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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研究的多维历史面向
2020年09月29日 09: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崔蕊满 字号
2020年09月29日 09: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崔蕊满

内容摘要:目前,重新审视东京审判史面临三大机遇:一是东京审判原始文献的拓展。二是东京审判史研究重归客观公正的实证研究上来。三是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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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审判,是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一次审判,其中涉及历史、民族和国际关系等复杂问题。尤其是随着冷战的开启以及结束,面对新的国际关系局势,各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对东京审判的认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明显差异。因此,可以说东京审判是争议最多的审判,也是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下的一场审判。

  东京审判一直牵动着历史,“不仅是过去的历史事实,而且是作为历史以现在时态在我们之间,于内部不断孕育着对立和裂痕而复杂地存在着”【1】。因此,以纵向(历时性)角度为主线,其间穿插横向(国际关系)视角,归纳其学术脉络,梳理东京审判70多年来国际认知的发展历程,能够更加立体、多面、透彻地认识东京审判史。东京审判史大体上可以分为“文明的审判”、“胜利者的审判”和“超越胜者正义”三个阶段,但这三者时间上和空间上又都有交叉重合,不能截然分开。

  一、文明的审判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而是逐渐成为我们保护文明世界不因为战争而走向毁灭的一部分。”1946年6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的慷慨陈词,成为东京审判上的强音。季南的这一表述,之后被西方学界概括为“文明的审判”,与其相类似,国内通常称为“正义的审判”。东京审判期间及其后的初期,中国和西方,甚至日本,大体上都对其持肯定态度,认为东京审判是一场“文明的审判”。

  各国对东京审判的研究,从东京审判伊始就已开始。起初是各国新闻记者对东京审判的各种报道,后来是法庭亲历者撰写回忆录和有关远东军事法庭的相关材料等。在国内,如《中央日报》对东京审判的报道【2】;在美国,如霍洛维茨的百余页长文《东京审判》【3】等。与今天甚嚣尘上的“否定论”不同,在审判之初,《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都有今天看起来难以想象的高度评价【4】,如《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所著八卷本的《东京审判》,其观点大体上能代表当时日本的主流看法。这套丛书的前言是开庭不久后写的,“东京审判是公开的,在日本国民面前,在世界历史面前大胆地公开审理……东京审判是对我们过去罪过的鞭笞……不正视过去,如何才能再生?”【5】30多年之后,当日本右翼势力掀起一股否定侵华战争的逆流时,为了让日本人民不忘战争的惨痛教训,《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又对该书进行重新编辑整理,序言提到:“为了不再重演噩梦般的战争,现在正有必要重新考察过去军国主义的足迹……东京审判的记录中,充满了可以追寻这种足迹的证据”【6】。可见,在日本,肯定东京审判的声音曾是主流,并一直存在。

  中国学者虽然认为东京审判有一些遗憾和缺失,但却一直是“文明审判”的坚定支持者。

  在东京审判研究领域中国学者长期处于边缘状态。审判之初,只有一些零星的研究,如倪家襄的《东京审判内幕》【7】在审判结束的同时就已出版,1953年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也已经出版。但在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东京审判”四字在中国已几乎不复再见【8】。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重视对日审判的历史研究,《东京审判文集》【9】所收大致反映了2010年前中国东京审判研究的状况。

  2010年以来,中国在东京审判史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1年5月,即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之际,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开始了中国东京审判的“文献面向”研究时代,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法庭基本文献和相关研究著述的译介和撰写出版工作【10】:《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80卷)、东京审判者亲历者后代编著的《梅汝璈东京审判文稿》【11】《向哲濬东京审判法庭陈述和信函》【12】、《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50册)、《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70册)等出版;2015年9月3日,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契机,《人民法院报》推出了大型纪念特刊《正义的审判》【13】;国家图书馆于2015年建立“东京审判资源库”,这意味着其馆藏的有关东京审判的核心资料全部上网可供查阅;2016年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数据库”正式上线,全面开展东京审判及相关审判研究;前不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之际,百卷本《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问世,出版方还对这些珍贵档案进行了全文数字化扫描和电子档案著录等工作,建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档案目录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这些研究成果均是以“正义”和“文明”为基调书写东京审判的,不仅为战后审判研究提供文献基础,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战后审判研究进程,为深入研究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史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二、胜利者的审判

