的暴发, 催生了我国近代鼠疫控制机制的萌芽。在对抗鼠疫的过程中, 西方医学观念逐渐改变了国人传统的鼠疫观, 西方的医疗和卫生措施也逐渐被国人接受, 这对于我国近代鼠疫防疫机制的确立,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11年东北鼠疫的防制工作, 加速了近代防疫机制的完善, 为了做好这次鼠疫防治工作, 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各级防疫组织。可以说, “东北鼠疫的防疫, 启动了近代国家防疫体制, 推动了中国政府体制和行为的近代化过程”[5]。当时, 全国的防疫机构主要有:奉天防疫总局、奉天防疫事务所、北部防疫分局、吉林全省防疫总局、江省全省防疫会 (江省, 今天的黑龙江) 等。此外, 政府在奉天 (今沈阳) 还设立了“万国鼠疫研究会”, 后又在哈尔滨建立了“鼠疫研究所”[6]。清政府及各地政府还公开宣传科学的防疫方法, 并制定学习法规。总之, 在这两次防治瘟疫过程中, 政府探索和引用了西方卫生体系, 促进了我国近代疫病控制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2.2 民国时期防疫机制的发展

  民国政府对近代防疫观念的转变、防疫手段的更新、防疫机制的建立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在东北鼠疫期间, 当时民政司的一位官员在演讲中认为:瘟疫, 特别是鼠疫:'惟有防患于未萌, 待其既发而治之, 虽有神医, 终无返死之方。西人曾发明解疫药浆两种, 以种牛痘之法, 种在皮肤, 可以幸免'[7]。显然, 作为政府官员, 这样的言论对于牛痘术在国内的传播,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 1917~1918年, 山西、绥远鼠疫流行期间, 民国政府于1917成立中央防疫处, 内务部组织了防疫委员会, 会同外交、财政、陆军、交通等部所选派委员, 召开会议, 动员政府各部门及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防疫工作[8]。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 要求军队依照《陆军传染病预防规则》开展消毒工作, 严格军队防疫。在山西, 由阎锡山设立的防疫总局和分局, 组织防疫工作, 而且为了化解民众在防疫工作中的阻力, 阎锡山在山西各县设专职防疫宣传人员, 组织“专为消除人民误会”的防疫会, 刊印多种白话文防疫册子和布告, “以广流传”, 并派宣讲员分赴城乡, 宣读近代科学防疫知识, 引导民众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另外, 在这次防疫过程中, 由于认识到了中医与西医的巨大差别, 除继续任用留英医学博士伍连德统领防疫工作外, 还对我国的医疗工作者进行西医的培训。这种现象, 正如时论所称:“中国政府, 素来重中轻西。自斯疫之发生及扑灭, 中医束手, 西医奏功, 使政府诸公深感西医远过中医”[9]。

  另外, 在1932年霍乱大流行期间, 南京国民政府对疫病也积极应对, 设立了救济委员会, 广聘中外人士商量对策, 9月11日, 政府发出第一号通告, 征集志愿医生和护士, 分赴灾区“襄助医疗救济防疫等事项”, 为期至少两个月, 服务期间由委员会供给生活费和路费, “必要时亦可酌给薪资”[10]。除此之外, 国民政府还动员全国官立医校师生, “从事大规模救济”, 其中, 北京协和医校虽是私立医院, 也被邀请到防疫的队伍中。1932年5月13日, 卫生署联合南京市政府、首都警察厅及救济水灾委员会, 卫生防疫组等部门召开第一次首都预防霍乱联席会议, 即日成立首都预防霍乱联合办事处[11]。在政府的推动下, 防疫组织“在一些大城市及港口建立”, 实施预防注射, 查询隔离染疫病人。从效果来看, 自从施行防疫注射以来, 民众每日往来者都极为踊跃。可以看出, 防疫工作不仅具体又有条理, 而且表现出防疫工作不再是政府或者个人的事情, 更多地表现出各种群体的协作性。总之, 那种先前被视为个人行为的防疫事务也在向公共事务发展。灾民在接受治疗的同时, 政府的防疫行政机构体系也在不断完善, 不仅防御措施不断细化, 而且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

  2.3 近代防疫机制的完善

  国民政府时期已经基本建立现代防疫机制, 不仅包括疾病预防、隔离、检验、治疗等一系列的疾病防治措施, 还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防疫观念的转变、专业人才的培养等一系列内容。

