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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赛”风流去,“秘逻”争芳来?
2015年05月11日 15:46 来源:博览群书  作者:叶 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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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古典文学与古典哲学之同生共兴,要求研究者在面对文学文本的同时,必须关注其背后的哲学思辨。至于那代人文史哲皆通的“通人本色”,更是在研究中必须生出充分的“同情之理解”。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则是其所谓的三大支柱,即理性主义、神秘主义与辩证法。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姑且搁置不论,就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而言,正反映出源自希腊的西方思想的两大传统。

  理性主义,作为启蒙运动的主流话语,一直是后世顶礼膜拜的重要思想。在德国思想史中,更是毫无疑义的占据主导地位,自康德以来,费希特、黑格尔等大家无不承此统绪。表现在文学史上,则歌德、席勒等人莫不可纳入此主流之中(虽然他们日后有所调整,试图开辟出融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为一家的“古典镜像”)。神秘主义的东西,我们似乎接触不太多,但举一些比较普遍的例子来说明,则易看的明白,譬如说诺瓦利斯。诺瓦利斯,一般因其反歌德的激烈姿态,而往往被人贬低。其实他的思想和创作,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充分表现出走向中世纪的“神秘主义”。浪漫派从总体上来说,是在神秘主义的大背景下的,而启蒙者则守定的是理性主义的立场。这一大体的梳理,对于自己理清德国近代以来的思想轨迹无疑是有益的,但若要追溯源流,至少要探究到前面的德国中世纪,这一段的思想史颇是复杂晦涩,主要以神秘主义(宗教)为特点,读了些东西,便又放下。

  近日读到《论秘索思》一文(收入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竟然前后串联,颇有豁然开朗之感。在此文中,陈先生明确提出了研究西方文学与文化的“M-L模式”,在方法论意义上甚有启发,但似乎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逻各斯”(Logos)之大名鼎鼎,毋庸赘言。此词直接用译名,乍听起来,似乎感触不深,记得好像有学者用“道”去比拟此概念,则其“如雷贯耳”,自然不问可知。在中国文化传统里,“道”是一个无人不知的概念,又有几个人未曾听说过“道可道,非常道”的“大道”观呢?正如有学者将德文的Ereignis也译为“道”一样,缺点是“难免混淆”,优点则易于“中国接受”。对于西方重要概念的汉译问题,可能确实值得认真探讨。这里且按下不论。“秘索思”(Muthos或Mythos),恰与逻各斯相对,它是生于逻先生之前,而又逐渐被淡忘的一个概念,尤其在中国学界,可能之前几乎未有人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提及。

  两者之区别,具体言之则为:“逻各斯代表新生的科学意识,秘索思则代表陈旧的宗教观念;逻各斯象征哲学的明晰和散文的简洁,秘索思则象征诗的模糊和格律文的繁琐;逻各斯鼓励人们进行解析、归纳、说理、创新,秘索思则反其道而行之,崇尚守旧,不图进取,僵化人的思想,阻滞思辨取向的形成。”(第458页)如此比较,则“逻”、“秘”二先生分别了西方文化的两种传统则毫无疑义矣,且其对立互补之意义也似昭然若揭。

  神秘主义过于强调玄妙神奇,乃至有些地方可能“放诞不经”,固然有问题,但因其立足于“神-人”的二元对立,则必然也特别强调“人性”的一面。这是其优长之处,值得重视。理性主义自启蒙以来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当今时代的发展也愈益证明,“逻先生”确实是“力大无朋”,而且很可能“独霸话语权力”。由理性而带来的科学探究,其对自然的探索能力,无边无际,昔日“嫦娥奔月”、“上天入地”的幻想早已是手到擒来,甚至上探月球、远足火星,也都不在话下。数码技术的发展、网络时代的到来,相信随着时代的进展,科技的“无边魔力”恐怕要超越“梅菲斯特”的魔鬼能量,而且这种“魔力”甚至是在以乘方的速度在增长着的。可问题在于,即便是在科技如此进步、理性如此发达的当代社会,暴力事件甚嚣尘上、恐怖主义振振有辞,物欲横流而道德沦丧、金元遍地而民众流离……,这究竟是为什么?这就是人类所向往的生活?这就是历代先贤为之奋斗不息的现代化?洛克、卢梭、孟德斯鸠、莱布尼茨、康德等先贤所力倡的启蒙理性所要通向的就是这样的结局?《魔戒》中的最后片段特别值得人反思,大家都知道将魔戒掷入魔谷乃长治久安之道,经历千辛万苦所为也正是这一刻,然而竟然谁都免不了最终将其据为己有的欲望诱惑。或许,我们真地应该思考,这一切起源于何?又因何如此?

