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弥合东西欧历史学的裂隙至为重要。一些转折点曾对想象和记忆历史的方法产生了影响，但历史分期和历史学的分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其中历史语境塑造了历史学的方向。 [详细]

许多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判强调任何历史描述都带有虚构的特点，但这绝不表示，历史研究拒绝理性的操作方法或者放弃对客观性的追求。宏观历史学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科学考察活动是合理的。 [详细]

伊格尔斯虽对诸如欧美中心论和德国史学存在偏爱等问题，但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讨论仍可谓是见道之论。他认为作为历史学家的职责，要去维护“为着一个适宜于生活的文明世界所必须的那种人道与理性的因素”，而不能放弃对科学精神的实践! [详细]

伊格尔斯主张历史学家在历史编撰的实践中,要不断地超越国家的边界,去研究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化与社会。他还认为历史学家在全球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在于将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社会转型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 [详细]

伊格尔斯先生不但活到老、学到老，在研究、写作上永不停歇，而且一直关注社会的公正和人类的未来，对社会问题，不平则鸣、从不含糊。伊格尔斯坚信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也相信历史进步的观念（他1950、1960年代的时候，就在《近代史研究》和《美国历史评论》这两本美国史学界的重要刊物上，发表过有关历史进步观念的文章）。但目睹世界局势的变化，贫富分化的日趋严重和欧美政坛“向右转”的趋势，伊格尔斯在采访的时候承认，他已经对人类社会是否能克服弊端、顺利往前，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充满信心。 [详细]

我坚定地相信存在着对一切社会都行之有效的人类尊严和自由的价值。我总是感到在我的学术工作中有一种伦理承诺。那种认为历史学家应当只关注文献、要避免政治立场的看法，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历史写作都建立在某些价值设想之上。历史学家可能不承认这一点，但是这些价值假设仍然塑造着他的史识，并且为他的历史写作抹上色彩。我对21世纪的希望很简单，期望一个更健全的、更人性的世界，战胜了暴政、战争和贫困。对年轻学者，我鼓励他们具备全球眼光，参与、学习、贡献于国际性的讨论。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