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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碰撞:鸦片战争前后中德文化交流
2014年03月01日 23:42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05期 作者:邵灵侠 字号

内容摘要:鸦片战争打破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国开始了对西方文化和自身文化第一次真正认真的审视。虽然不乏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但“自昔无常强之国”之类的论调依然充斥着思想界。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的应对显得无奈又迟缓。

关键词:鸦片战争;文化碰撞;中德文化交流;恩格斯;马克思;普鲁士;文化;进步;卡尔·郭茨拉夫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鸦片战争前后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即从闭关锁国到被洋枪洋炮打开国门,被迫对外开放。其间,各种文化和思想交流异常活跃,出现了新旧思想和观念的猛烈碰撞,并由此引发了“质”的变化。在德国人眼里,中国的“图像”已从鸦片战争前的文明古国演变为战后积贫积弱、怪诞不经的蒙昧落后的形象。因此,他们认为,必须把欧洲的文明和进步强加到中国人的身上;相反,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开始“睁眼看世界”,虚心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明成果,主动打破两千年来传统的禁锢和枷锁,开始直面神秘的西方世界。

  【关 键 词】鸦片战争/“图像”的变化/中国与德国/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邵灵侠(1966-),女,浙江三门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亚欧系讲师,主要从事德国历史和德国语言文学研究。

 

  大约从18世纪末叶起,随着西方商人和旅行家有关中国的报道日增,以往耶稣会士笔下对中国的理想主义报道被挤到一边。商人们对中国文化或者对“中央王国”的精神生活少有兴趣,只对对华贸易和赢利兴致勃勃。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莱布尼茨式的对中国开放和宽厚的态度,越来越被“欧洲文化优越论”所替代,并在欧洲的精神生活中重新燃起了希腊-罗马古典艺术之火。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工业革命以及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西方列强借助着优越的技术和军事力量追求殖民扩张,追求强权的获益,并以此代替了对中国的兴趣。

  现在,不是中国,而是欧洲陷入了一种“自大感”和“欧洲中心”的精神状态中。以往对中国的和谐之音转向了反面,中国和中国人的图像已变得怪诞不经,滑稽可笑,且穷困潦倒,毫无希望。由利玛窦和汤若望等打开的朝向中国的窗口,再度被关上。“洛可可(rococo)”时代中国对欧洲的巨大影响已很少得到人们的承认,19世纪的欧洲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远逊于17世纪和18世纪。虽然大文豪歌德(J.W.Goethe,1749-1832)在他耄耋之年还在为中国辩护:“中国人在思想、行动和感觉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1827年1月31日同埃克曼的谈话)但这种声音已被另一种鼓噪声所淹没:“中华帝国是一具木乃伊”;“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始终停滞不前”;中国人是天生愚质,没有教养、没有创造、奴性十足的民族[1](pp.81-92)。

  被喻为“福音新教在华传道的三先驱”之一的卡尔·郭茨拉夫(Karl k3lc01.jpg,1803-1851,中文名郭实猎)是一位德国人,也许还是最早来华的惟一一位德国新教牧师。他在华活动整20年,正好是鸦片战争前10年和鸦片战争后10年。其间,他不仅直接接触中国人和参与中国事务,而且还由于在中国创办第一份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而占有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地位。因此,郭茨拉夫眼中和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图像”就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1827年初,这位24岁的普鲁士新教牧师秉承普鲁士国王的旨意,前往东方和中国,使命是传播福音,“拯救”灵魂,打开中国的闭关自守之门,扩大普鲁士德国在华的影响。由于德国及其各邦当时同中国没有任何官方关系,所以郭茨拉夫是随荷兰传教会抵达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郭茨拉夫首先接触到的是移居南洋一带的中国侨民,并随他们学得中文和闽语。他发现,这些“长辫、光脑、大褂、肥裤、小眼、黄脸”的华侨,虽非全是“骗子和无赖”,却确是一群固守中国传统、习俗、道德、语言的“可怜的灵魂”,亟需皈依福音新教(注:参见威廉·海纳尔特的《福音新教在华传道的三先驱》(W.Hähnelt,Drei Bahnbrecher der evangelischen Mission in China)一书,德文版,卡塞尔出版社出版,第14-15页。)。四年以后的1831年,郭茨拉夫从曼谷动身来中国。开始几年,他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澳门、广州、天津一线的中国沿海地区,并且是在英国人旗号下开展困难重重的布道活动的。由此,他萌生并着手创办中文杂志作为他活动的主要手段。1835年,他被聘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之一,正式为英国当局服务,开始接受英国当局的殖民逻辑:必须把欧洲的文明和进步强加于东方各国人民,即使借助大炮和鸦片也在所不惜。

  1833年,郭茨拉夫在一份编纂出版的中文杂志《东西洋考》的宗旨说明中,系统地谈到了中国和中国人:“当文明几乎在地球各处取得迅速进步并超越无知与谬误之时——即使排斥异见的印度人也已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若干期刊——惟独中国人却一如既往,依然故我。虽然我们与他们长久交往,他们仍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所有其他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本月刊的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与准则。它将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言词触怒他们。……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又,悉知外国人与地方当局关系的意义,编纂者已致力于赢得他们的友谊,并且希望最终取得成功。”(注:此译文引自黄时鉴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载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一书,中华书局1998年12月版。据黄时鉴的考证和研究,1838年11月后是否有续刊,目前尚未得见。)简言之,这份宗旨所表达的是这样一种声音: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你中国的朝廷仍然那么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地方官吏仍然那么无知与谬误,不思进步!必须予以改变!要让中国人认识到洋人不是“蛮夷”!要让中国人知有不足,愿向西方学习!所以,这份从1833年8月到1838年冬出版(中有间断),由爱汉者(郭茨拉夫之笔名)等编纂的中文月刊《东西洋考》,实际目的是维护洋人的利益,是为英国的商业资本打开中国门户服务的,但另一方面,它大量介绍和输入先进的西方异质文化和工业文明,不仅给“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以启蒙,而且震撼和冲击了封闭落后的中华帝国的统治基础(注:不言而喻,郭茨拉夫在鸦片战争时期是热情支持英国的,并且鼓吹武力进攻中国。他不仅参与和约的草拟,而且在英国人占领的舟山岛当了一年的“总督”,在宁波当了7个月的“市长”。1843年8月,他被任命为英国驻香港当局的中文秘书,直至去世。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郭茨拉夫都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按耶稣新福音行事的。1844年以后,郭茨拉夫的主要活动是传教和吸收中国教徒,成立中国人的“福音教士联合会”,培养中国土著牧师。1849年,郭茨拉夫返欧,在英、荷、德、俄、瑞典、奥、法、意等国讲演,谈他的那些使中国福音新教化的计划,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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