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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民主:马克思政治理论域中的民主问题
2016年12月28日 16:40 来源:《学术月刊》 作者:张盾/赵彦娟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Radical Democracy:The Democratic Problem in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Horizon Zhang Dun & Zhao Yanjuan

  作者简介:张盾(1956-),男,北京市人,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吉林 长春 130012; 赵彦娟(1955-),女,吉林省长春市人,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艺术哲学研究。吉林 长春 130061

   内容提要:民主是当代普遍认同的核心政治目标和政治价值。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民主由“人民主权”演变成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代名词。自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学术界兴起的激进民主思潮,为关于民主的讨论重新注入活力。其中,以拉米斯为代表的激进观点,主张拒绝一切对民主的修改和限定,重新回归民主的“人民主权”本意。这一主张接近青年马克思对民主的激进理解,显示出激进民主思潮与马克思政治思想之间深刻而复杂的传承关系。

  Democracy is a commonly agreed core political goal and political value.During the long historical development,democracy has changed from "people's sovereignty" to a symbol of political system as well as ideology in Western capitalism.Radical democracy orientation thrived in Western theory field in 1980s has refreshingly injected vitality into democracy discussion,among which C.D.Lummis is a representative who rejects all the limitation as well as modification about democracy,instead,returning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people's sovereignty".This view is similar to the view of youth Marx about radicals of democracy,which suggests the deep and complex heritance between the orientation of radical democracy and Marxist political thoughts.

    关 键 词:民主/激进民主/代议制民主/democracy/radical democracy/representative sysetem democracy

  标题注释:本文为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03JB720009)、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4BZX001)的阶段性成果。

  民主是现代社会普遍认同的核心政治目标和政治价值。无论激进左派还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都声称追求民主,但他们对民主的解释却截然不同,甚至根本对立。这就使民主成为引起最多分歧和争论的政治理论问题。从历史上看,一般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民主的起源。那个时代的民主意味着人民大众的行动,是多数下层人反抗少数上层人压迫的旗帜。时至今日,民主却已演变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通称。另外,在20世纪,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大规模制度实践,其目标就是建立另一种民主政治并取得对民主的更高解释权,但结果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反而被西方称为“民主化”进程的胜利。这意味着民主再次沦入西方的政治解释,比如福山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西方式民主成了“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和“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福山的乐观显然根据不足,因为自那时以来,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在失去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变得更加死气沉沉,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陈词滥调也不再能激起人们的兴趣。通观历史与现实,民主在制度上和理论上的这种破碎局面是人类的民主理想趋于崩坏的标志,但人类似又永不能放弃这一理想。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自20世纪 80年代兴起的关于激进民主的讨论引人注目。它的实质乃是拯救民主的一种努力,它使得“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于民主的讨论第一次让人感兴趣”①。

  一般来说,激进民主反对正宗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向往一种替代性的社会主义民主理念。这就使它与马克思对民主的经典理解有着一种深刻而又复杂的传承关系。但激进民主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研究纲领,而是包含了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其中既有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主张涵纳并综合一切扩展民主的斗争以取代单纯的社会主义,作为新的政治目标②;又有鲍尔斯和金蒂斯的“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无责任的权力形式,实行对经济的民主控制③;还有拉米斯的对民主本意的乌托邦式理解,认为民主不是任何特定的制度安排形式,而是一种至今未被实现的历史性承诺④。在这三种不同的激进民主理论中,第一种已基本脱离了马克思的问题和立场,后两种则涉及马克思对民主的经典解释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拉米斯的观点。

    一、民主的历史命运 

  民主(democracy)一词在希腊语中意指“人民的权力”。民主制是指由多数人进行治理的一种政治制度。虽然现代西方人对雅典的城邦民主推崇备至,其实雅典的民主有重大缺陷:城邦民主之外的奴隶、外邦人和妇女均不得参加民主过程。更重要的一点是,在雅典时代,民主并不是一个赞美词。亚里士多德把民主制归入“反常的”政治制度,因为他认为“多数的统治”也就意味着“穷人的统治”,民主制度有可能导致多数穷人侵犯财产权或发动骚乱等⑤。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这种恐惧传给了后世。从托马斯·阿奎那一直到近代的洛克、康德和基佐,主流思想界一直把民主视为财产侵夺和暴民统治的同义词。民主作为一种正面的政治价值被世人接受,大约始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欧洲各国普遍爆发民众广泛参与的革命运动,极大地震动了思想界。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民主潮流难以阻挡,托克维尔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835年,他的《论美国的民主》出版,宣告“民主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并最早开始探讨民主的正面政治价值。在比较贵族制与民主制这两种政体时,他认为:“民主的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是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贵族的法制与此相反,它趋向于使少数人垄断财富和权力。……因此,一般可以认为民主立法的目的比贵族立法的目的更有利于人类。”⑥

