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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人权思想
2016年12月25日 22:00 来源:《江淮论坛》 作者:韩庆祥/宁明贤 字号

内容摘要:马克思注重分析人权的社会性,其哲学意义,一方面在于从价值观上找出资产阶级人权观的缺陷,另一方面在于从科学观上揭示出人权的阶级性质和社会本质,以及人权发展的社会规律,从而找出解决人权问题的正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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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是人类长期关注和思考的政治和法权问题之一。近年来,这一问题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从各自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出发,对人权作了不同理解,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看待个人权利上。

  一、马克思研究人权问题的方法论

  在马克思以前,西方进步的政治思想家所提出的“天赋人权说”,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一是从人的类本性出发,把人权看作是人作为人应当拥有的权利,强调人权的人类性,认为每一个人作为人,都应当享有不可剥夺和不可让渡的人权。二是从现实出发,把人权看作是调解国家和个人(公民)在利益上的关系的一种手段,期望凭借人民主权原则,通过人权使公民个人行使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并限制因国家权力过度集中而形成的独裁和专制。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说”,适合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了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冲击了压迫、特权、偏私和迷信以及权威。但也明显暴露出历史的局限:它没有正确解决人作为类所应拥有的类权利、人作为社会成员的特殊权利和人作为有个性的个人的具体权利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仅仅看到了人的类权利;没有分析人权的社会经济根源和基础,而较多地从人权的人类学基础出发来谈人权;否认人权的阶级性质及其阶级本质(实质);没有分析无产阶级的人权状况。资产阶级思想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历史局限,正是马克思在人权问题上所要加以分析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首先,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来看待人权,认为人权包含人作为人类所应拥有的一般权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他指出:人享有公民权,是符合人的类本质的,这是人的类生活的一种表现。但是,“在国家中,即在人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中的主权的虚拟的分子;在这里,他失去了实在的个人生活,充满了非实在的普遍性。”〔1 〕马克思的这段话有如下几层意思:人作为人类应享有的类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人作为类的一般权利的内容;是人作为人类必须具有的类的规定性;人作为类的一般权利的基础是人的类本质;但这种权利是抽象的和普遍的,是非现实的。显然,这层意义上的人权,是从人和动物相区别,并使人成其为人的意义上来规定的。马克思之所以谈论这种意义上的人权,旨在强调人与人之间在作为人的意义上的平等性,强调人人都有做人的尊严和价值,都有实现其人性的自由,其现实意义在于谴责非人性的社会,维护人的尊严。

  其次,马克思从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社会经济关系出发分析人权,认为人不仅是类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是受社会关系制约和规定的,人的社会权利是与他所处的社会关系的状况一致的。每个人都要与他人之间发生种种关系,其中最根本的是阶级利益关系。为使本阶级的种种利益免受损害并力求顺利实现,每个阶级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承认、设定和保障它所应享有的社会权利。这样,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权利,无产阶级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权利。资产阶级尽管打着“天赋人权”和“人人拥有平等的权利”的全人类的旗帜,但实质是宣扬本阶级的特权,无视无产阶级的人权。马克思指出:“至于谈到权利,我们和其他许多人都曾强调指出了共产主义对政治权利、私人权利以及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即人权所采取的反对立场。……人权本身就是特权,而私有制就是垄断。”〔2 〕“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地,类生活本身即社会都是个人的外部局限,却是它们原有独立性的限制。”〔3 〕既然人权中的“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总级中的市民社会的成员,那么,人权就具有时代、社会现实、阶级和历史的特性。既然如此,就不能只是抽象地从人的类本性出发谈论人作为类应享有的一般权利,而应该回到现实社会中来,分析“市民阶级”和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从而找出解决人权问题的钥匙。

  马克思注重分析人权的社会性,其哲学意义,一方面在于从价值观上找出资产阶级人权观的缺陷,另一方面在于从科学观上揭示出人权的阶级性质和社会本质,以及人权发展的社会规律,从而找出解决人权问题的正确方法。

  最后,马克思从有个性的个人出发分析人权,认为人权还包括每个人作为个人而应享有的个别权利。人不仅作为类、社会群体的一员而存在,而且还作为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人而存在。这里的“个性”,在马克思看来,既指个人不能被社会取代的独立自主性或主体性,也指不能被他人取代的唯一性、独特性和自我性。这正是人作为有个性的个人应享有其个人权利的根据。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存在,“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其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找到自己本身的利己需要的满足。”〔4〕在这种情况下, 人权不但没有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反而为个人利己主义活动提供了方便,并加剧了个人权利间的不平等状态。因此个人的权利能否实现,直接受社会关系或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个人权利实现的社会物质关系的分析上。

  总之,马克思是从人的类本性、社会性和个性三者的统一出发,来分析人权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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