  当神权在中世纪占据压倒性的主流话语时,它变成一种反动的力量,启蒙理性的应时崛起本是自然之理;可是,当所谓的科学理性以另一种方式也取得了“霸权话语”的地位之后,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对现有的思维结构有所反思?从来就不能仅指望“吾皇英明”,在政治游戏是如此,在思想空间恐怕亦不例外。力量的制衡才是最有效的“根本原则”。确实,不但在政治游戏中需要这样的制衡,即便是在思想领域,这样的“多元制衡”也决非可有可无。能如此,则一池之水皆活;若定于一尊,即便英明雄武如秦始皇,亦难免二世而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则不仅是西方传统的“二元并峙”值得特别关注,东方传统(尤其是中国传统)里的诸多思路,其实也必将大放光芒。我们的思辨模式,与西方人不一样,不必用“若欲拯救世界,必将回到孔子”的西哲话语来自我吹捧,但中国传统绝对是最优秀的思想资源库中物,儒家的“修齐治平”、道家的“大道归一”、佛家的“苦集灭谛”……都可能是解决当代与未来人类困惑的一道“灵丹妙药”(当然还取决于医者是否能善自运用,“妙手回春”)。但问题在于,中国的传统,有多少是我们可以把握的?

  自五四以来,陈独秀、胡适之等人高树新文化大旗,引进西学,谓“德先生”、“赛先生”,后又有人认为缺了一“尹先生”,无非“民主”、“科学”、“经济”等义,这些在西方文化中只属于其一个源流,即理性主义的“逻各斯”取向;然而西方文化,决非仅止于这一个源流。强调“德赛风流去”,实际上是想以理性冷静的态度对历史有深度的省思。晚清以来,救亡与启蒙成为压倒性的思想主流,到了五四那代人更是难免纠枉过正,将自家的传统全盘否定。然而不管是“以中化西”,还是“以西化中”,都有其不得不然的特殊的时代背景与语境制约。前贤已矣,今人如何迈步,却不得不多费思量。由器物到制度到文化,先贤对西方强大的理解确实也在不断探询。虽然有时问题的解答不太可能一蹴而就,但无论如何,五四那代先贤迫不及待地引进“德先生”、“赛先生”,强调民主与科学的重要,原也是情理中事,我们应当抱有足够的“同情之理解”。但如此立论,并非就是对先贤的行为理念到价值观念,一概持肯定乃至继承态度。同情归同情,理解归理解,那不过是指一种理念与态度。具体到当下的具体行为方式,仍是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或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不是那种单纯的“进化论”思维,或者是盲目的“好大喜功”,而是采取一种对历史负责、对时代承担的态度。毕竟,近二百年而犹在进程之中的中国现代化,是我们正在谱写的历史篇章,然而如何方能从容大度,不负时代,可却真地颇费思量。

  可以列出的任务,可能很多。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和进路,根本点必须确立。那就是无论如何要有从容平和的心态,摆脱近代以来或救亡、或图存的躁急兼功利心态,理智而清醒地审视时代,复归传统,引进资源,提出问题,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一点大概不难做到,毕竟硝烟弥漫的战争早已成为历史,民众自由的程度也已得到改善,但另一层扰乱人心的因素更要警醒,这就是具有时代特征的经济大潮与功利骚扰,虽然学术的殿堂正日益沦为计分的工厂,但思想的力量仍要求坚守本色的立场。虽然也有人耐不住寂寞,耐不得清贫,但历史自有“大浪淘沙”的程序,我辈只要坚守住自家门户,就不怕迎不来“万紫千红的春天”。