  “胜者的审判”一词来源于1948年12月东条英机的宣誓供述;1953年,在东京审判中特立独行的印度法官帕尔出版了他观点独特的异议意见书(帕尔自称“判决书”,实际上只有多数法官意见书才能称为判决书)【14】;1971年,美国外交史学者理查德•麦尼尔(Richart Minear)教授出版《胜者的正义:东京审判战争罪行审判》,探讨1948年帕尔的那份法官异议意见书。后来,“胜者的审判”便被日本右翼分子大量使用、研究,他们极力否定东京审判的正义性,认为是胜利者的审判,尤其是对美苏表示不满。

  归结起来,日本右翼鼓吹“胜者的审判”论,主要有4点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的组织方式不同,东京审判实际上只是作为美国占领政策的一环来进行,更具有“胜者的审判”特征。第二个理由就是通过罪恶相抵的方式,为日本战争犯罪进行自我辩解,主要针对美国和苏联。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为什么在法庭上不追究?还有苏联违反日苏中立条约,突然参战,为什么也不追究呢?第三个理由涉及法官的构成。第四个理由就是对最高决策者天皇以及皇室免予追究战争责任。【15】

  日本右翼一直企图否定甚至颠覆东京审判。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更是公开表示,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日本右翼“检讨”历史的重心已从南京大屠杀转到了东京审判。如,有一位叫北岗俊明的人写了一本名为《东京审判是捏造》的书;又如,在1995年,日本出版了八大卷《东京审判辩方被驳回、未提出证据》;号称出席了大多数庭审的富士信夫在稍后出版了《南京大屠杀是这样编造出来的——东京审判的欺瞒》【16】。可见,现在对东京审判的否定开始转向深入挖掘文献,从中寻找检方与法庭所谓的“把柄”。在日本普遍质疑东京审判的影响下,日本的非右翼也开始加入质疑的行列,如牛村圭对丸山真男的名篇《军国统治者的精神形态》、日暮吉延的《东京审判的国际关系》【17】,往往指向东京审判的种种问题所在。这样放大问题和缺陷,无疑是想淹没东京审判的“正义性”。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更是不遗余力地否定以东京审判为代表的战后审判。其中既有日本政府公开质疑审判的合法性,也有右翼学者从“学术”角度的翻案,还有左翼学者揭露的东京审判的种种不足,通过对细节、数字和技术的穷究细考来回避对战争性质和政治意义的道义拷问【18】,试图全盘否定东京审判,狡辩其为“胜者的审判”。

  中国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也是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国。中国参加东京审判,大幅度增强了判决的正当性根据。可以说,正是中国因素的存在,东京审判是文明的审判、正义的审判。只有中国的参与,才能用铁的事实有力驳斥这场审判是“胜者的审判”的荒谬论调。

  三、“超越胜者正义”及实证研究

  1983年在东京涩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召开了东京审判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些东京审判的参与者和研究东京审判的著名学者出席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最大的贡献在于,从真正意义上推动了东京审判研究。粟屋宪太郎先生说,正是此次讨论会促使他前往美国等地搜集相关档案,开创了东京审判研究利用原始文献的新阶段【19】,并促使粟屋宪太郎、大沼保昭等日本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跳出“胜者审判”(否定)和“文明审判”(肯定)非黑即白的对立立场【20】。这说明日本一些开明的学者开始跳脱出“政治的藩篱”,注重原始文献的挖掘和历史事实的考证。

  2008年前后,西方的东京审判研究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一年西方出版了三部著作,分别是日本学者二村円香的《战争罪行特别法庭与转型正义:东京审判与纽伦堡遗产》、日本学者户谷由麻的《东京战争罪行审判:战后对法与正义的追求》【21】、新西兰法学家博伊斯特(Neil Boister)和英国法学家卡莱尔(Robert Cryer)合著的《东京国际军事特别法庭再评价》【22】。这三部著作都运用了最新开放的档案资料,开拓了东京审判研究的材料来源;都以客观的视角来研究东京审判,不再受非黑即白的价值立场限制;用史实说话,用实证的研究方法,标志着西方学界的东京审判史研究已开始进入实证研究的新阶段。

  2010年《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23】一书出版,中文版于2013年问世,该书完整地反映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且对检辩双方主张、法官中多数派及持异议者的“意见”、对东京审判之后争执的主要见解等都有准确的记述,以较为客观的态度研究东京审判,并提醒世人重视对东京审判的研究。2011年,《超越胜者之正义——东京战争罪行审判再检讨》出版,是超越“胜者的审判”这一“浅薄”说辞的结晶,正式提出“越胜者正义”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该书序言提到:“我们重新审视东京审判,明确希望能够作出分析,超越老生常谈的‘胜者之正义’的批评”【24】。虽然在日本国内“胜利者的审判”的论调依然很强势,并且日本右翼依然很猖獗,但从国际学术层面来看,“超越胜者正义”及实证研究阶段已经开启。

