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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诺·鲍威尔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型
2016年12月18日 20:44 来源:《唯实》 作者:刘力永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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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no Powell and the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Young Marx

  内容提要: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批判了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从而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这几乎成了一个习惯性观点,布鲁诺·鲍威尔对于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型的作用因而被忽视了。一方面,通过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哲学马克思准确地捕捉到了德国的时代精神脉搏;另一方面,布鲁诺·鲍威尔的理论失足从否定的角度为马克思打开了一扇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秉持的无产阶级立场使他洞见了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幻之处,从而抵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地。

  关 键 词:青年马克思/批判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

 

  布鲁诺·鲍威尔是青年黑格尔派的精神领袖,对于马克思来说,他具有双重意义:肯定性的意义在于,通过与布鲁诺·鲍威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交往,马克思捕捉到了黑格尔之后的德国思想脉搏,他们有如登高的梯子一般帮助马克思进入哲学殿堂;否定性的意义在于,马克思敏锐地发现,布鲁诺·鲍威尔虽然努力地从事批判,但在现实面前常常显得虚弱无力,批判事业不得不成为书斋里空洞的声响,他的思想失足为马克思的思想转型打开了一扇门。波兰学者兹维·罗森感叹道:“遗憾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意见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的心目中已几乎被完全忘却了。”[1]288布鲁诺·鲍威尔对于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型的意义被遮蔽了。再现马克思接近鲍威尔然后批判鲍威尔的思想内在逻辑,不但有助于恢复一个“被遗忘了”的鲍威尔,更重要的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型也由此变得具体而丰满了。

  一、为什么忽略了布鲁诺·鲍威尔?

  青年马克思的第一次思想转型,即经过青年黑格尔派中介了的黑格尔哲学转向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一般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两次转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体现了两种理论逻辑的交汇):第一次转变在青年马克思那里表现为经过青年黑格尔派中介了的黑格尔哲学影响转向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一般共产主义;第二次转变从人本学唯物主义、一般共产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内容参见孙伯鍨先生著《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次思想转型毫无疑问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深刻影响,特别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对马克思思想转型尤其重要。然而当我们考察促成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因素的时候,如果聚光灯只是照亮费尔巴哈一个人,那么对于曾经真实影响过马克思思想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这样做无疑会减弱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义。

  我们知道,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是在批判宗教的过程中得以详细阐发的,而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问题上并不一致,关键之处在于“马克思比费尔巴哈更加深刻地理解宗教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本质,费尔巴哈基本上没有超出人本主义的本质”,“费尔巴哈从来没有能做到从这种社会的与政治的意义上运用哲学。他如同他的‘隐居’一样停留于宗教批判,马克思则前进到批判政治与社会制度”[2]。是什么导致了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这一思想差异呢?我们一旦了解了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的思想关联,就会茅塞顿开。

  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有过十分密切的交往,布鲁诺·鲍威尔于青年马克思的生活命运有过重大影响。马克思撰写博士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通常,马克思可以得到一个大学教师职位,过一种相对平静的学术生活。但是由于普鲁士当局对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的压制,马克思被取消了提名,只好到《莱茵报》做了一名编辑。[3]从《博士论文》、《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神圣家族》都映现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探索轨迹,这些作品的写作时间恰好是从1839年到1844年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的交往由密切到疏远时期。由此可见,在思想转型过程中,布鲁诺·鲍威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一段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

  然而,在对青年马克思思想进行研究过程中,布鲁诺·鲍威尔的作用却被忽略了。出乎意料的是,有观点认为,马克思正是造成忽略布鲁诺·鲍威尔的始作俑者。兹维·罗森认为,在1845年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故意不理睬布鲁诺·鲍威尔于1840至1843年期间所发表的观点,而只限于罗列他在《文学总汇报》中所阐述的观点,并加以讽刺。这样,马克思就可以把布鲁诺·鲍威尔的信念说成是“以漫画的形式自我再现出来的思辨”、“整个德国思辨的谰言”、“重复了思辨的高见”和“思辨神学”。马克思还想证明,在鲍威尔的概念和自己的概念之间不再有任何共同之处,因而他进行尖锐的批判,极力贬低鲍威尔及其著作,用一些污辱性的词句对鲍威尔理论加以讽刺。[1]2-5麦克莱伦指出:“要了解马克思对手的观点,马克思是一个出名的坏向导”,“不管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鲍威尔的攻击是否正当,重要之点在于,马克思在那里讨论的是鲍威尔当时的观点,即1844年所谓‘纯粹批判’时期的观点,但是如鲍威尔本人后来抱怨的那样,马克思认为这些观点代表了鲍威尔的全部思想的发展,从而把鲍威尔在1840-1843年所写的远更重要、影响更大的著作抛置不论了”[4]。马克思的这种忽略,我们相信是出于论战的策略考虑。

  兹维·罗森分析了布鲁诺·鲍威尔被忽略的原因,颇有见地。他认为,鲍威尔完全为马克思所否定,他的看法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学者,后来人对鲍威尔的著作缺乏直接的了解,仅仅依据马克思同鲍威尔之间的争论来确定自己的看法;[1]2研究马克思早期哲学的文献虽然提到了鲍威尔,但也只是一笔带过,其原因很简单:在这类的研究中,重点都是探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和概念的演变,而鲍威尔只是被当作马克思生活中的一个短短插曲而已;此外,某种图式已在马克思学中成为一种公认的东西,按照这类图式的解释,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在人类学、宗教批判、社会和国家学说方面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被人们不适当地低估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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