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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如何“解构”马克思
2017年02月23日 14:09 来源:《浙江学刊》 作者:尚杰 字号

内容摘要:德里达对马克思的“解构”,即无论“精神”还是“物质”,都可以以一种脱离了逻各斯中心论框架的方式“出场”。

关键词:德里;延异;哲学;增补;文本;幽灵;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逻各斯;语言

作者简介:

  别一种唯物“主义”:德里达如何“解构”马克思

 

   内容提要:为解构“逻各斯中心论”德里达创造了différance(延异),制造了一个重大的“唯物”事件。这个词活跃在主体或先验意识结构之前,暴露了在逻各斯的说话结构之外吐露真相的“物质内容”,打开了一个空间的十字路口。“解构”作为一种“异”的哲学形态,既不同于东方思想强调“合”的传统,也不同于西方古典哲学的分析传统,所以是一种原创性的思想。所谓“解构”的异的空间,是在堵塞纵向或深度思维模式后的增补式活动空间,是各种活动要素之间横向的并置排列关系。在德里达的异域空间中,精神活动的统一性变化为精神活动的分裂性。德里达诉诸的“延异”,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异化”或“扬弃”等辩证法概念。所谓德里达对马克思的“解构”,就在于德里达所理解的事物的出场和传播方式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解有所不同,即无论“精神”还是“物质”,都可以以一种脱离了逻各斯中心论框架的方式“出场”。

  关 键 词:唯物主义/出场方式/物质/解构

   作者简介:尚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一

  德里达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像对待其他古典哲学家一样,德里达也试图“解构”马克思。关于如何评价马克思,德里达与我们国内学者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德里达把马克思归于“古典作家”的行列,他纳入这个行列的伟大人物还有列宁、黑格尔、伏尔泰、卢梭、莎士比亚等等。在德里达看来,我们国内学者特别看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并没有真实发生。以下,我们讨论德里达这一立场的理论根据。德里达的这些根据并不仅仅针对马克思,而是针对一切属于“形而上学”传统或者遵循“逻各斯中心论”的思想家。

  为了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里我们直取德里达的“解构”思路:解构像是在我们习惯性思维过程中,突然遭遇一个十字路口。(注:德里达说,“一切都要经过这一交织,文字也不例外——它实践了这一点。交织和X的形式使我很感兴趣,这倒不是因为它是未知的符号,而是由于其中存在一种分叉点(即十字路口、二次分叉、方格、格构和键等等)。”参见德里达:《多重立场》,余碧平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78页。)“解构”把时间性质的直线型思维空间化了,使思维面临不同的方向,“思维”不得不作出选择,“思维”必须对选择的结果负责,因为在不同的路途上“思维”将遭遇不同的景观。于是,简单的问题显然变得复杂化了。这种复杂性来自德里达创造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词différance。全世界各种语言中都不存在这个词,只是它的发音和法文的différence(差异)完全相同。但是,这两个词的形态显然不同,因为différence有一个没有归属的a,也就是说différence在任何文字的结构之外。德里达在这里制造了一起重大的哲学事件,它的要害在于拆解我们理解或认识事物的习惯性结构,或者说是传统结构。这个传统结构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直线性思维,一种以时间上的过去、现在、将来为标志的对应式思维。这种传统的思维结构主要有两条,其一是“发展”,社会、文明、理性都遵循着从蒙昧到进步的方向,并且形成了某种规律;其二是“对应”,这里指的是许多范畴的相互对应,比如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美与丑、内容与形式、内部与外部、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必然与偶然、正义与非正义、爱与恨,说话与含义,如此等等(这些对应关系不允许“搭错车”,例如在康德看来,真和美之间就没有关系,或者说有鸿沟),其中通常每对范畴中的前一个范畴具有特权地位,起支配作用。尽管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对其中某一个范畴的具体内容有争论,对某对范畴的主次地位有争论,但是毫无疑问,这些范畴的对应关系一旦确立,我们的经验就会按照这样的对应关系或者说是结构组织起来,它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的基本判断,决定了我们可能经验到什么和不可能经验到什么,用康德的话说,它划定了认识(真)乃至善和美的条件或者界限。这里隐藏着文明传承的密码,德里达和福柯如是说。德里达像福柯一样敏锐地意识到,这里问题的要害是有一种近乎约定好了的意识结构,而“结构”则是一个“形式”性的问题,它决定了西方人最基本的说话方式,即遵从逻各斯的说话方式。现在的问题是,当西方文明的传统固执于以上呆板的概念对立模式时,有许多“剩余”的东西,既非此亦非彼的东西被遗漏掉了,德里达列举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文字本身——德里达称拼音文字传统是逻各斯中心论或者语音中心论。语言就是说话,说出一种声音,与声音直接联系的是说话(声音)包含的含义(观念、意义、真理之类),这个过程没有文字什么事儿,好象文字不存在(不在场,死)似的。为了表示反抗,德里达发明了différance,它不是说话的声音,因为它的发音代表不了它的形状;它也不代表一个观念,因为它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甚至没有能力说它是什么,因为无论说它是什么,它马上就不是你所说的那样东西。它是不可说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它。于是,可说的与可见的东西之间出现了不一致,这正是德里达所要达到的效果。与其说différance是一个文字,不如说它是一个景观,它在向我们展示或者表演,它与意义之间出现一种可怕的断裂,使其表意或发音的“使用价值”失去作用——或者说是使指向说话含义的交流能力(时间性,说话是在时间中实现的)加上括号。敞开différance的空间,就像上面说过的十字路口。

