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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杭州峰会:开启全球贸易投资合作新时代
2019年09月20日 14:55 来源:《国际贸易》2016年第9期 作者:盛斌 字号
2019年09月20日 14:55
来源:《国际贸易》2016年第9期 作者:盛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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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9月4-5日,全球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在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杭州举行。本次会议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将“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和“包容和联动的发展模式”作为四大核心议题。其中,全球贸易与投资合作首次成为在G20历史上引人注目的议题。在2016年7月于中国上海举行的G20贸易部长级会议上取得的一系列令人振奋的先期成果,为峰会取得丰硕而务实的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它们充分体现了本次峰会所强调的发展、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基本理念,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了“中国智慧”。

  一、G20杭州峰会背景:直面挑战,重建信心

  从全球贸易与投资发展的视角看,G20杭州峰会是在一个十分复杂而危急的背景下召开的。

  首先,全球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低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2%,美国加息预期、主权债务困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和地缘政治冲突使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十分脆弱。而全球贸易的形势则更为不利。WTO在2016年4月的预测显示,2016年全球贸易量的增长率仅为2.8%,这使它连续第五年低于3%的增速以及连续第四年低于世界经济的增长率。这意味着当前国际贸易处于近30年来最疲弱的时期。此外,全球FDI流动的形势也不乐观,在2016年1-4月份间全球FDI流量下降了30%,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CTAD)的有关预测,2016年全年FDI将下降10%~15%左右,基本回到2014年的水平。

  全球贸易与投资低迷的原因十分复杂,包括周期性、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周期性因素主要是全球总有效需求不足,发达国家所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乃至零或负利率政策)都未能刺激实体经济的复苏与增长(而只导致资产价格的上涨),而这些国家又由于受到庞大的公共债务制约无法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此外,全球大宗商品的大幅度下跌使资源型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饱受损失,从而严重削弱了其进口需求能力。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地理配置由于受到东道国生产成本上升、政治与营商环境不稳定等因素的影响以及本国再工业化政策的鼓励而将生产转移回国内,从而减少了贸易与FDI流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贸易正在经历艰难的转型与升级过程而导致贸易量萎缩;数字经济与贸易的兴起使传统的货物与服务贸易放缓,而前者又不容易被准确统计度量。制度性因素主要是指日益严重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与尚未被消除的国内扭曲性规制壁垒。

  其次,反全球化思潮与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蔓延。当前,反全球化的浪潮已由发展中国家扩散到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内由低收入阶层扩大到中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势力明显抬头,如美国的特朗普主义、英国脱欧、欧洲右翼政治的发展等都是典型的例证,它们一个共同的反对目标都是对准了自由贸易、移民与经济开放。一些关键国家正处在选举政治的敏感窗口期,更加剧了这种极其危险的倾向。同时,复杂而尖锐的地缘政治冲突也严重破坏了经贸合作的环境,使得大国之间在市场、资源与规则方面的竞争日益激化。

  另一方面,尽管历届G20峰会都要求各成员保证“维持现状和取消已有贸易限制”,但事实并非如此。WTO于2016年6月发布的关于G20贸易措施的最新监控报告表明,自2009以来G20经济体共采取了1583项贸易限制性措施,而其中只有约1/4被取消。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在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期间,G20经济体共采取了145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平均每月近21项,这也使G20的贸易限制措施达到了自金融危机以来的峰值。其中,最被广泛使用的是反倾销措施,尤其针对钢铁和其他金属制品。与此同时,投资限制措施也有增长势头。根据经合组织(OECD)和UNCTAD在同期发布的监控报告,在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期间,G20中有8个国家采取了专门针对FDI的限制措施,有4个国家采取了不单独针对FDI的限制措施(同时也针对资本管制和金融市场),而且这些限制还不包括非正式的措施,如政府行政指令和条例等。此外,近年来,各国都加强了出于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考虑对FDI(尤其是跨国并购)的监管,对安全定义的涵盖范围在不断拓宽,安全审查的程序也更加烦琐,裁定的灵活性也越来越大。

  再次,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信心危机。自2001年开始的WTO多哈回合谈判已进行了15年,多次延期,久拖未决,可谓步履蹒跚,不见起色。在经历了2013年巴厘岛协定的短暂曙光后,2015年WTO内罗毕部长级会议再次就重大议题无果而终。这严重侵蚀了各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第二个挑战是适应能力危机。全球价值链和新型国际生产网络的兴起呼唤以规制融合为核心的深层次一体化和新商业规则,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要求直面发展议题并实现公正的治理体系,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电子商务、数据流动等越来越多的“与贸易有关的”新议题亟待解决,仍处在传统规则与治理框架下的WTO显然应接不暇,力所不及。第三个挑战是替代危机。由于多边进程举步维艰,并不能有效应对新挑战,一些WTO关键成员决心另辟蹊径,通过区域贸易安排推进更具雄心水平的行动议程。截至2016年7月,向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RTAs)共有635个,其中生效的有423个。更显著的动向就是GATT/WTO的创建者和领导者——美国将政策重心转移到TPP和TTIP谈判。此外,在亚洲进行的RCEP谈判(以及构想中的FTAAP)和。TISA谈判也都代表了区域主义与诸边主义日益兴起。WTO已处在成员交叠、规则碎片化和充斥着政治角力的“意大利面碗”的包围之中。

  在这种阴霾的笼罩下,G20杭州峰会的召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它努力探索振兴全球贸易与投资增长的新战略,通过坚定行动促进包容、强劲和可持续的贸易投资增长,强调贸易与投资应继续成为经济增长、促进发展、创造就业、鼓励创新与增进福利的重要引擎。它将“向更广泛的公众传递贸易投资开放与合作的益处”,充分表达了成员间加强贸易投资合作的意愿,体现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的坚定信念与决心,有力地遏制了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蔓延的危险势头。同时,它也将G20的重大关切由地缘政治与安全问题转移到全球经济增长与经贸合作问题上来,通过凝聚共识、重构信任、强化协同成为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的中流砥柱。它还将发展问题与贸易投资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在全球贸易投资合作中的可持续性与包容性,真正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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