  为了做好传染病的防治工作,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北洋政府在1915年3月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 这标志着我国近代卫生防疫立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17年又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施行细则》, 对预防条例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和补充, 成为防治传染病的行为准则;1918年1月16日内务部公布了《检疫委员设置规则》和《火车检疫规则》, 在1930~1937年之间, 又陆续颁布了《海港检疫章程》、《海港检疫消毒蒸熏及征费规则》、《海港检疫标识及制服规则》和《海港检疫所组织章程》[12], 其中, 参照《国际卫生公约》制定的《海港检疫章程》是我国近代第一部统一的国境卫生检疫法规, 它在检疫病种、检疫措施、卫生要求等方面与国际惯例相一致, 非常完整和规范。积极开展计划免疫工作, 提高民众抵抗疫病的能力, 民国政府大力提倡对婴幼儿种痘, 1928年《种痘条例》规定, “每年3月至5月、9月至11月为种痘时期”, 逾期不种者应补种;“种痘局及医师应备种痘记录簿, 详细记载种痘情形, 以便查考”, 并在规定时间内向上级主管卫生行政机关报告。加强公共卫生管理, 国民政府认识到了环境卫生的重要性, 1918年公布了《清洁方法消毒方法》, 要求对公共环境进行定期的检查和消毒;1928年公布《污物扫除条例》和《污物扫除条例施行细则》, 规定了垃圾、秽水、粪溺等污物的处理准则;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应该是公共卫生运动的高潮, 它对市容市貌、人们的衣食住行、陋习陋俗都提出明确的改良要求, 体现了讲究公共卫生对于防疫的重要性。国民政府为了鼓励和督促从事疫病预防和治疗的工作人员, 制定了奖励惩罚措施, 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定下来, 1929年2月1日卫生部公布了《防疫人员恤金条例》, 1929年2月28日卫生部公布了《防疫人员奖惩条例》[12]。改变医学教育, 科学防疫, 在西方医学院校和专业医学理论的影响下, 国民政府认识到应从医学教育入手, 改良医学, 进而建立近代医疗卫生机制, 促进民众医疗观念的转变, 在政府的提倡下, 民国后期, 大学的医学院和专门的医学院校逐渐增多。设立专门的传染病救治院 (室) , 政府除了自己创办医院外, 还鼓励外国教会创办医院, 到1935年, 分布于我国各地的教会医院高达330所。重视宣传工作, 利用报纸、书刊、广播等工具, 加强科学防疫知识的宣传与普及。

  总之, 经过国民和政府的不懈努力, 历经多次大瘟疫的近代中国终于建立起了相对健全的瘟疫防治机制。它囊括卫生观念、疾病预防、治疗和善后等环节, 涉及疾病预防、治疗的相关领域。所有这些工作均受西方医学技术、制度、观念影响的痕迹无所不在。可以说, 近代中国防疫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也是中西方科学、东西方文明的碰撞过程。

  3 近代防疫思想的变化与趋新

  3.1 知识界的防疫思想

  “在光绪以后出现的, 众多与西方有关的卫生译著中, 往往以中国人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表达预防的重要性, 虽然也像传统养生学说那样, 论及的是总体上的预防疾病, 但不同的是, 既包含了近代西方科学知识, 也含有积极主动的防疫观念与举措”[4]。从中可以看出:晚清以来, 中国的知识界通过翻译西方医学书籍, 推介西医技术促进国民卫生观念的转变与建立。在西医东渐以来, 较敏锐的知识界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和抗拒, 而是惊叹于西医的神奇疗效, 他们认为西医不仅可以治病救人, 还可以强国保民, 于是西医在清末开始由器物之术上升为强民保国的社会政治之学。例如, 鲁迅先生最初去西方学医的根本目的, 就是希望在救民体肤的基础上更可以救国, 他也算是西医东渐初期知识分子心态及行动的典型代表。洋务运动时期, 知识分子更认识到中西医理的不同, 并对光学治病、病症的诊断方法、内外科分治、人体解剖等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探索, 此后的维新派认为只有大力发展西医学, 培养西医人才, 重塑国民体质、才能彻底改变整个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 为了医学救国的目标, 他们不仅论述医学对于社会的重要性, 还积极地宣扬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药卫生知识, 并翻译西方医学著作, 如康广仁在《知新报》上特设专栏介绍西医学知识, 谭嗣同则将西医学概念与他的政治伦理相融合, 编著了《仁学》一书。

  西方医学经过近代知识分子的学习、宣传和实践, 在我国的影响范围逐步扩大, 到了民国时期, 医学逐渐和政治运动相脱离, 真正发展成为一门科学, 国民政府也设立了专门的全科医学院, 开设药学专业。例如北平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陆军军医学校、天津海军军医学校等。

