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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如何实现绿色转型
2014年03月11日 15:32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诸大建 字号

内容摘要:过去30多年来,以土地扩张为导向的粗放型城市化,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之间的尖锐矛盾。未来以人口进城为导向的新型城市化,需要强调空间紧凑、功能混合、人群包容。其中,以提高资源生产率和生态发展绩效为特征的“城市绿色转型”,将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城市化的关键。

关键词:

作者简介:

  编者按:本文为诸大建教授在上海财经大学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诸大建,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可持续发展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公共管理系主任。主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城市与区域发展、公共服务与公私合作管理等。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管理学学部委员、科技部创新型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建设部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以及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城市化委员会理事。 

  城市化是未来20-30年中国发展的关键内容和驱动因素,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式亟待转型。

  过去30多年来,以土地扩张为导向的粗放型城市化,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之间的尖锐矛盾。未来以人口进城为导向的新型城市化,需要强调空间紧凑、功能混合、人群包容。其中,以提高资源生产率和生态发展绩效为特征的“城市绿色转型”,将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城市化的关键。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这里从四个方面谈谈新型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绿色转型问题。

 

  三种视角看绿色转型 

  如果说,以往五次世界经济长波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的传统工业革命,那么,现在的绿色创新经济是倡导提高资源生产率的新的工业革命 

  在新型城市化背景下研究中国城市绿色转型,可以从政策分析的现状、原因、对策三个方面予以讨论。国际上一些已经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可以为分析中国城市发展带来新思考。

  第一,绿色创新长波与资源生产率理论。

  绿色创新长波与资源生产率,是科技创新与经济长波研究上的最新成果。有关世界创新活动与经济发展的“长波理论”由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提出。该理论认为,18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发展是由以30-50年为一个周期的科技创新与产业更替推动的。由此可以认为,到目前为止,世界创新活动与经济发展已经先后经历了五次经济长波。

  绿色经济的研究者认为,1990年以来,由于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本约束已经成为21世纪发展的主要挑战之一,科技创新和经济活动需要使自然资源生产率大幅提高。如果说,以往五次世界经济长波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按照人均劳动产出来衡量)为主的传统工业革命,那么,现在的绿色创新经济是倡导提高资源生产率(按照单位资源投入或环境容量的经济产出、服务产出来衡量)的新的工业革命。

  德国学者魏伯乐等曾总结了绿色创新长波的四个特点,即原料生产率的突飞猛进、产品与服务的系统设计、按照自然法则进行设计的仿生学、发展可再生能源。

  第二,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

  从资源生产率和生态发展绩效的角度来看,绿色转型的关键,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本消耗脱钩。

  所谓“脱钩”,一是指人均GDP达到5000-10000美元以后,城市发展要注意让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转化为社会福利;二是由于资源环境具有稀缺性,经济增长与物质扩张不可能无限度地发展下去,应以较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

  从生态发展绩效来看,城市绿色发展的水平可以表达为资源生产率(单位自然投入的经济产出)和服务效率(单位经济产出产生的社会福利或生活质量提高)两个变量的函数。因此,以绿色创新为内容的城市转型,一要提高生产过程中的资源生产率,二要提高消费过程中的服务效率。

  第三,绿色创新的技术角度与非技术角度。

  通常,人们对于创新的分析大多集中在微观的企业技术层面。但是,研究城市的绿色创新,需要包括技术与非技术的系统化分析。

  与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创新相对照,系统化的绿色创新具有两大特征:第一,创新的目的是为了降低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提高资源生产率,而不仅仅是提高传统劳动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第二,创新不限于微观意义上的产品与生产过程,更重要的是社会行为和制度结构的绿色创新。根据该特征,可以将系统创新划分为技术和非技术两个层面。

  提高资源生产率的绿色创新一般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过程创新”,即更合理地生产同一种产品。例如,原材料的变更和钢的连续浇铸,或者说采用更清洁的生产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在微观层面提高倍数2的资源生产率。

  第二阶段是“产品创新”,即用更少的投入生产同样的或同价值的产品。例如,用轻便型小汽车取代传统型小汽车。这种技术创新包括提高部件性能、提高再生循环率、改善拆卸性和提高部件的再利用性能等。其可以在微观层面提高倍数5的资源生产率。

  第三阶段是“产品替代”,这一阶段是产品概念的变革和功能开发,即向社会提供用途相同但种类不同的产品或服务。例如,从用纸交流变更为采用E-mail,用公交车代替私家车,更一般而言是采用替代型的产品。这种技术可以提高倍数10的资源生产率。

  第四阶段是“系统创新”,这一阶段是革新社会系统,追求结构和组织的变革。例如,租用而不是购买冲浪板,更合理地调度交通,更一般而言是实现产品经济到功能经济的转换。这类创新可以达到倍数20的资源生产率。

