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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拒绝历史吗?
2017年02月21日 15: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作者:陈晓明 字号

内容摘要:“踪迹”是对历史的全面摧毁;而对德里达来说,“踪迹”就是活的历史,就是解构历史的历史性。

关键词:德里;解构主义;形而上学;哲学;历史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理解;研究;怀疑;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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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解构的“历史性”问题历来是一个难题,在德里达展开的解释情境中,历史只能是“历史之不可能的历史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底线就是建立在这“不可能的历史性”上。这是重写的历史性,反复铭刻的历史性,也是最接近真实的历史性。

 

  现在,曾经锋芒毕露的解构主义似乎已经日渐式微,人们也乐于发表解构主义过时的论调,而德里达本人也概叹廉颇老矣,已然变得“保守。”(注:盛宁:《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第12页的有关论述。该文冷静客观地分析了当代理论变化的趋势,是近年不可多得的好文章。对其中的观点,笔者深有同感,这也触发我去思考新理论是否真的面临创造力枯竭的问题。)解构主义滋养了美国的文学批评,这才有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的黄金时代。踩在后结构主义肩膀上的文化研究(以及西马的批判理论、后殖民理论、全球化理论、女权主义等等),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文化巨人,正在不顾一切地吞噬当代文化的所有现象。这个拉伯雷式的巨人早已数典忘祖,以为文化研究自成一格,拥有拆解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现实的精锐武器。但只要去除掉后结构主义的那些理论术语及思想方法,特别是解构主义打下的思想基础,文化研究还能剩下什么?批判理论还有多少锐气?在解构主义几乎被淹没和遗忘的历史时刻,我们真的为趾高气扬的文化研究和各种批判理论惭愧,也为德里达打抱不平。德里达一直抱怨人们从来就没有正确理解他,在他看来,真正理解他的不过寥寥数个同行,很有可能这还是出于友情才勉强认可。看来德里达是要抱撼终身了。现在谁还能耐心再读一下解构主义呢?解构主义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被抢劫一空,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讲坛上,人们只要掌握了几个词汇就自以为得其精髓。现在,解构主义似乎要在不知不觉中退到幕后。

  解构主义没有被认真对待,这就是当代思想捉襟见肘的根源所在。事实上,解构主义真正是后现代思维的基础,是不死的源泉,是建构后现代思想基础的纯朴起点,它依然包含着这个时代思想深化的重要资源。这就在于有必要重新审视解构的历史性和主体性问题。

  解构的历史性问题历来是一个难题,长期以来,解构主义被看成是历史与主体性的天敌,也正因为此,解构主义被理解成是抽空了人文学科的精神底蕴。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也因为此备受怀疑和攻击。然而。德里达近年来却明显在强调“历史性”问题,这不管是他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回应,还是他对人文学科在这个时代的功能与意义的看法,以及他反复谈论的“宽恕”和“正义”的问题,这些都表明德里达对“历史性”的重视。而他本人在多年来的访谈中也再三强调,他一直在反对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言下之意,他一直也在肯定和创建这个时代的思想。这都使我们有必要对解构主义重新加以理解和阐释。

  一

  2001年9月,德里达到中国访问讲学,这个中国人文学界期待了近10年的访问,虽然没有引起预期的轰动,但也激起了不小的反应。在三联《读书》编辑部、在北京大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厅,都可以说听者云集。没有狂热的场面,但有认真的聆听。德里达此番中国之行,显然有备而来,他的话题扣紧了当前的全球化现实,无疑也在投石问路。不管是关于马克思的遗产问题,还是关于大学人文学科志业的价值建构问题,都显示了德里达考虑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作为一个长期致力于解构西方启蒙主义价值观的思想家,此番中国之行却非常强调大学的人文精神建构,强调在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的功能作用。确实是出人意外,又发人深省。德里达已经年过古稀,白发如雪,却依旧精神闪烁,目光炯炯。在他深奥奇特的言说中,流宕着一种启示录式的灵气,似乎也有一种焦灼不安的预言。他在三联《读书》做的题为《大学的志业与无条件大学》的报告,尤为强调大学志业所包含的人文历史内涵。作为一个现场的参与者,我明显感到德里达关切的主题显示出新的品质。(注:德里达的演讲与有关的对话登载在《读书》2001年第12期上。《读书》2001年第12期,第3-13页。)关于“历史”,德里达在回答提问者的问题时这样说道:“关于‘历史’,我想可能你们有一些误解。因为从一开始,解构就不仅仅要求关注历史,而且从历史出发一部分一部分地对待一个事物。这样的解构,就是历史。只不过,在这个计划的内部,历史的概念不仅在历史学家那里,也在哲学家那里起主导作用,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的历史都应该接受解构。我认为,以这种解构的方法,人们使历史中性化。解构全然不是非历史的,而是别样地思考历史。解构是一种认为历史不可能没有事件的方式,就是我所说的‘事件到来’的思考方式。”

  德里达在这里并不承认他有人文和历史的转向,他认为他的解构一开始就不是限定在话语和语言的层面,而是对一种机制——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并且,他始终参与现实的实践,也就是说,解构始终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怀。当然,德里达也微妙地提到,他“不会一生总重复相同的东西”。这说明变化或转变还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但他何以又不愿意承认他的解构思想在后期更倾向于历史与人文呢?至少他加重了对历史和人文的正面强调。这里面也可能有二重问题交叉在一起:其一,德里达早期的作品,如《声音与现象》、《写作与差异》、《文字学》、《边缘》、《立场》、《播散》等等,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没有强调解构的语言学特色。当然,对历史的解构本身就具有历史性,这一点确实是所有对德里达早期作品阐释的人都没有加以强调的。但这种印象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归咎于德里达自己,在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历史”本身总是一个被置疑的对象,至少在那个时期是如此。对启蒙主义的历史观进行挑战,是整个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风气,德里达本人也默许了人们把他塑造成尼采式的反历史的英雄。

  从《马克思的幽灵》、《友谊政治学》等近些年的著述,再看看2002年,德里达在英语世界里又推出的三本新书:《谈判》、《宗教行动》、《再没有不在场证据》,这些言说已经直奔主题,全球化、宗教、人性与审美、遗产、当代民主政治、大学的人文精神等等,总之,他的思考既被现实难题拖着走,也可以说他卷入了现实与历史纠缠的乱麻丛中,这反倒显示出他的解构具有的亲切感和人性化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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