  四、重新审视东京审判

  1948年11月4日—12日,远东国际法庭裁定了日本的战争责任,判决了日本甲级战犯的罪行和具体量刑。东京审判从法理层面对日本侵略战争及战犯进行了裁决,体现了通过法律手段惩罚战争、维护和平的正义性。

  但是,人们对东京审判判决过程及其结果是否认同,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东京审判之初,国际上基本持一边倒的肯定态度,认为东京审判是“文明的审判”、“正义的审判”。随着冷战的开启,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实行扶植日本的政策,将一大批原本打算进行审判的日本战犯释放,造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残留;另一方面,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军国主义思想泛滥,在日本兴起一股“胜利者审判”的逆流,并逐渐成为日本的主流。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东京审判新文献的解禁与面世,“超越胜者正义”及实证研究阶段到来,从全球史视野、客观公正地研究东京审判史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

  正如中国学者所指出的:“如今,重估历史潮流已经开始。在国际舞台上,伴随21世纪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作为二战最大的受害国和东京审判代表国的历史作用将被再度挖掘”【25】。目前,重新审视东京审判史面临三大机遇:一是东京审判原始文献的拓展。2008年以来,美、英、日及其他各国档案的公开;2015年以来,国内出版了相关大型文献。二是国际视域下东京审判史研究的新阶段,即“超越胜者正义”到来,学术研究摒弃了意识形态、价值等层面的干扰,又重新回归到客观公正的实证研究上来。三是在二战史的国际视野中,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米特在他的著作《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中,向全世界强调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牺牲。国际上越来越重视中国对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义事业作出的巨大的民族牺牲和历史性的贡献,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其他战场起到了强有力的配合作用。面对这难得的三大机遇,中国学者应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广泛搜集历史资料,深入挖掘东京审判史,让其“正义”的声音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回响。

  

  注释:

  

  【1】沟口雄三:《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赵京华译,《读书》2001年第5期。

  【2】刘广建:《从〈中央日报〉看战后日本战犯的审判》,《日本侵华史研究》2015年第1期。

  【3】.David Nelson Sutton“The Trial of Tojo: The Most Important Trial in All History?”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36 ( 1950) ,pp.93- 96,160. Solis Horwitz,“The Tokyo Trial,”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465 ( 1950) ,pp.471- 585.转引自龚志伟:《西方东京审判研究源流论》,《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

  【4】程兆奇、季卫东:《东京审判是“文明的审判”》,《光明日报》2014年9月1日第16版。

  【5】转引自程兆奇:《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6】《朝日新闻》东京审判记者团:《东京审判》,吉佳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序第2页。

  【7】倪家襄编著:《东京审判内幕》,亚洲世纪社,1948年。

  【8】程兆奇:《中国东京审判研究的新进展》,《民国档案》2014年第1期。

  【9】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编:《东京审判文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

  【10】程兆奇:《东京审判再检讨——2013年东京审判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

  【11】梅小侃、梅小璈:《梅汝璈东京审判文稿》,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

  【12】向隆万:《向哲浚东京审判函电和法庭陈述》,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

  【13】《正义的审判》特刊,《人民法院报》2015年9月3日。

  【14】Radha Binod Pal,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Dissentient Judgment of Justice Pal,Calcutta: Sanyal & Company,1953.转引自龚志伟:《西方东京审判研究源流论》,《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

  【15】程兆奇、季卫东:《东京审判是“文明的审判”》。

  【16】程兆奇:《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第72页。

  【17】程兆奇:《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第72-73页。

  【18】徐持:《重新发现东京审判》,《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2期。

  【19】程兆奇:《东京审判再检讨——2013年东京审判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

  【20】龚志伟:《西方东京审判研究源流论》,《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

  【21】日本两位学者的著作是在伦敦大学完成的,故归到了西方学术研究。

  【22】转引自龚志伟:《西方东京审判研究源流论》。

  【23】艾迪安·若代尔:《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杨亚平译、程兆奇校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年。

  【24】田中利幸、蒂姆·麦科马克、格里·辛普森编:《超越胜者之正义——东京战争罪行审判再检讨》,梅小侃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年。

  【25】徐持:《重新发现东京审判》,《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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