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75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作为二战时期的东方主战场，付出了巨大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正义事业史册上。抗战历史是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资产，历史意义重大，现实影响深远。永远正视历史、尊重历史、铭记历史，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只有在珍爱和平中，才能开创未来。

　　好战者必亡，侵略者必败。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正义必胜，是历史必然；和平必胜，是历史明证；人民必胜，是历史规律。丧钟为侵略者而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滔天罪行，铁证如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设于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A级战犯进行了为期两年半的审判。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的东京审判，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及太平洋战区的总结性审判，在人类史上规模最大、参与国家最多、开庭时间最长、留下的档案文献最为浩瀚。东京审判惩戒了罪恶，弘扬了正义，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东京审判关联历史认知、民族情感、崭新国际关系构建等多个向度，是当今国际学界关注的重大社科议题。东京审判的学术研究关乎每一位中华儿女的情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级别的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设置持续关注了“东京审判”相关议题，笔者通过对“东京审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设置梳理，认为其体现了四个方面的价值维度。

　　丰富了东京审判研究的史料基础

　　史料是准确书写历史的重要基础，后人走进历史真相，还原历史本来，须臾离不开史料，特别是第一手的档案文献资料。由于二战结束以后，我国随即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在当时的战争状态下，我国参与东京审判人员带回的资料大部分遗失，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对于东京审判的研究资料尤为短缺，仅限于1948年出版的《东京审判内幕》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选译本）》。在20世纪80年代东京审判30周年之际，日本举办相关研讨会邀请我国人员参加的时候，竟找不到一位合适的专家与国际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东京审判研究的现实状况引起了国家的关注，在国家社科基金的设置领域也加大了相关研究领域的投入，如2003年立项的《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负责人：程兆奇）、2014年设立的《东京审判史料研究》（负责人：赵玉蕙）和《二战后日本战犯审判新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负责人：郭传芹）等。这些项目的设置丰富了东京审判研究的史料搜集、出版和使用，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80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50册）等大部头史料文献以及 “东京审判数据库”等数字文献数据库相得益彰，不断拓展着东京审判的史料根基与研究视域。

　　揭露了日本侵华罪恶史的诸多细节

　　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从1931年到1945年，前后持续14年的中国抗战最早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二战期间更是拖住了绝大部分日军兵力，有力缓解了同盟国东方战场其他国家的压力。14年的持久抗战使得中国军民伤亡总数在3500万人以上，4200多万人流离失所，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约5000亿美元，巨大的民族创伤成为了中华儿女永远挥之不去的民族记忆。以东京审判为主的系列战后审判，就战争受害方而言，通过和平的方式找回了最低限度的心理正义，获取了最低水平的心理平衡。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日本国内出现了质疑、歪曲甚至于否定东京审判的学术研究倾向。作为战争的受害国有必要设置相关的研究议题，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特别是通过研究东京审判本身来还原日本的侵华罪恶，还历史以公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设立了相关课题，对于研究揭露日本侵华罪恶历史的诸多细节提供了帮助，如1996年的《东京审判与东京审判史观研究》（负责人：宋志勇）、2000年的《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论著研究》（负责人：程兆奇）、2000年的《东京审判对华暴行罪研究》（负责人：程兆奇）等。东京审判过程中的大量资料大都是控辩方精心搜集、整理的证据资料，而这些资料大多是经过了法庭严格审查的原始资料，再加上主审法官的质询、控辩双方的相互诘问，大批事件亲历证人的证言，构成了相对完整意义上还原日军侵华历史、战争罪恶的证据链条，对于揭露侵华日军的罪恶面孔具有重大意义。比如，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出现了否定南京大屠杀真实性的言论，但通过对松井石根死刑判例的史料分析，完全可以还原当时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累累罪行，既告慰了南京的亡灵，又为中国在南京大屠杀研究中争得应有的国际话语权起到了积极作用。