  可不是吗?补一句“秘逻争芳来”,原本就意味着对五四那代人的再省思。说“德赛风流去”,决不是就要否定民主与科学,而是针对五四时代它们占据压倒一切“惟我独尊”的地位而言。其实,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晚清以来的历代前贤都试图不断推进自己思想的深度与广度;但毕竟受制于时代风云、中国语境、个体学养等诸多因素,他们的认识也就停留在了五四的高度,将德赛二先生捧为两尊巨佛,未尝没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那个时代注定只能成为历史,我们必须重新选择起点。虽然,我们懂得“同情之理解”,我们也会学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我们不会盲目,我们要选择,我们要比较,我们要省思。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如何认识曾强烈冲击并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西学”,甚至不仅是“西学东渐”的那个“西学”,也还有作为西方文化之源的“西学”。引进“秘先生”与“逻先生”的二元对立,实际上是强调回到西学的源头,即在思维模式的最根本处进行梳理与认识工作。民主、科学乃至经济、政治等,都不过是由“逻先生”引发开来的“花果”而已,“只见树木不见林”是短视症,只见“花果”不见“根茎”同样有“报喜不报忧”的嫌疑,但我们更要关注的,是“种子”落下的地方。

  五四那代人自然有大无畏的勇气,敢于斩断传统,做那“无根之人”。然而,他们实际上倒是最有根的,他们的传统文化乃至国学底蕴都相当之深,一方面在高声宣扬莫读古书,一方面却可以从容做出骈文律诗,那传统的修养任是欧风美雨怎么吹打也是变不了的“腹有诗书气自华”。

  可是,前辈却苦了后来人。西学拥入,不仅表现在思想学术方面的冲击,也具体落实在教育体制诸方面,一旦没有了私塾、消解了书院,连同几个最后的国学大家都成了“消逝的风景”时,“传统”就真地距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了。前贤确实有选择的自由,可当初勇毅果决地“打倒孔家店”时,可能绝对没有想到会陷后学于如此困境之中吧?当然也有学者号召诵读古诗词,恢复中华经典,这些不懈的努力都值得赞赏,然而其中传统的含金量究竟如何?较之当年从传统中从容走来的各位前贤,恐怕不言自喻吧!今天的状况,竟然是欲接续传统而不能,做这“脱根之木”,真是好苦!然而,细思前途去路,或者惟有接续“千年之血脉”之一道,才是让后人不继续做“无根之木”的可行之途。确实,“德赛风流”,已为过眼云烟,“秘逻争芳”,必将如火如荼。然而,当代中国,所缺的可能并不仅是对西学的仔细打量、深入源头与比较鉴别;对传统的重新认识、接续源头乃至复归大道,可能是更重要的工作。而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又是“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

  在西方文化中,“逻各斯”与“秘索思”这两个传统,确实各有千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百年”,用在二先生的时代消长上,可能还真地有道理。虽然在当代世界,由逻各斯而来的主张理性、科学、逻辑、清晰的思路占据主导地位;但当代世界所产生的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问题与现象,也促使我们不断反思他种思维与传统的可能。在德国古典时代,歌德等人尝试走的是第三条道路。早年之狂放不羁,大有冲决网罗的豪迈勇气,其中浪漫的成分居多,“狂飙突进”的成型与发展多少有些神秘主义的倾向。可年纪稍长,即走向理性,在启蒙的旗帜下保有理性、科学的步伐。但终究是步入了古典时代,即选择古代希腊、罗马为理想标的,即我所谓的“古典镜像”。歌德与席勒,尤其是歌德的身上,似乎“逻先生”与“秘先生”的影响都比较明显;在后期,尤与秘先生相处颇密。这种种细微末节处,或许正是我们值得反思的,尤其在当代语境及其现实困惑之中。从“德赛风流”到“秘逻争芳”,历史过去了近一个世纪,至少我们由单纯的“花果飘零”走到了“源流尽处”,对西方文化与思想的认知是否可以由此在“质”的意义上“更上层楼”?这,既测试研究者的“功力”与“智慧”,也考量后来人的“沉稳”与“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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