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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的转折点
2017年12月19日 14:32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字号

内容摘要: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西方及西方以外的历史思考和历史写作方面都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到20世纪,把历史看作“人文科学”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研究观逐渐被把历史看作一种“社会科学”的历史观所代替。

关键词: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研究;阶级;历史观;叙述;现代化;观念;语言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西方及西方以外的历史思考和历史写作方面都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历史学家确信:历史是连续的、片面的过程;坚持自己科学性权利的学术研究会把来源于客观学术研究的历史叙述置于世界历史的框架之中。到了20世纪,把历史看作“人文科学”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研究观逐渐被把历史看作一种“社会科学”的历史观所代替。然而,对社会科学和现代化普遍持有的信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最激烈的声讨,也受到来自历史学家,尤其是文化历史学家的较为平静的挑战,他们的论点都导致了认识论的相对论。无论如何,只有很少数的历史工作者同意后现代主义者关于“不存在客观标准”的观点,但后现代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中心思想却对日益向文化史转变的社会历史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统一的思想或历史倾向让路给了向小单位、地方和边缘的集中关注,与之同时则是政治史研究地位的下降。在通向21世纪的世纪交替时期,我们已经看到了广泛的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关 键 词:西方史学/历史观/认识论

  作者简介:格奥尔格s·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思想史荣誉教授,美国国际历史科学研究会主席。

  译 者:张爱红

  绪 论

  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西方及西方以外的历史思考和历史写作方面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尽管没有与研究历史的旧模式完全割裂,牢固地建立于19世纪的方法程序继续为学术研究提供指导,但是,在哪些方面值得进行历史的思考以及这些方面怎样得到历史学家最好的处理等方面却有了明显的再定位。

  人们应当避免过分简单化。从来没有一种审视过去和撰写历史的套路可循。历史是多样性的。然而在某一特定时期,存在着一定的趋向,允许我们谈论占支配地位的一种或多种风格。因此,谈到通向历史的现代途径时,人们一定要有相当的理由,这一观点首先出现于18世纪的著述中,然后直到20世纪下半期才被历史学家广泛接受。

  20世纪上半期的先驱们对主要史学传统的基本设想提出质疑,为撰写历史的新方法铺平了道路。亨利·波尔和卢西恩·费布伍雷即是这些先驱中的人,不过他们采纳了许多传统设想。在1932年出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的一篇重要文章《历史》中,他们把现代历史概念的两个特征看作现代历史观和实践的基础:建立“事实”和把历史事件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此外,他们把历史研究的转变引入一个专业学科。他们辩论道,旧的古代人文史学把历史视为一种为政治和道德服务的理论形式和一种艺术形式。“正如现在所理解的那样,”他们指出,“历史可以发展成为艺术;可以被冠之以哲学;但从根本上说,它必须牢固地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1] (P358)而这可能正是困难所在。这种想法的前提是在把历史看作文学和看作科学之间划一道明显的界限。即使它通向科学的途径重视偶然因素,尤其是使历史与普通自然科学相区分的因素;但它认为,基于牢固事实基础的历史事件应当叙述反映历史事实的连贯的发展过程。

  然而,这种“现代历史概念”的描述是不完全的。因为波尔和费布伍雷,甚至当时大多数历史学科的实践家都没有充分理解指导他们工作的前提的含义。“事实”和“世界历史”的概念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西方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宗教传统都赞成把整个人类历史看成是走向终结的目的论的观点。[2]但是这种先验的终结仰赖于对超自然启示的信心——尽管可能有人争辩说,希伯来先知们就设想在地球上存在着和平和正义的领域。然而,现代历史学家确信:历史是连续的、片面的过程;坚持自己科学性权利的学术研究会把来源于客观学术研究的历史叙述置于世界历史的框架之中。

  但是,正如18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下半期的历史学家的现代传统所理解的那样,世界历史决不像它自我吹嘘的那样具有世界性。创刊于1736年的英文《世界历史》试图讲述所有人的文化,不但是欧洲人的,而且还有亚洲人和非洲黑人的。然而,评论家(如爱德华·菲特在他的现代史学史中[3](P322,323)却认为它是前现代的,不但因为它仍然受旧宗教观的约束,而且因为它讲述了许多不能形成连续的人类史的一部分、只能构成独立历史的人的历史。相反,出现于18、19世纪的现代历史风格主要研究西方、或专注于欧洲,甚至把斯拉夫人排除在外的更狭隘的西方和中欧。兰克的《拉丁语和日耳曼语人的历史》定义了世界的外缘。对于黑格尔、兰克来说,只有西方人有历史。兰克指出,中国和印度只有自然的历史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历史。[4](P46)但是在这个符合兰克的“每个时代对上帝来说都是直接的”,[5](P53)这句与他所写的历史相矛盾的格言的历史中,过去的社会和文明只是后来社会和文明的踏脚石。这实际上就是被E.P.汤普森批评为“后代的巨大恩赐”的东西。[6](P12)

  世界历史学认为,过去存在与历史相关的事件和人物,比如J.G.德罗伊森创立了历史学。而其余的围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的事则是与历史不相关的。相似地,只有优等国家才与历史相关。甚至在成功地建立民族国家之前的德国、意大利、波希米亚、塞尔维亚或挪威等国,国家都居于现代历史写作的中心。[7]国家建立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这个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为它在强国中的地位进行外交和军事斗争。另外,那些与国家的决策大事密切相关的人和阶级被认为是值得进行历史思考的。历史上的重要参与者集中于国家,这不仅是西方国家史学的特征,而且是那些面临着进行现代化的非西方世界史学的特征。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在20世纪早期结束王朝历史、开始国家历史的中国。[8]

  部分史学现代化过程已经在历史研究的专业化中提到,这种专业化目前主要集中在大学和学术机构。专业化意在保证客观性、避免偏见。事实上,专业历史学家不是一个自由流动的知识分子,而是这样的人:比如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他与由国家提供资金的机构相联系;在美国,他则与基金会或宗教派别资助的机构相联系,但他反映的是现状。[9][10]这也反映出了历史学家扩大阵容的方式。因此尽管原则上存在观点自由这一事实,但实际上专业文章为这种自由设置了种种限制,这是不足为怪的。[11]

  而且,这一专业借以发挥功能的社会预设了一种等级秩序。在这一秩序中,女人从属于男人,并被排除于扮演积极的历史角色之外。构成所谓下层等级、种族或宗教少数派的人民群众面临同样的命运。后面我们将进行详细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可能是对当时的史学提出疑问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理性思潮的代表。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它本身也接受了这一主要历史观的许多基本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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