  我们把différance翻译为“延异”,取其拖延和差异两种含义。“延异”的状态像空间上的十字路口,或者更复杂一些,像网络。在对此进行具体解释之前,有两个要点需要澄清,第一,德里达的解构背景与结构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相似的,他们都批判意识形态在哲学中的统治,以上我们列举的各个对立范畴也是意识形态的结构,这个结构的主宰是人的主体,人的能动性之类。从弗洛伊德到结构主义,再到德里达的解构,都抵制人的意识的作用,都认为有某些不同性质的,不能被人的意识控制的结构。弗洛伊德谈到性和梦的无意识,福柯谈论不同时代人们说话方式不一样,德里达这里谈论“延异”。在总的倾向性上,他们三个人都是在谈论与人的自主意识无关的“结构”。我们要特别注意,这种倾向的性质与人们对它们的批评相反,因为它的初衷恰恰是朝向“科学”。德里达认为“延异”的效果不仅不排斥科学,而且与20世纪的科学成就一致。第二,解构的一个要害是拆解或超越各种各样的界限,主要是范畴之间和学科之间的界限,把它们重新组合。这种情形非常复杂,不容易说清楚。有人,也包括我自己,写文章把解构及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特征与中国古代哲学做比较,认为两者有相似之处。最近我才想明白,这种相像是非常表面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德里达的思想只有从西方传统中才出得来,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出不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中强调“合”,忽视“异”(很不幸,这里我不得不指出,“合”的传统朝着精神生活简单化或者叫做非抽象化的方向,而“异”的方向相反),德里达和后现代的思想实际上真正强调的是“异”或差异——德里达的灵感要归功于西方的“分析”传统,即把看似一样的东西分解为各种不同性质的要素,这是西方文明而非中国文明的特长。正是在这个根本点上,解构不是中国文明的传统。解构是一种与西方传统分析方法不同的分析,虽然它不是归纳、演绎和狭义的分析综合之类,但解构仍旧是一种分析的技术:理解它的关键在于,德里达忽视西方传统哲学中认为那些必须做根本划分,有重大差异的东西,比如我们以上提到的那些对立的范畴,比如真实的语言与想象的语言的划分,或者叫做哲学与文学的划分等等。德里达的办法是模糊它们之间的界限,指出这些界限是人为虚设的。在原来的界限消解之后,原来不可能有的经验或精神状态就变得可能了。举一个例子,什么是“宽恕”,站在传统立场上,宽恕从来都是有条件的,否则死刑就不存在了,死刑象征着不宽恕。但德里达用解构的语言说,真正的宽恕是对不能饶恕的罪行表示原谅。德里达的说法也符合法国的现实,因为法国是一个废除了死刑的国家。从这里走出来的,就是解构的精神状态,它把原来的“宽恕”一词所适用的界限解构了。这种解构同时也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分析,像是精神的叠加状态,因为宽恕包含了不宽恕。这种情形也可以叫做精神的皱折,我把德里达式的分析理解为精神的皱折,这些因素之间有差异,但是差异之间又是贯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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