  正是托克维尔发明了“多数人的暴政”这一概念,使民主成为现代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即民主意味着要求人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权和最后决定权,从而意味着多数人的绝对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如果不加限制和改造就会成为多数人的暴政,特别是成为穷人剥夺富人财产的方式。于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民主政治设置了一条底线,即民主政治必须以不侵犯私有产权为基本前提。由此开始了有产者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改造和盗用民主的历史过程。其内容大致如下:民主按照卢梭赋予它的原初含义,意为“与所有人有关的事务应该由所有人来决定”,这就是“直接民主”的伟大理想。直到 18-19世纪,政治理论还经常要求用这个直接参与原则去验证民主制。到了20世纪,随着资本权力的大规模扩展,民主理论发生根本转向。20世纪的政治理论认为,卢梭强调的“人民直接参与决策”是不现实的和无法操作的,民主的本质在于设计出以竞争方式来制约执政者的制度安排。在这个方面,熊彼特在1942年提出的对民主的著名定义具有开创性意义:“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决定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其方式就是通过竞取人民的选票来获得作政治决定的权力。”⑦多年以后,亨廷顿重申了熊彼特民主定义的要义在于不是根据权威的来源(民意)和目的(公益)来定义民主,而是使用“程序性定义”,即“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选来挑选领导人”⑧。亨廷顿还特别引用了达尔的多头政体来解说熊彼特的民主定义。达尔认为,民主的两个关键要素是竞争和参与,但参与已经不是人民参与政治决策,而是选民参加竞选投票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这就是代议制民主政治。对现代政治的发展来说,由直接民主到代议制民主,由参与理想到竞选方法,这一转变是决定性的,民主从此成为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概念。就财产权和经济平等被完全悬搁而言,也可以说,代议制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底线民主。这就是列宁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⑨。

  正因为民主按其本意主张人民主权是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根据,所以,社会主义政治从一开始就与民主理想有一种本质性的内在联系。由于民主的本意导致对私有产权的挑战,所以人们普遍意识到,争取民主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其实是同一个斗争:如果民主真正得以实现,其后果必然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把民主当作社会主义政治规划的一个本质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⑩。列宁进一步指出,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可能单独存在,彻底发展的民主意味着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彻底的民主变成了社会主义,同时也要求实现社会主义。”(11)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德拉—沃尔佩等人认为马克思的民主观点来自卢梭,这不无道理。但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实践并没有实现卢梭和马克思的民主理想,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最终导致其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反而使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本质联系遭到严重质疑。在20世纪,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断裂突出表现为:社会民主党维护的是一种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即使其在掌握了政权之后也没有建立社会主义;而当时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所创立的则是一种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中社会主义并未以真正民主的方式实现过。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民主,成为一个充满困难和迷茫的问题。大多数西方左翼学者现在都认为,社会主义是争取民主斗争的一部分,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

  随着苏东剧变,西方世界重新取得对民主的最大解释权。然而我们不应忘记,民主按其“人民主权”的本意必然挑战富人的财产权,因此民主本质上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社会主义主张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因而与民主本意相一致,所以才比其他任何意识形态具有对资本主义更大的挑战力。正因如此,如施韦卡特指出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总是打着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旗号来进行,而其本质恰恰是反民主的。施韦卡特详细列举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整个20世纪以反共(主要是反苏和反华)名义支持世界各国右翼独裁政权的历史,他将其统称为“反民主的十字军东征”,其战争、政变和杀戮所造成的伤害早已超过斯大林时代。他指出,如果西方世界的外交政策真是以民主(而非反共)为主导,20世纪就不可能是这个样子,而以“反共”而非“民主”的名义来维护资本的利益,对资产阶级来说确实是一种“成功的社会经验”(12)。正由于社会主义虽然在建立民主的体制实践中一度失利,但在精神上仍然保留着对民主的本质联系和解释权,所以右派和自由主义者才更急迫地盗用和改造民主,而其方法正是把民主限定为代议制民主、宪政民主和自由民主,结果民主由主张人民主权变成了主张尊重财产权和市场自由。按此理解,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体制中,民主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篡改是决定性的,它使民主理念与有产者在经历了两千年紧张关系之后,终于在资本主义时代握手言和。在这一过程中,正是加在民主前面的“代议”、“宪政”、“自由”这些限定和修饰,阉割了民主的真髓。

  今天,西方代议制民主已变得死气沉沉,弊端丛生,这是由资本主义与民主本意之间的内在冲突所决定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悖谬在于:它为了维护资本的利益而主张把民主严格限制在政治领域,划清政治过程与经济活动的界限,但资本的权力却必然要侵入政治过程,从而侵蚀政治民主。熊彼特正确地指出,现代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过程的产物,其程序和结构是被资产阶级世界的结构和利害关系所决定的(13)。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民主更退化成为“西方跨国公司支配下的民主”,跨国公司的无限权力成为通向民主的最大障碍(14)。正是资本权力的这种控制过程,使西方代议制民主流于程序游戏,即公众作为选举者定期作出从候选人中二选一的游戏;竞选实际上变成了资本对政治权力的收买过程。当今西方的自由民主呈现的是一幅大众政治冷漠、政治精英低票当选的陈腐画面。代议制民主的退化和衰落,不仅在于它变得越来越平庸,而且在于它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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