  上述情况中,前两种方式属于一般性的技术改进,后两种方式属于系统性的结构改进。

 

  城市发展的绿色目标 

  未来20-30年,中国城市应该争取通过绿色创新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实现高经济增长、高人类发展、低生态足迹、低环境影响 

  研究中国城市的绿色转型,首先需要研究中国城市发展中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的关系,了解资源生产率的水平。由此进一步判断城市绿色发展的趋势,展望未来可能的发展情景以及目标模式。

  那么,如何判断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未来趋势?人们通常认为,城市人均GDP或者人类发展指数(联合国发展署提出的衡量生活质量的综合指标)高的城市,就是发展较好的城市。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城市发展绩效,在考量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时,还要看城市资源环境等自然资本的消耗情况。

  考察城市自然资本的消耗,可以引入世界自然基金会提出的生态足迹指标。生态足迹也称“生态占用”,是指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特定数量人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消耗的资源,以及吸收其产生的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性陆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的面积。一般来说,若城市人均生态足迹的大小在地球生态系统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就是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否则就是非绿色的、不可持续发展的。这就要求,城市人均生态足迹应该低于世界的人均生态足迹。

  那么,中国城市当前的生态足迹如何呢?

  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城市人均GDP的增长,常常伴随着生态足迹的增长。换言之,生态足迹的增大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代价”。过去100多年来,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走的就是这条道路。虽然许多人希望中国能够走出不同的道路,但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过去30年的城市化看来也是在走这样的道路。

  未来20-30年,中国城市的发展大致可以有三种情景选择。

  第一种,是仿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城市发展情景,用远超世界承受能力的环境影响与生态足迹实现现代化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发展;

  第二种,是参照欧洲与日本等国家的城市发展情景,以较美国等国家低的环境影响与生态足迹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但是生态足迹的水平仍然超出世界人均水平;

  第三种,则是通过绿色创新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使中国城市发展的理想目标符合以下条件:高经济增长、高人类发展、低生态足迹、低环境影响;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人类发展指数超过0.8、人均生态足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第一种情景应该极力避免,第二种情景很有可能发生,第三种情景才是应该积极争取的目标模式。

  影响绿色发展的因素 

  技术创新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提高城市的资源生产率,也可能进一步强化城市对资源的开发强度和对环境的破坏程度 

  提高中国城市发展的绿色水平,依赖于正确把握影响城市资源环境消耗的关键因素。许多人相信城市发展的绿色水平可以随着技术进步而大幅度提高,但是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这样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表象的、肤浅的。

  首先,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具有绿色特征。

  技术创新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提高城市的资源生产率,也可能进一步强化城市对资源的开发强度和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一般来说,在利润最大化原则的诱导下,大多数企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追求有利于节省劳动、资本的技术创新,而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技术创新搁置在次要位置。

  其次,城市技术创新中亦存在反弹效应。

  反弹效应是指经济增长在持续地提高微观效率的同时,物质消耗总量不但没有明显降低,还导致了增长,因为产品层面的效率改进很有可能被更多消费的规模扩张所抵消。例如,采用效率导向的改进政策(对小汽车模式的改进)而不是效果导向的改进政策(对出行方式的改进),非但不会缓解城市的资源环境问题,反而可能加重城市的绿色危机。

  再则,不能忽视城市绿色发展中的服务效率。

  影响城市绿色发展绩效有两个因素,分别是城市的资源生产率或技术效率(单位生态投入的经济产出)和城市的服务效率(单位经济产出的人类发展或社会福利)。当前中国城市的生产效率大多来自技术效率的提高,而未来在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城市发展的服务效率。提高服务效率的目的,在于用一定的经济产出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满足。

  提高服务效率有三条路径:一是提高产品与物质设施的耐用性。例如,通过提供有质量的物质产品与基础设施,使城市在产品与设施规模没有扩张的情况下延长服务时间;二是更多地提供共享性的服务而不是私人性产品。例如,通过汽车共享、出租汽车、公共交通、定制班车等,使城市在产品数量不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况下提供更多的服务;三是考虑总量控制下的公平分配。例如,在同等的物质消耗与环境影响下,选择为50位城市新移民提供满足基本需求的住所,而不鼓励一个亿万富翁建造很少利用的豪宅。由于生产效率具有技术性,服务效率具有分配性,因此服务效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涉及更多的公平分配而不是单纯的技术改进。

  绿色转型的战略思考 

  发展绿色的城市,必须注意经济系统小于社会系统,社会系统小于生态系统,而不是倒过来;必须先圈定不能发展的地方是什么,然后再进行适当的经济性开发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是沿着生态足迹增大的传统路径演进的,而微观技术上的进步并不一定能有效地促使城市发展走上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道路。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有新意的战略思考和对策建议。