　　深化了国际法制止国家间战争冲突的法理认知

　　东京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对二战中的日本甲级战犯进行的军事审判，它不仅警示后人不忘侵略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告诫侵略者逃脱不了历史和正义的惩罚，还蕴含着国际法制止国家间战争冲突的内涵，“减少战争的国际法设定”对人类和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京审判早已结束，但否定东京审判的论调却日渐兴起，集中表现在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管辖权的质疑和对胜利者审判的谴责等方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设定过程中特别关注了东京审判法理层面的项目，如2006年的《国际法视角下的中日战后历史遗留问题研究》（负责人：管建强）、2011年设立的《东京审判日本辩护证据研究》（负责人：曹大臣）、2014年的《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对日本战犯的首次庭审——“上海审判”研究》（负责人：马军）等。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在法律层面避免战争的爆发。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协约国决定成立战争责任问题委员会，并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尝试成立国际法庭审判主要战犯，由于种种原因一战后的国际审判没有实现，但这次尝试仍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即确立了个人在战争期间的罪行在战后应当得到惩治的理念。20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力更大，人们遭受的杀戮和苦难更多，空前的灾难使得战胜邪恶的同盟国清醒认识到必须采取法律的手段惩戒发起战争的责任人，并以此达到警示教育后人，树立以和平非暴力手段解决争端的国际法制行为规范。在东京审判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控辩双方围绕“东京审判是否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被告人是否有犯有侵略罪”“个人应否对国家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国家行为是否产生国家刑事责任”等问题反复举证、质证和反证，公开开庭818次，秘密审查131次，才使得法庭最后做出了长达1200多页的判决。因此，东京审判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审判过程是符合法律精神的，虽说存在着历史局限层面的缺陷，但完全不影响东京审判的法理正义，东京审判并非胜利者的审判，而是关乎世界和平的审判。

　　揭示民众和平教育的任重道远

　　战争是敌对双方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难。进入20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甚至于达到了几乎消灭人类文明的程度，因此，走出战争的人们享受着和平的阳光雨露，切实强化以拥抱和平、向往安宁为指向的和平教育，是不容忽视的现实需求。众所周知，文学对于普通民众树立正确认知观念具有重要的教育启示意义，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左翼文学发展逐渐弱化，对军国主义及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反思与批判更是半途而废，难言彻底。而近年来随着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对于东京审判的错误解读，特别是日本教科书事件的频繁发生，对日本民众认知相关历史，树立正确和平史观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有鉴于此，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过程中重点关注了日本民众和平教育层面的研究，如2000年设立的《日本战后文化的战争认知理念批判研究》（负责人：刘炳范）、2015年设立的《从日本战犯归国后和平活动透视中日历史认识的落差研究》（负责人：周桂香）等。相关研究关注日本战后的所谓左翼进步文学在对待军国主义及其发动的侵略战争问题上的暧昧态度。这种现象的出现进行深入的剖析，认为是日本共产党及其左翼作家在狭隘的民族主义世界观指导下，不能正确认识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战后社会历史发展方向而形成的。东京审判是和平的审判，其重要宗旨之一在于对民众进行和平认知教育，“和平”的直接旨归贯穿始终，而绝非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那样简单而孱弱的复仇逻辑。对于受害国民众而言，东京审判可以消除民族主义情绪化的“报复”呼声、确认战争罪行的具体责任、建立历史记录进而促进社会和解。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日本军国主义战犯的审判，进一步强化广大民众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生成逻辑与持续性危害的认知警醒，形塑正确的历史观教育，以及在国际比较视野中加强对战争集体罪责的反思与预防。就中日两国而言，深入研究东京审判，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当下负责。从某种意义上说，东京审判的和平教育价值旨归还远远没有达到，特别是基于日本民众心理层面的民族记忆和历史认知教育问题，有效应对日本政要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的错误言行，积极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及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等，是不容忽视的重大现实课题，亟待深化研究。

　　总体来看，梳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东京审判”类别研究项目，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切实加强东京审判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历史与现实重大课题。在国际风云变幻异常激烈的当下，深入推进东京审判研究，有利于为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关系提供清晰的历史参照，切实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清算军国主义流毒，顺应历史潮流，以史为鉴，彻底反省侵略历史，观照现实，避免滥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面向未来，坚决制止一切侵略战争，在人类发展命运与共的实践论域中更好地推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理认知，从而通过审判研究的重大基础理论推进，来警示世界、警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