  总之, 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 广大知识分子在西学的影响下宣传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 同时以较为开明的态度学习西方医学、介绍西方医学、实践西方医学, 这些努力和尝试不仅推动了医学的科学化、专业化和系统化, 也促进了近代中国防疫思想的量变与质变、防疫制度的发展、健全和完善。

  3.2 普通民众防疫观念的转变

  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瘟疫防治, 使社会民众心里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传统医疗水平的限制, 人们面对瘟疫都是极度的恐惧, 转而求神拜佛, 他们将自己的美好愿望寄托于神灵。正是由于传统防御手段与西方防疫手段的迥异, 所以国人在刚接触西方防疫措施时往往也持排斥和怀疑态度。据记载:“上海公共租界西人所设工部局卫生处, 因查得租界内发现有鼠疫, 当遣西医率同所华人, 分别查验。……于是居民大为惶骇, 转相告语。以被查验为受大祸, ……于是民心益耸。居民咸相率迁入南市居住。……声势汹汹, 租界内一部分地方为之闭户罢市”[13]。种痘本属防治瘟疫的基本措施, 但由于种痘手段与我国传统习俗相左, 因此刚开始并不被时人接受, 还引起了租界内华人团体的反对, 不仅如此, 国人也不相信本国政府的倡导。不过, 民众这种排斥或者抗拒心理, 经过清末和民国年间的几次大瘟疫后, 逐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例如东北大疫防治的总指挥伍连德就采用西方防疫思想和办法, 严格控制交通, 强制隔离病人, 破除旧习俗, 火葬病死者尸体, 哈尔滨的火葬习俗就是这样确立的。

  东北鼠疫的流行和防治的成功, 是我国民众开始接受西医和现代科学防治瘟疫方法的开始。“自义和团作乱, 联军入京后, 京师之房屋街道, 较前稍为清洁。乃时隔十年, 又有鼠疫之扫除。将往时不清而多疾之北京, 一变而为清洁宜人之北京矣。其进化之迅速, 施行之敏妙, 不独为中国政府所不及料, 亦为治疫西医所不及料者也”[13]。可见, 西方公共卫生体系在我国的实施使城市卫生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也从而得到了普通民众的认可。例如, 在1932年霍乱中, 驱邪避疫的迷信活动虽有兴起之势, 但与以往不同, 民众除向神仙、瘟神祷告外, 也纷纷寻求西式药品防治瘟疫, 并对医院这一治病救人的医疗机构不再恐惧。表明在西方医学的影响下, 在较好瘟疫防治效果的事实面前, 近代国人的卫生观念、防疫思想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他们在保留传统祷告、祈求上天等迷信手段的同时, 对西方医学的防疫手段逐渐认识、接纳和采用。

  总之, 近代中国防疫思想的转变和制度的建立, 离不开西方医学技术的影响和推动, 这也是西学东渐的一个缩影。伴随这一体制形成的过程, 也是人们防疫观念发生转变的过程, 它与近代国人寻求救国道路的历程一样, 经历了从器物层次到思想层次, 然后到制度实施这样一个渐进的复杂过程。在这一历程中, 无论是政府、知识分子, 还是普通民众, 无不经历了从排斥、迷茫、怀疑到认可、接受的过程。可以说, 中西医的碰撞、冲突与调适过程, 也恰恰是国人对西学乃至科学技术的认知过程, 它与中国近代化的步履相吻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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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谷永清.中国近代防疫述论[D].山东师范大学, 2005:46.

  [3] 黄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1066.

  [4]余新忠.从避疫到防疫:晚清因应疫病观念的演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08, 47 (2) :56.

  [5]曹晶晶.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及其控制[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2005:14.

  [6]谭晓媛.公共卫生视野下的东北鼠疫防治研究 (1910-1911) -以政府职能为中心[D].渤海大学, 2015:15.

  [7] 盛京时报[N].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1918年12月20日) .第三版.

  [8] 中国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政府公报[N].第120册.1998:401.

  [9]陈邦贤.中国医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55:313.

  [10] 大公报.[N].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1931年9月13日) .

  [11] 大公报[N].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1932年7月31日) .

  [12] 徐百齐.中华民国法规大全[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1119-1129.

  [13]胡勇.清末瘟疫与民众心态[J].史学月刊, 2003, (10) :73-76.

作者简介

姓名:杨银权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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