  第一,绿色转型需要区分不同城市类型。

  如果说传统的城市发展采取的是物质规模与空间无限扩张的发展战略的话,那么城市绿色转型就是要实现物质规模与空间有节制的城市发展模式。由于不同的城市生态发展绩效有不同的产生原因,因此可以有两种城市绿色转型战略,即基于生态优化的模式和基于理性增长的模式。

  生态优化的模式,是指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超过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进一步的发展要求资源环境消耗与经济社会增长绝对脱钩。该模式的特征是提高服务效率,有效利用存量满足增长的福利需求。流量只是为了补充存量的折旧。

  理性增长的模式,是指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该模式的特征是提高技术效率,在大幅度利用自然资本流量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规模扩张的同时,要求资源环境消耗与经济社会增长相对地脱钩。

  生态优化模式适用于中国东部以及相关的优化开发地区的城市转型。理性增长模式适用于中国中西部以及相关的重点开发地区。当然,在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下,无论什么模式都要避免走城市无限扩张的老路。

  第二,绿色转型需要强调城市系统创新。

  系统的城市绿色创新要注意两个方面:发展能够有效地提高资源生产率的各种技术创新;政府有促进绿色转型的制度创新。

  中国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要大幅度提高资源生产率,必须更多地关注产品替代和系统创新这两种结构性的改进方式。与此同时,要从政府管理层面解决城市绿色转型中资源消耗的规模问题,通过总量上的控制减少和消除反弹效应的影响。此外,需要通过公私合作来实现绿色治理创新,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可以用服务提供替代产品销售的合作形式。例如,发展能源合同管理等功能经济或服务经济模式。

  第三,绿色转型需要发展空间集约城市。

  我国的城市发展需要与空间占用和土地消耗脱钩,要从外延扩张的城市变成集约紧凑的城市。

  一是注重中国地理东部的城市化发展。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布局空间90%需要布置在漠河—腾冲地理分界线以东。因为东部属于在生态功能上可以重点发展与优化发展的地区,西部属于生态功能上需要禁止与限制发展的地区。

  二是注重发展城市集群。中国要实现绿色的城市化,不可能采取“撒胡椒面”式分散的城市布局,而应发展多个有规模的城市集群,让大中小城市形成功能互补的巨型城市区域。例如,上海所在的长三角城市带是中国当前最大的巨型城市区域。假如说中国有5-7个类似的集中化的巨型城市区域,我们就可以用较少的土地养育较多的有生活质量的人口,同时产出较大的GDP。

  三是注重维护城市生态系统。发展绿色的城市,必须注意经济系统小于社会系统,社会系统小于生态系统,而不是倒过来;必须先圈定不能发展的地方是什么,然后再进行适当的经济性开发。

  四是注重城市的功能集成。城市有四种功能,即居住、工作、休闲、交通。在原来的工业经济时代,城市被要求分功能的发展,这就导致了“摊大饼”式的城市蔓延。要走向绿色城市,必须强调城市功能是集成式、混合式的,减少出行的距离和机动交通的空间。这样整个空间就比较紧凑,生活质量也容易相应地得到提高。

  第四,绿色转型需要发展广义服务经济。

  中国城市转型不仅应该发展基于人工劳动的服务经济(狭义的第三产业),而且应该发展基于物质产品的服务经济以及基于生态功能的服务经济。其中,经济增长提供基于物质产品的服务,社会福利提供基于人工劳动的服务,自然保护提供基于生态功能的服务。当一个城市能够获得来自人力、产品、自然等的足够的服务时,这个城市的生活品质与发展质量就高。

  所谓基于人工劳动的服务经济,指没有或者较少有实体产品介入、主要由个人或组织提供的服务。例如教育、医疗、保险等。实际上,人对基于产品的物质需求并不是很多。除了足够的食物、衣服以及住房之外,其他的需求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工服务。

  所谓基于物质产品的服务经济,指由产品引申过来的服务经济。如果产品的生产是制造,产品的使用就是服务。其新意在于:要获得产品的服务,并不一定非要拥有产品不可,还可以采取租用、借用、第三方支付等多种形式来实现或共享。例如,以社区洗衣房替代私人洗衣机,以公共交通服务替代私人汽车出行,等等。这就可以大幅度减少家里所拥有的东西,从“什么都要有的生活”变成“适度拥有的生活”。

  所谓发展基于生态功能的服务经济,是指在关注经济系统提供服务的同时,还必须关注由自然系统提供的服务。随着经济系统对自然系统的不断消耗,自然系统的服务对人类生活质量的影响越来越大。基于自然的服务包括了自然资源供给、环境净化能力、生态给生活以美感与愉悦等。这些服务很大程度上是无法被人工劳动与物质产品替代的。因此,我国城市的绿色发展必须注意保护足够存量的生态资本,并有效使用它们为我们提供的服务。许多具有生态优势的城市可以通过提供生态服务增加经济收入、提供就业机会。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诸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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