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宣言》不是上海组织的成员拟写的，而是来自北京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文件。其主要论据是：上海早期组织所有成员都没有提到过这篇“宣言”，而北京早期组织的张国焘在回忆中明确提到一大前曾经草拟《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而且其内容与《中国共产党宣言》内容基本一致。最近在俄罗斯的档案馆里发现的张国焘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讲党课时关于中共成立情况的两次讲课稿，提到了一个北京组织制定的《党纲》，其内容与“宣言”高度一致。

　　有研究者还通过把李大钊和陈独秀此前一个时期发表的主要文章的观点和用语习惯相对照后发现，李大钊的文章与“宣言”相似甚至相同的地方极多，而陈独秀则与之不同甚至相反。比如“经济现象为最重要”，是李大钊在很早就认识到的问题，“宣言”即秉持这种观点。陈独秀在此前则没有这样的认识。又如李大钊在“五四”前后始终倡导要有崇高的“理想”，“宣言”热情赞颂了“共产主义”的理想；陈独秀则对“理想”抱有贬义，认为多是空谈。再如李大钊对俄国十月革命高度赞扬、多次论述，“宣言”也同样加以阐述。而陈独秀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评价一直很低。因此，《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或执笔人应是李大钊，而不是陈独秀。《党的文献》》2009年第5期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应出自李大钊手笔》一文便是持这种观点。

　　不久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的《从<共产党宣言>到<中国共产党宣言>——兼考证<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和译者》一文，虽然肯定了冯铁金关于宣言不是陈独秀手笔的判断，但作者也强调宣言出自北京党组织以及李大钊的手笔的说法同样缺乏充分的论据。作者认为这份宣言就很难说是由陈独秀或李大钊某一个人执笔完成的，很可能是1920年8—11月间，由上海和北京早期党组织集体讨论、反复修改制定的。

　　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宣言》是出于共产国际和俄共来华使者维经斯基（Voigiwski，又译魏金斯基）手笔。如杨奎松教授著《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中写道：“11月维经斯基代为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宣告‘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之日起……”包惠僧曾回忆到，“据陈独秀在广州时对我讲，这份党纲草案是陈和吴廷康（注：又译伍廷康，即维经斯基）在上海起草的，不是从俄国带来的”。不过，高放在通查瞿秋白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全文之后，否定了这种说法。

　　（摘自裘伟廷：《初创时期〈中国共产党宣言〉之谜》，《党史博采（纪实）》2016年11期；高放：《从〈共产党宣言〉到〈中国共产党宣言〉——兼考证〈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和译者》，《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11年第3期；冯铁金：《中国共产党宣言》应出自李大钊手笔，《党的文献》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